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之修正——以运输毒品罪为视角

对毒品犯罪的惩处一直存在重刑化倾向,应予适当修正。司法实务中认定运输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不利于实现量刑均衡。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在具体适用时难以区分,可考虑合二为一。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探析

毒品犯罪集中体现了毒品问题在刑法规范、司法实践、社会评价等诸多层面的碰撞与反思,从毒品犯罪的历史、现实、未来的多重考察可以发现:超越对毒品犯罪的一般技术性、规范性、社会性认识,逐步引入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尤其在禁毒国策的框架中思考毒品犯罪及其刑事政策发展,将能够对毒品犯罪的规范认定、社会共识取得更深刻的理解.自建国以来,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经历了从线性到多元的历时性发展过程:建国初期的禁绝毒品刑事政策、无毒国时期的禁毒刑事政策、新时期的多元化综合治理刑事政策.当代中国惩治毒品犯罪的定罪刑事政策以考量严密犯罪圈为主要思路:对毒品犯罪的任何可能环节都考量设置罪名、量刑刑事政策以考量刑罚的最高压区为主要思路:对毒品犯罪始终保持最严重的刑种与刑度.从更具有长效意义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最好的禁毒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     

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的理解与适用

生物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下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继续织牢织密法网对其进行保护。经历了分散立法和专门立法阶段,我国在外来物种入侵防治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行政-刑事”二元法律体系。近年来,外来入侵物种泛滥,相关案件频发,对生物安全造成了严重侵害,极大地影响了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永续发展。对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对可能引发外来物种入侵的行为进行规制,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犯罪治理体系的实际效能。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存在具体法益较为单一、构成要件较为模糊和制裁措施不够多元等适用难点。对此,应当通过准确认定行为可能侵害的法益、合理阐释构成要件要素内涵和科学配置多元化刑事处遇措施等方式优化本罪的司法适用模式,切实提升犯罪治理效能。     

国外毒品相关犯罪防控的社会政策及评价

毒品引发的犯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各国出台了各种措施防控毒品引发的犯罪,基本形成了一套普遍性和针对性相结合的社会政策体系。本文总结区分3个层次:针对社会整体状况及一般公民的普遍性预防政策、针对极有可能成为毒品相关犯罪的受害者或犯罪者的特定防控政策以及针对参与过毒品相关犯罪人群的专项防控政策;并以此为线索系统梳理评价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为我国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相关启示和借鉴。     

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利益角色分析

毒品问题对阿富汗战后重建及其国计民生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的、根深蒂固的和难以消除的。阿富汗地方军阀和毒枭乃至政府、地方官员和警察在毒品问题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美国在毒品产业中的利益以及侧重反恐的总体战略导致其在阿富汗毒品问题中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塔利班在毒品活动中获益相对有限;恐怖主义与毒品问题之间的联系并非传统认为的那么密切。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中刑法谦抑性原则之考量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刑事立法的重要原则。它的宗旨在于可以使用刑罚以外的手段能够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时,就不要使用刑法加以调整。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在行为边界设定和犯罪情节描述方面虽然反映了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本要求,但在司法解释中关于情节严重的列举性规定之间却存在逻辑矛盾,容易产生罪刑不对等的现象,从而背离了刑法谦抑性原则。此外,本罪中关于法定刑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和起刑点过高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实现,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其他一些罪名中,应该通过修改刑事立法的方式予以调整。     

印孟关系中的非法移民问题

孟加拉国人向印度移民有着历史、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他们的大量涌入让印度非常担忧,认为它给印度的政治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带来了威胁。为了防范和打击孟加拉国非法移民,印度采取了包括遣返、修建隔离网、筑造边界公路、增设边界哨所、实施＂多用途身份证＂在内的一系列措施。由于孟加拉国拒不承认非法移民问题,两国经常为此发生外交纠纷。非法移民问题日益成为制约两国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     

危险驾驶罪的构成特征及司法适用

为了控制危险驾驶行为所可能导致的风险,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涵盖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种行为模式的危险驾驶罪。从犯罪形态上讲,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属于必要的共同犯罪,并且需要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具有情节犯的特质。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理论上应当是一旦实施醉酒驾驶行为犯罪即告既遂,但基于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的指导和制约功能,其还是应当受到刑法第13条但书的制约,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酒驾驶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初衷排除了适用缓刑的可能,而缓刑制度的价值追求决定了其又可以适用缓刑,二者之间呈现出二律背反的现象,基于刑法的谦抑性,还是应当对其限定条件地适用缓刑。     

全球化与中国非法移民问题的治理

本文阐述了当前全球化背景的基本特点及与非法移民的关系,并在阐明中国非法移民基本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论刑法典规制范式视角下非法数据跨境传输罪的确立

在数字经济时代,刑法面临新的挑战,国内外大型数字平台公司为了商业及其他目的,往往会针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等关键数据实施无限制数据收集并通过各种途径传输至国外的非法行为。此类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侵犯了国家数据主权、妨害数据管理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刑法必须及时作出回应并予以规制。我国《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门增加了针对数据犯罪的条款,附属刑法规制模式清晰可见。然而,上述规定过于笼统且狭窄,不具备整体性和普遍适用性。当前,我国现行刑法典中的罪名无法准确适用于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因应技术发展以及国家利益在数据上延伸的现实情况,刑法典规制范式应该确立。增设非法数据跨境传输罪势在必行,该罪名的增设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打击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维护国家的数据管理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刑法典规制模式可以有效克服附属刑法规制模式的不足,在立法目标、规制范围和规制模式等方面均有突破。同时,条文的明确性和协调性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保护主义和刑法结构的调整趋势。     

比较法视域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研究

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目的追求、体制结构以及机制模式,世界各国和地区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范围、操作程序等各有不同。运用比较方法理论,在对比分析美国、德国、日本等典型国家和地区司法运作的基础上,试图理顺和廓清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程序以及法律效果,从而为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民间借贷违法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再探讨

近年来,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异常活跃,并呈现出新特点:专业融资机构兴起、违法犯罪规模惊人,从消费性借贷为主向生产经营性借贷为主转化。民间借贷案件频发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影响。然而,目前法律制度对民间借贷违法犯罪的规定不完善,造成社会认知混乱和司法认定困难。借鉴台湾、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立法和司法实践,建议赋予民间借贷合法的法律地位,明确划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为民间借贷市场的正常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牵连犯原理司法适用困境研究——以一类特殊的毒品犯罪为研究起点

牵连犯理论作为众多的判断行为人所实施的数个行为是一罪还是数罪的原理之一,对案件的最终处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由于立法对牵连犯的规定并不清晰,导致司法过程中运用牵连原理审判案件时误判频出,尤其是在毒品犯罪过程中更是为严重,这损害了刑法功能及其价值的实现。本文以一类特殊的毒品犯罪案件为研究对象,从立法规定、牵连关系判断以及从一重处罚中重罪的选定三个角度对牵连犯在司法审判过程中适用困境展开研究。     

企业资产减值的相关问题探析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公司制企业相关制度在我国不断完善,需要依靠会计信息支撑投资决策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尤其是企业所有者和债权人对企业所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愈发提高。资产减值这一概念应运而生,更加真实地将资产真实价值反映在会计账面上。但在资产减值准则实际运用过程中,无法避免出现一些企业利用这一准则相关内容以操纵利润的现象。这种恶意操纵行为使得资产减值出现的初衷——稳健性原则大打折扣,致使这项原则成为破坏市场规则、诱导投资者做出错误投资决策的幕后帮手,极大阻碍了资产减值会计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资产减值相关问题的研究,说明资产减值会计在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以及实际操作过程中尚且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原因展开分析,最后对健全资产减值会计准则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建议,旨在为我国资产减值会计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显失公平制度在和解合同中适用问题探析

在我国,和解合同不是典型合同,但实践中相应合同关系大量存在,其核心特征是当事人在合意基础上确定不明确的法律关系,具有风险承担的功能。和解合同的特殊性使得显失公平制度与和解合同在基本原理、制度目的等方面存在冲突,但同时有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理论层面,显失公平制度理论体系并未排除其在和解中的适用可能性。实践层面,错误制度的适用限制强化了显失公平制度适用的必要性。具体适用规则上,关注和解合同要件的判断、一般原理的限制作用是基本前提,充分考量与其要件和内容相关的特殊因素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从犯罪学视角对被害人相关问题的探析

近几年我国许多犯罪学研究学者开展了对被害人问题的研究。所谓被害人是指人身和财产等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本文拟通过对被害人的特征、被害成因、对被害人的救济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以便更准确地把握犯罪现象,制定出预防被害的措施,对预防犯罪、减少公民人身和财产权益受损害提供有力的帮助。     

高空抛物罪的教义学阐释及司法适用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与《高空抛物意见》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高空抛物罪的增设,其目的在于强化对公共场所秩序法益的保护,以弥合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侵犯人身财产犯罪罪群体系上的处罚罅隙.高空抛物行为及其发生的场域复杂多样,应采取具体危险犯的判定模式,"情节严重"之标准要求足以引起公共场所周边不特定公众的紧张与恐慌,扰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高空抛物罪的主观罪过仅限于故意,排除过失形式.在主观认识要素上要求行为人对抛掷物品的材质、密度等物理特性以及抛物之时空环境具有认识或认识可能性.为了避免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高空抛物罪的规制范围不宜过于扩张.高空抛物罪的增设势必会对刑法体系中的其他罪名产生竞合或交叉,有必要从解释论上予以衔接、融贯,构建高空抛物行为司法应对的系统方案,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甘肃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发展的模式选择及相关问题探析

本文在对甘肃城市化现状及其缺陷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发展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基础上 ,对甘肃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发展的模式选择进行了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