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之修正——以运输毒品罪为视角

对毒品犯罪的惩处一直存在重刑化倾向,应予适当修正。司法实务中认定运输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不利于实现量刑均衡。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在具体适用时难以区分,可考虑合二为一。     

论死刑司法控制的体系化展开——基于适用标准的解释路径

中国现行刑法中的死刑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剥夺生命”,而是一个概念集合,需要在不同条文规范中具体理解.在该种“死刑”规范体系中,中国死刑的适用应当遵循相应的进出分流机制,从而体系性地控制死刑的司法适用,实现罪刑均衡.基于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目标共识,《刑法》第48条第1款中的“罪行极其严重”与“必须立即执行”应当分别是限制广义死刑与死刑立即执行的规范依据.“罪行极其严重”的解释,应当强调“罪行”是分则条款中的罪状表述、不包含人身危险性因素,且“极其严重”必须明确可辨;“必须立即执行”的解释,则应围绕人身危险性因素展开,主要通过罪前与罪后情节评估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     

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中"明知"的认定

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是一种故意犯罪,认定本罪主观故意方面的认识内容.也即本罪故意中"明知"的内容是认定本罪的构成与否的前提.在实践中发生的某些"不明知"情况下行为该如何定性? 这都有待于对本罪"明知"的认定.     

侦办盗窃案若干法律疑难问题解析

盗窃未加盖公章和印鉴的无效空白支票,通过伪造公章和印鉴获取财产的,应定诈骗罪而不宜定盗窃罪。盗窃印鉴齐全的空白支票,自填数额、用途等,取款、转款或购买物资,其自填数额达到较大标准的,亦应按盗窃罪处理。流窜盗窃分子供述的盗窃或扒窃事实、情节与缴获的赃款赃物,与同案人的供述相一致,也应予以认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有价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财产为目的而取得了上述票证,但在持有过程中,行为人放弃了非法占有的故意或目的,未有领取款物而将票证归还原主或毁弃的,可按犯罪中止处理。盗窃他人合法占有、控制的自有物,应视为“他人”物,可以构成盗窃罪。普通物品在认定盗窃数额时,应根据其价格和价值特点,分别确定计算标准和办法。特殊商品中,假冒伪劣残次品的价值计算,应按其实际价值计算。在处理赃物时,对一些特殊性质的赃物,应采取特殊方法处理,不能按照处理一般赃物的办法处理。     

浅析职务侵占罪的构成及其认定

职务侵占罪是刑法修订后新增的罪名,理论界在该罪的理解和认定中存在较大的争议,容易混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因此有必要认真分析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及司法认定.首先从职务侵占罪的发展历史着手,对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一些必要的解读.除此之外对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共同犯罪进行必要的分析.     

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的理解与适用

生物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下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继续织牢织密法网对其进行保护。经历了分散立法和专门立法阶段,我国在外来物种入侵防治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行政-刑事”二元法律体系。近年来,外来入侵物种泛滥,相关案件频发,对生物安全造成了严重侵害,极大地影响了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永续发展。对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对可能引发外来物种入侵的行为进行规制,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犯罪治理体系的实际效能。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存在具体法益较为单一、构成要件较为模糊和制裁措施不够多元等适用难点。对此,应当通过准确认定行为可能侵害的法益、合理阐释构成要件要素内涵和科学配置多元化刑事处遇措施等方式优化本罪的司法适用模式,切实提升犯罪治理效能。     

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探讨

挪用公款罪是司法实践中多发的犯罪。它不仅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 ,而且也侵犯公共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正确认定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犯罪主体、犯罪客观要件以及共同犯罪等问题 ,可以准确区分挪用公款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更好地运用刑事法律打击挪用公款犯罪 ,保护国有财产不受非法侵犯。     

个人信息的刑事保护：法益重述与模式选择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应界定为个人信息安全，以契合该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尊重信息数据规范系统的整体秩序、保护个人信息所蕴含的多元价值，以及指明信息犯罪的治理方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适用模式不应采取源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二阶分级保护模式，因其制度原型不适合作为刑事标准，且其规定对象难以同位阶保护；应采取刑事司法解释规定的三阶分级保护模式，坚持人身、财产安全的单一分类标准，涉人身、财产安全信息的再分类与内容信息，源头信息双重保护策略。在这种模式下，对生物识别信息应采取“阶段规制论”策略，将在样本输入、特征提取和模式匹配阶段检索、生成的个人信息分级认定、合并计算犯罪数量，以遏制不断萌发的信息风险。     

贩毒人员持有毒品性质认定之举证责任探讨

2015年颁行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将贩毒人员持有毒品的行为一律推定为贩卖毒品,实际上是对该类犯罪的举证责任进行了重新划分,虽有助于从严打击毒品犯罪却难以避免侵犯人权的危险。由于毒品的特殊性,吸毒人员有大量持有的内在需求;"控制下交付""特情引诱"的运用,也大大降低了司法机关对毒品犯罪的举证难度;此外,中国对毒品犯罪的制裁一直采用重刑主义的立场。这些都显示了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够合理。在综合考量毒品犯罪侦查难度、打击毒品犯罪现实需要以及保障人权等因素的基础上,有必要严格限制推定的范围,并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规定推定的情形;同时,应将当事人一方排除贩卖的证明标准由"确有证据证明"降低为"有证据证明"。     

论敲诈勒索罪的立法完善——兼评《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条

敲诈勒索罪不应以数额较大为唯一的定罪标准,多次实施敲诈勒索行为也应构成犯罪。对于多次敲诈行为应当理解为一年以内三次敲诈勒索,且均未达到较大数额的情形。作为加重构成的其他严重情节应当如何理解,理论界存在诸多争议,应综合考虑行为的时间、地点、方式、次数等因素进行认定,并避免重复评价。对于性质上属于敲诈勒索罪的累犯、共犯的情况,应严格按照刑法总则的规定处理,不宜作为本罪的加重情节。《刑法修正案(八)》对敲诈勒索罪增设罚金刑的规定,兼顾了刑罚衡平性要求与犯罪预防功能的发挥,具有合理性。本罪的最高法定刑仍需进一步加重,使之提高到与盗窃、抢劫等犯罪相当的层次。     

新论财产罪法益——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纵观财产罪法益的发展史,各种学说层出不穷,可谓百家争鸣,但终究莫衷一是。侵犯财产罪的法益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国刑法学界,对其界定不一将直接影响各种行为的性质与认定。各国学理与司法实务中存在各种争议,重新审视财产罪的法益势在必行。反思财产罪法益,借鉴民法占有的事实推定与权利推定理论,将刑法上的占有“拟制为所有”,非法之债“拟制为债权”,把此两者纳入财产罪法益的范围之中,重构新的财产罪法益体系并将其分为三个地位不同的层次予以解析,进而提出“法益抵消原则”,这为一系列侵犯财产罪的疑难问题分类释疑提供新思路。     

浅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环境污染问题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刻不容缓。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现行刑法所规定的一项非常典型的环境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对原《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了较大修改。新修改后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降低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犯罪客观方面的标准,即只要求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处置物质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就构成本罪。在实践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投毒罪有相似之处,但主要区别在于犯罪行为人的心态是故意还是过失。《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内容进行了修订,而其罪名并没有调整,由于社会发展,新的情况不断产生,其也罪名应该予以及时变更。     

生命权平等性视角下我国死刑适用标准的探讨

死刑废除论提倡生命高于一切、反对同态复仇和践行保障人权的法治观;死刑保留论以经济效率性、死刑预防性和刑罚道德诉求为基本论据。死刑存废之争对司法上合理锚定我国死刑适用范围和划定适用标准并无助益,死刑仍是我国刑法中重要的刑罚方式,我国应当跳出死刑存废之争的泥潭,坚守死刑限制适用的司法立场,明确死刑具体适用标准才是当前我国刑法学者的使命和担当。应当以“生命权平等性”原则作为死刑适用的基本标准,只有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人,才有可能被适用死刑。如此既符合刑罚报应主义、预防主义、罪刑均衡原则,也契合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精准贯彻“生命权平等性”标准,有助于协调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的关系,也能为司法者提供明确的死刑适用标准,最终塑造尊重生命权的法治文化环境。     

论行政诉讼中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以《行诉解释》第106条为分析对象

《行诉解释》第106条首次明确了行政诉讼中的重复起诉识别标准。然而,由于该标准过于抽象,法院在识别过程中,一方面因对三要素的理解存在偏差,规范之内未严格遵循三要素均相同的识别标准;另一方面因对诉讼标的之不同理解、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扩张理论之发展、立案登记制下法定起诉条件之解读,规范之外以行政行为、主要争点、事实和理由为识别标准,导致重复起诉认定呈现出宽泛化趋势。据此,应以《行诉解释》第106条三要素识别标准为依据,确定当事人同一性之“一般情形+特殊情形”标准,选择诉讼标的同一性之“行政行为违法性说”标准,区分诉讼请求同一性之“诉求相同型与诉求包含型”标准,以此构建和解释行政诉讼中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     

“杀猪盘”犯罪案件的定性与处罚——同案不同判引发的思考

“杀猪盘”案件是近年较为流行的新型电信诈骗犯罪.对于“杀猪盘”案件的定性和处罚,司法实务中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原因在于,司法机关极少细致地研究“杀猪盘”案件的行为特征,未能准确把握诈骗罪的行为构造,也忽略了开设赌场罪的保护法益,最为关键的是没有充分评价案件的不法事实,最终导致案件的处理结论有失偏颇.“杀猪盘”案件存在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一是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成立开设赌场罪;二是通过操纵赌博结果骗取财物,成立诈骗罪.行为人先后针对不同的法益实施了两个内容完全不同的行为,因而不可能构成想像竞合犯;由于前后两行为欠缺类型关联性,所以也不属于牵连犯.为了充分评价案件的不法事实,避免量刑失衡,对“杀猪盘”案件应当以开设赌场罪与诈骗罪进行数罪并罚.     

行政非罪化的理论证成与适用规制

非罪化现象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出罪权的“过程性”配置规律、定性与定量性相结合的犯罪认定机制以及执法机关对于行政犯罪案件的先行管辖事实,决定了行政非罪化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行政非罪化应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即行为涉嫌构成犯罪以及行为欠缺刑罚必要性。原则上,行政非罪化主要适用于情节轻微的犯罪案件,当然,法律明确行政处理前置的案件则可以突破情节轻微的条件限制,并且,在对案件非罪化处置后,行政执法机关还应当给予行为人与其违法行为相当的行政性处罚。     

再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在司法审判中为了寻求正当的个案裁判,首先要准确认定裁判事实。如何及时、准确的认定裁判事实,是司法审判的重点、难点和热点。诉讼证明是运用现有的证据试图重构过去事实的发生经过,是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的盖然(可能性)判断。通过分析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诉讼证明标准,以我国合同法为例进行论证,得出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分三个级别:以“高度盖然性”为原则性证明标准,实体法律又特别规定了“显而易见”标准和“相对占优的盖然性”标准。并且,在例外情况下,对证明困难将危及实体法的原则和目的时,法官可以通过法律解释降低原则性证明标准,适用“相对占优的盖然性”标准。     

食品监管渎职罪司法适用论要

科学理解和准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八)》所增设的食品监管渎职罪,才能有效惩治和防范食品安全监管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着力提高食品安全水平。"食品监管渎职罪"是立法规定所确定的科学、合理罪名,有利于司法适用。在主观罪过认识上,食品监管渎职罪应认定为过失犯罪。在明确具体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司法机关要审慎掌握犯罪成立标准,谦抑适用食品监管渎职罪。在司法适用中,准确确定渎职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是认定食品监管渎职罪刑事责任的关键。     

如实供述与自愿认罪的新构建——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为视角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受到两方面的限制:其一是保留的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其二是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狭窄的认定范围.因此,有必要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重构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的认定,即扩大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的认定范围;恢复自愿认罪的程序意义;对被强迫如实供述的,能确定无罪的宣告无罪,不能宣告无罪的,应从轻、减轻处罚.     

论既有刑法模式与虐童案中的未成年人保护

在虐童案中需要有效地区分虐待罪中“情节恶劣”的适用标准,具体应当将未成年被害人的虐待情节加以特殊对待.而对未成年人的精神虐待也应纳入到定罪范围.在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等竞合的问题上,要坚持适用数罪并罚原则,重视虐待罪的宣告意义.在程序法上,对儿童被害人的虐待罪可以取消适用自诉程序,并且赋予相关人一定的代为诉讼和举证权利.坚持在既有的刑法规定模式下对虐童案进行处理能够更好地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刑罚的应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