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广州金融风潮的应对

广州在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在广州和香港分别设立的分支行为世界列强在华银行之滥觞;中国第一家华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开业后,即在广州、汕头及香港等地设立分行.民国24年(1935),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中央银行;民国26年(1937),广州地方官办银行的资本总额约为3400万元,占国内地方官办银行资本总额的40%以上.广州近代银行制度在清末逐渐萌芽并在民国前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华南财团",广州官办银行在国内同业中处于执牛耳之显著地位.近代广州政治紊乱,经济动荡,商民的心理素质脆弱,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引发大规模的金融风潮.一方面是新型银行等近代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因银行挤兑等引起的金融风潮又此起彼伏;再有就是历届地方政府都在绞尽脑汁,通过强行调节毫银和纸币的流通比例来化解金融风潮,三者相叠加构成了一幅既千奇百态又万般无奈的金融画卷,由此可窥中国近代金融业形成、发展状况之一斑.文章通过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以清末民国时期广州所发生的七次较有代表性的金融风潮入手,对政府、公安、商民和银业等四个阶层在金融风潮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剖析,以点带面再现了近代广州社会的金融百态,得出有规律的历史经验.     

民国时期黄炎培华侨汉语文教育思想探析

黄炎培多次考察南洋的华侨教育,极力主张要在侨学中推行汉语文教育,打破省界以利于师生克服方言的干扰,并采取多种灵活手段改进汉语文教学,提出多种办法加强教师队伍,来保证汉语文教学。     

梁伯韬：李嘉诚的御用银行家

在李嘉诚的支持下,梁伯韬创办了百富勤,带领内地企业赴港上市,赢得“红筹之父”的美称;长和系公司多年来的分拆和融资,大多由他一手操办;他是李嘉诚的御用银行家,李超人曾经公开说,“无论他到哪,我都会支持他”。     

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婚姻习俗的变迁

民国时期是东北地区由传统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东北的婚姻习俗也在中西融合交汇中逐渐发生变迁.主要表现为婚姻礼仪形式铲除了诸多陋习,趋于简约文明化;婚姻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新潮人士不仅提出了"婚姻自由"的口号,并勇敢将这一观念付诸行动.可以说,婚姻习俗的变迁增强了婚礼的社会化,有利于社会风气的转变,无疑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伴随自由恋爱结婚观念的倡导以及妇女地位的提升,离婚问题亦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东北地区.     

论民国时期的北京商业铺保

本文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北京商业铺保档案的样本,初步分析了商业铺保的形式、责任及社会关系类型,不仅揭示了民国时期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北京城市流动人口与流动经济资源的运作方式,而且从微观的角度展示了北京城市基层社会的生活结构。     

民国时期对朱熹政治思想的研究

民国时期,朱熹政治思想得到了多个层面的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或从政治哲学层面上,或从政策主张层面上,或从为政实践层面上,对朱熹政治思想作了全面的阐述.民国时期对于朱熹政治思想的研究,是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从中国政治思想史角度的研究和阐述,以及多数学者对朱熹政治思想的正面肯定,对于全面认识朱熹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网络时代我国的金融安全探析

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金融运行模式,网络时代金融活动的特点在于其虚拟性、直接性、风险性和电子化.随着我国信息产业对金融发展支持力度不断加强,金融网络化已是大势所趋,但就目前来说,我国金融网络化程度低、问题多.改变这种现状的根本出路在于硬件上要确保高质,并建立严密的计算机系统和相关健全的法律,法规;软件上要开发自己的保密、防病毒系统及增强金融工作者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意识,确保我国金融适应网络时代形势而健康发展.     

“两个结合”视角下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探析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文化领域灵活运用“两个结合”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果。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赓续传承唯物史观的实践导向、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创新思维丰富文化建设的理论遵循、以辩证思维落实文化建设的实践部署、以底线思维筑牢文化建设的发展底线,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时代化新境界、不断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创新发展新空间、不断开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新境界、不断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推动世界文明繁荣发展。     

金融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探析

搞好返乡农民工创业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加快新农村建设以及创建和谐社会都具 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由于资金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返乡农民工创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农民工创业的支持力度,对促进农民工创业的快速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民国时期的《大中》杂志叙录

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在北京出版发行的《大中》杂志的介绍和研究还相当匮乏。本文考证这份社会科学综合性刊物的出版编辑情况,梳理其登载的内容,讨论其在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方面的价值,指陈其编辑排版错漏,认为《大中》杂志不该被湮没,值得关注和研究。     

金融诈骗罪主观要件探析

金融诈骗罪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侵犯财产所有权。其犯罪构成与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一样,必须同时具备犯罪客体、客观、主体、主观四个要件。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以及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认定此类犯罪必须正确把握的问题。“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必备的主观要件,而不是选择要件。金融诈骗罪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只能是直接故意,不能是过失,也不能是间接故意。     

民国时期广州银行业风险控制的三道防线

地处中国南部边陲的广州远离皇权中心而毗邻港澳、连接南洋等地,其金融历来自成一派。清末民国时期,这里聚集了众多的银行机构,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国家中央银行。而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两次银行停业倒闭高潮中的第二次却是以广东银行的停业为标志的。目前,我国对民营银行的受理已全面开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和机构类型已全部开放。开办银行或成为银行股东于国人而言已是美梦成真了。而处在国民经济核心地位的银行,其经营的成败将会对一国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开办银行既需要资本更需要智慧。本文通过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再现了清末民国时期新型商业银行在广州设立时的艰辛、开业时的盛况、倒闭时的悲哀,进一步理清了广州银行业在排除道德风险、减少操作风险和消除信用风险中所形成的三道防线的脉络,为金融管理当局以及有志进军金融业的民营企业家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民国时期广州商业报刊中消费文化的呈现研究

民国时期广州商业报刊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广州这座商业中心城市消费文化的繁荣。本文以时间顺序为经,以辛亥革命时期、民国前期、日伪统治时期、民国后期四个时期的重要商业报刊为节点,搭建一个考察民国时期广州商业报刊发展活动的经纬框架,探讨商业报刊通过新闻报道和广告等呈现出的广州市民消费文化、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等景观及相互间的互动关系。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立法问题探析

农村合作金融是我国农村金融的主体力量。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的绝大比重,但是其法律规制现状却与之极不相称,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亟须加强立法。世界上大多数农村合作金融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通过积极推动立法,将政府扶持合作金融的义务法定化从而得到蓬勃发展的。我国城乡金融的发展极不均衡,加强农村合作金融法律的建设,应确立合作金融组织的法律性质、地位和具体内容,从而以法律化的方式将国家对农村合作金融的制度安排长期确立下来,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创建有益的金融环境。     

金融危机对亚洲金融合作的推动效应探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必然趋势。为了保证经济稳定,维护金融安全,使东亚各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和发展空间,东亚区域金融合作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金融危机对亚洲金融合作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分析金融危机产生推动效应的原因,总结在金融危机推动下亚洲金融合作的发展特点,并展望亚洲金融改革的前景。     

孔子的德育思想探析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他对于道德教育非常重视 ,认为道德在修身养性、治理国家和发展教育等方面 ,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 ,他不仅构建了以“仁”为核心的德育范畴体系 ,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对于当代德育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的德育方法和德育原则     

邓小平反对官僚主义思想探析

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战略家的胆识和大无畏的气概 ,站在时代的高度 ,从 2 0世纪 5 0年代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一直坚持和领导全党同官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并在斗争中形成了系统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在建党 80周年之际 ,深入学习、研究、坚持并发展邓小平的这一思想 ,对于加强党的执政建设和执政水平 ,推进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胡锦涛干部教育思想探析

胡锦涛重视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并有多年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实践。胡锦涛认为,抓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重视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体系的完善;注重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主张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内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工作创新,提高培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