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吴趼人的历史小说观

吴趼人的小说理论的基本立场与梁启超一致,是欲以小说改良群治.但吴的历史小说观中有相当部分与梁启超思想并不协调.吴趼人历史小说观有两个关键词:教育和趣味.在他看来,这两者在历史小说中是可以统一的,但事实上这两者在吴趼人的历史小说中表现出矛盾的一面.     

"吴中体"释论

"吴中体",指"吴中四杰"为代表的吴中派诗歌之体,形成于北郭结社,既是吴中派崇古用世、遁隐顺时、遗世独立、适意求静士人心态的外现,又是吴中诗歌传统的承继,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吴中体"宗唐、复古,力矫元人多作七言近体及"沙陲弓马"、"诗情益泯"之习,主要特征有五:崇尚才情,风华颖迈;感时伤事,诗以存史;自适性情,清新自好;不主新奇,擅于咏物;诸体兼擅,臻于"大全".与吴中派兴衰相对应,"吴中体"也发生较显著的变化,即从前期自适性情,到中期多凄凉之音,再到后期归于"清雅".     

论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之关系

唐代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表明中唐以降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具备了掌握教育资源的能力进而有了获得政治地位的可能.地方士人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已经异军突起,这正好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说明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从《恨海》、《劫余灰》看吴趼人对小说表现手法的探索与尝试

从《恨海》、《劫余灰》看吴趼人对小说表现手法的探索与尝试宋一兵我国古代的小说，不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还是侠义公案，神仙鬼怪，大都以讲故事为主，人物为故事服务，对故事情节的叙述重于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而吴趼人的《恨海》、《劫余灰》则对小说结构进行了有益...     

论东汉士人的“岩穴”情结及其文学表现

东汉官场污秽,众多守节之士向道家思想寻求人生寄托,不与当道合作,多高蹈隐逸之行。有的人志追巢父,裂冠毁冕,栖居岩穴,轻慢王公,傲视天子;有的怀道隐居民间市井,以全性遂志为人生理想,躬耕自给,泰然处之;有的在重压之下不得不违心地屈从征辟,但他们居官不视事,身在魏阙,心驰岩穴,身与心陷于极度的矛盾中。这些"岩穴之士",有的以坚定的隐逸之志和岩穴生活实践著称,有的则将隐逸之志见诸吟咏,抒发"岩穴"情怀。东汉士人寄情岩穴的人生实践与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吴兆骞现象"及其经典意义——兼论清初东北流人文学的历史内涵

吴兆骞不仅是清初东北流人及流人文学的突出代表,在当时还成为一种引人嘱目的现象即"吴兆骞现象",这一现象关乎他的时代,关乎那个时代士人的生存与命运,关乎那个时代文学创作及心声.清初东北流人文学是特殊文人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创作的具有特殊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的特殊文学.     

明四家扛鼎吴门

正明代中期,江南苏州地区经济繁华,文化发展,出现了不少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卓有成就的人物,其中就有影响后世千年画坛的"吴门画派"。其代表画家皆为苏州人,因苏州为古吴都城,早有"吴门"之谓,因此画派得名"吴门"。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几乎可以说代表了明代文人画的最高水平,故四人又被称为"明四家"。自沈周开创、以四人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基本上被认为是继承"元四家"的文人画传统接续下来的体系,自晚     

宋仁宗朝谏官活动与怪奇文风研究

宋仁宗朝谏官振职,成为仕宦捷径。受谏官活动影响,士人谏诤精神高涨,同时也刮起一股沽名徼进之风。谏官存在"立异为心"的不良风气,谏官"立异"行为为士人所仿效,浮薄士人为求虚名,标新立异,刻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通过求奇求怪惊众取誉,士人中出现怪奇之风。仁宗朝以范讽为首的"东州逸党"、庆历年间石介主盟太学后的"太学体"等怪奇士人风气和文学现象都与之相关。     

从《淮南子》看汉代审美风格的变化

在美学史上<淮南子>地位重要,其美学风格兼有汉初质朴美、实用美、现实美,同时也显现出转型中的与之截然异质的"鸿大美、壮丽美".于思想内容的"纲纪道德,经纬人事"的"鸿烈"和二十一篇庞大结构以及层层的铺陈、渲染,语词丰富、辞藻华美等方面都有所反映.美学风格转变的实质映射出增强了国力的汉朝,在经济的滚滚发展浪潮中,必将迎来思想活跃和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展现汉初士人究"天地之时",接"人间之事",备"帝王之道"的雄心壮志.     

崂山道士的传说

正"崂山道士"闻名全国,许多人由"崂山道士"而知崂山,而知青岛。"崂山道士"之名大扬与蒲松龄的小说《崂山道士》广为流传分不开。小说中有崂山道士一壶酒七八人久饮仍喝不干,"剪纸如镜,粘壁间",成为月亮,一支筷子成为美女等等故事,但小说并非宣扬这些,而是批评想不劳而获     

走向文章之士的心路历程--从汉代的三篇不遇赋谈起

汉代大一统政权的建立 ,使得战国时激扬的主体精神难以再现 ,士人因此产生“不遇”之感。士人在解释“不遇”处境的同时 ,试图重新体认并适应外在环境。基于不同的时势和对自身处境的不同认识 ,士人先后尝试了几种可能的立身方式。这一过程中士人角色意识的转换 ,显示出由策士到文章之士的心路历程     

谭嗣同"心力说"的原创性价值

谭嗣同作为"戊戌变政"运动的精英人物,又是近代道德转型的先驱者.因为传统中国所实行的是政治道德化与道德政治化的机制,因而人们对政治的态度实际上也即其道德人格诉求.谭嗣同进行"政体创新"与"道德创新"的理论武器是其"心力说"."心力说"对中国近代道德转型所起的奠基作用有:在道德本质问题上,用世俗的"人欲之善"取代了传统的"天理之善";在道德实践理性上,用近代性"平等自主"之美德扬弃了古典式"等级依附"之美德;在"集体关怀"的德性层面,用"平民主义"否定了"权威主义".     

近代上海的中国新派学者与西方传教士

有“西儒”之称的传教士与中国学者构成的近代上海知识分子群落,在近代上海社会变迁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致力于开埠后的上海城市各项文化事业建设,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学术走向繁荣,也在促进社会变革、宣传新思想方面作出了贡献。作为处于社会过渡转型时期的中国文人学士,在和来华的洋教士学者密切合作交往中,共同译书、办报,开办医院和学校,使上海成为中外文化交汇相融之地,从而相应地衍生出反映上海特征的近代城市文化。     

近代西方“权利”概念的中国化

19世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接纳了西方的"权利"概念.但是,中国近代进步知识分子并没有依照西方"权利"概念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去认识权利概念.近代中国是在"民权"与"民主"对立.政治化的民权,民本化的民权,抽象化的自由、平等和私权缺失的基础上形成"权利"概念和观念的.近代西方"权利"概念的中国化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产生了特定的影响.     

试论吴趼人写情小说的伦理叙事——以《恨海》为中心

吴趼人的写情小说以鲜明的伦理道德关照在晚清小说中显得尤为特别。关注以《恨海》为中心的写情小说的叙事手法,立足于小说中大量的伦理内容,从伦理叙事的角度,对其叙事动力、叙事线索、人物塑造和道德立场进行了初步解析。     

黄遵宪“国学”的“东学”渊源

中国近代,学界把"东学"狭指"日本之学术"。因为研究近代的黄遵宪"国学"与"东学"的关系,即借用了近代通用的"东学"之涵义。黄遵宪首先在《日本国志》中提到"国学"之词,并且多次提到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国学",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还叙述了日本近代江户时期的国学四大代表人物之一本居宣长。我国近代,国学界盛行"国粹"之说,也不可忽视黄遵宪的贡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给予了我国近代国学者极大的影响。我国近代学者通过《日本国志》,不仅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等,而且还了解了日本的文化,了解了日本近代的"国学",了解了日本的"国粹",黄遵宪对我国近代"国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并且黄遵宪也阐释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对日本学术有着很大的影响。     

文化转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内产生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士不是自由职业者，而是具有官僚等级身份，成为官僚后备队，发挥着为社会制造合法性及政治监督等功能。在第一次文化转型中，产生了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担当了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角色。在五四后的社会革命中，新知识分子转化为具有民粹倾向的革命战士，同化于工农大众，其特殊社会角色消失。在建国后，知识分子变成不具有独立身份的“国家干部”，并受“左”的思潮打击，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积极社会角色。第二次文化转型即改革开放中，现代新知识分子诞生，他们开始摆脱行政等级身份，向自由职业者过渡，并且重新担当起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角色。从而成为改革和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士”与钱穆的文化历史观

由"以士释史"所体现出来的钱穆之文化历史观,不仅源于他所持守的"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领导"中国史之演进"以及"历史即文化"等观念,还缘起于他对晚清民国史学界"考订派"与"革新派"之弊端的批评与纠偏。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的价值与意义在于,通过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社会性质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观念生硬解释本国历史的不当做法。但钱穆在"以士释史"时,简化了中国历史演进中事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把"士"作为一个终极因素,夸大了"士",尤其是"士"的精神在国史演进中的解释力。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史学"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士尚志”与《史记》士人传记的书写

《史记》在书写士人传记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士阶层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并不断发展的结果。士人以“尚志”为特征，有着充分的生命自觉，人之一生成为一个值得欣赏、书写的审美对象，以“志”之确立、实现为线索，士人的一生行事也便于整合为完整的叙事。孔子重视“志”对于人生的领率作用，已经有省察、观照人生的意识，屈原抒写行志过程中的挫折、情绪，其诗歌具有强烈的自传性。在思索命运时，他们都援引古人、穷究天人，形成一种叙述士人生命历程的典型范式，为司马迁的传记写作提供经验。司马迁特别关注士人为行其志而做出的倜傥非常之事，在古今、天人的视野下探究命运的形成，为士人异彩纷呈的生命写照传神。     

论孔子入仕观的“矛盾”之处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都是孔子所说。前一句话的意思是士人在天下有道时就入仕,在天下无道时就隐居。后一句话隐含的意思则是士人在天下无道时应积极入仕,改变现状。于是有人认为孔子的入仕观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实际上,这些人没有从"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语境出发,断章取义,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句话摘自《论语·泰伯》"笃信好学"章。在此章中,孔子主张士人无论在何时都要以天下为己任,坚守儒家之道。在天下有道时,局势安稳,士人自然应该入仕;在天下无道时,局势动荡,政情复杂,士人必须认真思量,择机而动。在天下无道的前提下,士人在没有找到有道之邦时就选择隐居,避免降志辱身;在找到有道之邦时就积极入仕,救世济民。这才是比较完整的孔子入仕观。如果孔子主张在天下无道时士人唯一的选择就是隐居,那么孔子和那些在乱世中选择冷眼旁观的隐者就没有什么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