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探析

根据行政不作为中义务的产生条件不同,可以将行政不作为划分为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与依申请性行政不作为两类.对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的界定要以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负有特定的行政作为义务为前提条件,同时要结合有法定的事实发生之客观要件、行政主体具有作为的可能性之主观要件、行政主体没有履行其法定的行政作为义务之内容要件来加以分析判断.构成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之前提的行政作为义务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是法律规范的直接设定或间接体现,还来源于行政主体的先行行为、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及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设定.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具体表现为作为起因性不作为和纯粹不作为,是具有违法性的.     

行政不作为的根源、危害性及其防治对策探讨

行政不作为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有其认识上的根源、利益上的根源和体制上的根源.它虽然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受关注程度较少,但其危害性与行政乱作为的危害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是行政腐败的重要表现,不利于依法行政;它造成政府职能错位,人为地削弱行政职权的效力;它直接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因此要从提高法律意识入手,自觉实行依法行政;改革行政体制,规范政府管理方式;加强行政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完善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制度,落实执法责任制,从而标本兼治,防治行政不作为.     

治理为官不作为与乱作为的启示

<正>提高行政效能,优化服务质量,是科学执政形成的共识,规范好行政行为的合理运行,保障好职责权限的清晰厘定,关键是要治理好不作为与乱作为对公权行使的危害。"太平官思维"是行政不作为主要诱因平安占位子、忙碌装样子、疲沓混日子、临事推担子的"太平官思维"已越发引起社会的关注,如     

试述行政不作为及其诉讼救济

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不作为的地位缺乏明确、统一的规定:《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仅在有关条文中规定了某些行政不作为的具体表现形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 7、5 6条,则首次将行政不作为以专门的法律术语形式予以规定。对行政不作为概念的明确,是进一步作深入研究的前提。行政不作为的概念,应当恰如其分地反映其内涵,并契合该事物的本质,以作为探讨监督和救济理论的共识性基础     

违法行政不作为若干问题思考

行政不作为从性质上可分为合法行政不作为和违法行政不作为。违法行政不作为的行政主体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性质上界定违法行政不作为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实践中应分清违法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关系,明确违法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制度。     

论社团分担公共行政任务及其合法性

社团是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之一。社团分担部分公共行政任务的法理在于减轻国家行政机关的治理压力,并提升落实公共行政任务的效益。社团分担公共行政任务处于国家治理的补充地位,在功能适当原则下确定分担领域,在服务性行政与秩序性行政上突出其特点。社团分担公共行政任务需受到特别的公法规制,遵循依法行政原理之下的行政行为合法性与合理性要求。在遵守普遍行政法理的基础上,对于各项专业性行业性突出的任务,亦需达成主体适格、依"法"执行、程序正当,并接受监督。经得起"合法性"的质疑,方能嵌入治理体系,达成国家治理目的。     

论行政上的即时强制

本文从总体上对行政上的即时强制进行研究,文章认为行政强制可分为一般强制与即时强制,它们都以基础性行政决定为前提,以是否能够期待相对人自动履行义务(从时间上的允许性和义务类型上的可能性两方面考察)为人权关怀.其中,即时强制以基础决定为前置条件,以出现紧急情况且无法期待相对人自动履行为限度条件,以具体法律明确授权为职权条件.即时强制的方法从实际所达对象的不同,分为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对财物的各种处置、对住宅等场所的进入和依职权所为的其他必要处置四类.文章最后提出,即时强制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救济管道畅通;鉴于合法的即时强制常会带给相对人特别牺牲,所以应建立比较系统的行政补偿制度.     

试论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转型

中国政府管理处于一个从“部门行政”转向“公共行政”的转型期。政府行政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尽一切努力弱化“部门行政” ,基本目标就是建立“公共行政”。“部门行政”与“公共行政”是分别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两种类型的政府管理制度 ,而部门利益是部门行政延续的根源。推动“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型的制度设计思路是 :提高部门“三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 ,力争作到“职权法定” ,杜绝“职权自定” ;加强对行政立法行为的监督 ,有效遏制“部门职权利益化”趋向的发展 ;加快公共财政制度建设 ,阻隔“部门职权利益化”实现的渠道 ;决策与执行合理分开 ,中断部门利益实现的链条 ;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探索党政分开的有效途径。     

“活”的城市与“被看见”的人——城市大脑的实现逻辑以及对行政管理和行政法的影响

城市大脑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治理方案，以数据调取和利用为关键，高度关注个体权益保障和现实诉求。它以城市作为治理单元探索地方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经历了从技术应用、场景突破到学理提炼的演进过程，如今到了新的瓶颈期。对其形成掣肘的是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和传统行政法，为更好地保护个体权益并提升国家和地方治理水平，行政组织、行政编制、行政职权、行政程序和纠纷解决机制等都面临革新。     

行政强制设定权的原则与规则

作者认为,我国行政强制设定权的基本原则是行政强制权与行政职权的关系,行政强制设定权与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法律制度基本框架的关系,行政强制权与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关系,行政强制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关系。而行政强制设定应当遵守的法律规则有授权规则,权利规则,时限规则,事项规则,补充规则。     

共存机制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与自治——以上海市为例

当前转型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处于"街居制"与"社区制"共存的状态。因街居制与社区制是基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治理理念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机制,当前基层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是因为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机制和治理理念没有相匹配而造成的。社区制取代街居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它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发生改变和完善。其途径是,以服务型执法确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简政放权、行政管理重心上移;以预算制度保证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的效率;以法治建设保证转型后的社会治理机制不走样。     

简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缺陷及其解决途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公共利益的保护单纯依靠行政机关,在行政机关违法或不作为而侵害公共利益时,没有建立依法追究行政机关责任的机制,公共利益的受侵害得不到救济。这表明司法最终原则没有在我国现行法律上得以有效贯彻。行政诉讼制度产生于民事诉讼制度之后,一般是从民事诉讼制度中逐渐分立出来;公诉制度是刑事诉讼的特有制度,如何使其与行政诉讼制度相结合,建立起一种新的行政诉讼制度,以保障公共利益受侵害时能得到救济,是近年的一种理论探索趋势。当一种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人对此提出异议,或者无法向当事行政机关以外的机构提出异议时,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当然不能得到纠正。在这种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得不到有效救济的情况下,国家就需要设立一个公共利益代表机关对这种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以司法作为衡量行政行为的善恶。检察机关依其性质就是这样的公共利益代表机关,不仅有权依法对这一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而且有义务对这一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在这一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机关是原告,做出这种违法或不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对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水平的对策思考

一、牢固确立服务行政的理念 政府公共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已经由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顾客之间的关系.社会公众已成为政府服务的对象,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和"顾客",公共行政不再是"管治行政"而是"服务行政".公共行政的目标应由单一地追求行政效率发展到全方位追求社会公平、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加强公共责任和提高社会公众的满意度.要牢固确立服务行政的理念,深化行政改革,不断提高行政绩效和服务水平.     

国际行政法之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视野中的国际法治

国际行政法是针对跨国行政活动和国际治理中的国际行政合作关系作出的规制和调整,是在传统国际法体系中出现的一个新兴分支领域,其逻辑起点和理论根基是全球治理的提出。全球治理中善治标准的实现需要引入行政法等一系列工具,因而全球治理的提出与行政法有着与生俱来、不可分离的关联性,行政法构成全球治理的微观基础。全球治理的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行政行为来加以理解和分析,即规则制定、冲突利益间的行政裁决,以及其他形式规制性和行政性的决定和管理。目前,一个规范等级逐渐鲜明的"国际行政法"体系正在产生并逐步形成,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     

野生动物保护治理的法律改革之道

在野生动物保护治理中,应秉承"保护优先"的原则,以"限制利用"取代"规范利用"原则,引入"风险预防"原则,防范公共卫生风险。应建构野生动物保护治理网络,加强行政部门协调,引入社会主体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参与,完善对违法行为的举报奖励与保护。应合理设定野生动物领域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完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机制。应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修改,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来推动野生动物保护治理法律规范的体系化。     

我国行政赔偿制度与司法实践的非契合性探析

目前,在我国行政赔偿制度与司法实践是非契合的,分为三种类型:第一,行政赔偿缺位性非契合,表现为:抽象行政行为致害行政赔偿的缺位性非契合,公共设施的行政赔偿缺位性非契合,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行为赔偿的缺位性非契合,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缺位性非契合,侵犯非人身财产权的缺位性非契合。第二,行政赔偿错位性非契合,表现为: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赔偿错位性非契合,行政不作为行政赔偿错位性非契合。第三,行政赔偿不充分性非契合,表现为:侵犯人身权行政赔偿的不充分性非契合,财产权损害行政赔偿的不充分性非契合。通过对以上我国行政赔偿制度与司法实践的非契合现状进行分析,指出行政赔偿制度进行立法完善势在必行。     

安全:现代行政新理念

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安全问题的国三,由于安全问题的国际化、关连性,构建新的以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行政理念是中国特色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是传统行政观自身发展的需要;"安全"在当下有着全新的内涵,体现了国际和国内事务处理中的非排它性、非个体中心性、平等参与性和关联性的特点.实践层面中要加强对安全问题的理解和制度建设.     

公正程序的法哲学探讨

具有中立性、平等性和充分性要素的公正程序的理念,或多或少地适用于现代国家的司法、行政、立法等活动之中。这一理念从程序上有力地制衡着国家权力、保障着公民个人的权利。因而基本从价值观念上值得肯定。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与程序的效率性相矛盾,因而不是程序设计和运用的唯一依据,不能绝对化。建构法律适用程序时,既应对公正理念的诸要素作限制性理解,又要坚持不同的实践标准。在公正理念实现度不很高的中国,现有的法律适用程序急需加以改进。我们应在刑事诉讼中加深对被告人的程序保障措施,并适当抑制法官职权作用;在行政活动中加强民主性和科学性,贯彻公正理念和原则。     

健康政治:现代国家建构中的疾病治理——理解现代国家建构的新维度

生命健康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疾病治理是现代国家的重要责任。人们对疾病属性的认知,经历了从个体行为到国家管理、从生物医学问题到社会公共问题的转变。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国家能力的增强使国家具备了开展疾病防治的条件。国家的疾病治理过程深刻改变了国家自身,疾病治理重新定义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增强了国家对公民的规制和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同时,疾病治理对现代国家公共卫生制度的确立和行政机构的设置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国家机器的完善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增强疾病治理的有效性,现代国家应在内部增强公共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信息沟通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还应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性机构发挥更大作用,加强疾病治理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攻关。     

行政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行政文化是支配和制约行政行为的行政意识的综合体系。行政文化是影响行政绩效进而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根据行政权威、行政理念、行政价值和行政规则四个维度及其强度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行政文化模式。行政文化从总体上可分为整合型行政文化和离散型行政文化。协同性整合是整合型行政文化的最高境界。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必须优化行政文化，实现行政文化的协同性整合。行为学习、理念学习、价值学习和规则学习，从服从到顺应，再到认同和内化的学习过程，是实现行政文化协同性整合的内在机制，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