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中印文学关系

陈寅恪利用其对梵文的掌握,考证了印度佛典版本的真伪、佛经译者的归属,勘证佛经翻译中的误译,并阐述了自己的佛经翻译观。他从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角度入手,详尽考察了佛经文学与中国文体间的关系,仔细梳理了中国古典小说与外来佛经故事之间的渊源。这些对于理清中、印文学之间的关系,再现佛教与佛经故事在中原的流变情形,动态把握本土文学选择吸收、消化融合外来文学故事的全部过程,有着巨大意义。     

古代浙江籍佛教学者与中国文化

历史上,浙江古代佛教学者几乎遍及中国所有的佛教学派和宗派,许多著名的佛教学者都属浙籍。他们对中国佛教宗派的开创与传承、佛教经典的翻译、注疏与创作、乃至整个中国佛教思想和文化的弘扬与发展,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促进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丰富中国古代文化和扩大中国佛教的国际影响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佛教文学视域下的舜故事流变考论

“谋杀舜”故事是《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舜生平经历的一小部分,言辞简洁,情节简单。《六度集经》在编译和流传过程中,出于传播佛教教义的目的,拼接“谋杀舜”故事与出自《诗经·大雅·生民之什》的后稷遭弃故事,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情节与人物细节,给“谋杀舜”故事打上佛教烙印。敦煌《舜子变》则以《史记·五帝本纪》中“谋杀舜”故事为蓝本,添加舜上树摘桃的情节,这个情节很有可能改编自二十四孝之一王祥为继母护柰的故事;同时又引入本缘经中常见的帝释天拯救佛与菩萨的桥段,使得“谋杀舜”故事变得更加曲折离奇。舜故事的演变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在早期传教过程中出于现实的考虑,不得不在佛经翻译的准确性上有所让步,积极吸收与改造中国主流话语,努力适应本土文化,以便形成更加广泛的信众基础。     

中国佛教文化论纲

本文认为佛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是对古代印度文化的一次系统总结和重大变革。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圈内的移植。它和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儒、道文化相接触,经历了一个由依附、冲突到互相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佛教化的过程。经过长期的选择、改造和重构,中国佛教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从而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般来说,它具有适应性、世俗性、调和性、简易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既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作用于佛教的结果,也是佛教能够在中国长期存在、广泛传播的条件。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印度逻辑与中国、希腊逻辑的比较研究

这里所说的印度逻辑,指产生于印度古代的一种系统逻辑学说,即因明。因明与中国古代逻辑(以《墨辩》为代表)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并称世界三大逻辑源流。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指引下,对这三种逻辑学说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分析,这无论对于人类文化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对人们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都将有所裨益。从南北朝隋唐以后,随着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传入,印度逻辑就陆续地系统地传入我国,     

话语与制度:洪武君臣关系的重塑与评论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主要指向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双方互动方式及其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洪武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的生成期,关于君主身份合法性、君臣权力关系格局,以及君臣相处之道的形成过程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家政治与政治文化,且与元明易代、明初封建诸王、废相等重大事件密切关联。梳理洪武君臣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话语形态与制度推演,可见该过程主要指向两个维度:君主身份合法性的文化确认和君主集权制度框架的构建。此外,洪武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王朝早期历史记忆,在此后二百余年间,被士人群体反复评说,构成以君臣在国家体制中权力与角色为中心的不断反思,甚至发生对皇权专制极端化倾向批判的思潮。     

日本对外国文化的选择与排斥

日本作为一个没有史前史的岛屿国家 ,其文化的形成是迟滞而缓慢的。而且 ,正如英国、菲律宾等岛国承袭西欧大陆文化或马来文化一样 ,日本文化在其形成之初也同样吸收了外国文化。自古代起 ,日本便将中国文化作为其渴求达到的目标 ,在政治形态、典章制度、语言文字等许多方面都以中国为范式。早在1 80 0年前 ,日本便引进了中国的耕作文化与纺织文化。 1 30 0年前 ,又从中国引进了系统的国家制度和佛教 ,1 6世纪则从中国引进了儒学。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 ,日本高层人物经国济世 ,中层人士从政为官 ,下层百姓处世为人都以儒学为中心。不仅政治…     

元朝时期权力对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的操控

进入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新学派和新观念层出不穷,显现了翻译研究多样化的特点。在西方,权力与翻译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90年代译学＂文化转向＂以来,突出权力问题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转向＂已成为＂文化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史和译法的讨论都开始关注权力对翻译的影响。对于中国译学界来说＂,权力转向＂仍然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其中所蕴含的一些新的理念、范式、案例等,都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所揭示的一些问题和现象,在蒙汉翻译活动中也同样存在。然而在蒙汉翻译研究领域中,从翻译与权力视角进行探讨者寥寥无几。本文将从翻译与权力关系入手,主要以元朝时期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为例,试论权力对蒙汉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给蒙汉翻译研究做出新的尝试,拓宽研究视野。     

略谈《八千颂般若经》历代汉译本的特点——从梵汉对勘谈起

《八千颂般若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中国古代多次予以翻译。本文根据梵文校勘本和六个汉译本所进行的梵汉对勘,分析不同时期汉译本的特点,并揭示各汉译本与梵本的关系,由此一窥从东汉到北宋佛经翻译的历史流变。     

略论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与佛教文化之关系

南朝时期,佛教摆脱了玄学的附庸地位而获得充分发展,佛学更深刻地渗透到中国文化之中,成为当时上层社会主流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南朝社会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侨寓文化世族之一的琅邪王氏,遵循家族崇佛的传统,广泛地结交名僧,积极参与佛学义理的讨论,甚而以其文人特有的优势,通过文学作品宣扬佛教,在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视阈中公共权力制约的困境

实现公共权力的科学运行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受到传统政治文化中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从权力的官僚化、伦理政治化和民本的虚位性的视角,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公共权力制约的内在联系,对传统中国社会公共权力制约的现代转型,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论中国佛教的新罗化过程

佛教是在朝鲜半岛的民族问题、政治问题错综复杂的背景下由中国依次东传至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由于历史、地理、文化诸因素的制约，三国佛教的特色及命运各不相同。新罗佛教通过有步骤、有层次、有目的的民族化过程，最终成为民族强盛、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     

SPECIAL ISSUE： EXAMINING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Abolishing the death penalty：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death penalty

死刑渐废论者的逻辑是：死刑不合理、不人道,但是在当前中国,由于国情、文明程度的特定性,又具有合理性,这是一个矛盾的结论。不合理的就应该摒弃。将传统文化、文明现状以及民众的态度与死刑的废止结合起来是知识者的精神自虐。正如死刑存在的原因从来不是民意一样,死刑废止的阻力也从来不是来自于民意。哲学家并不掌握死刑存废的政治权力,正如死刑的存在最有利于政治权力的贯彻一样,终结的动力来源于国家政治权力,来源于国家政治权力的代表者——政治家。     

《华严经》与中印启悟文学母题

作为一个文学宝库,佛经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原型和母题。在佛教传播的广大地区,熟读佛经,成为熟悉和了解文学传统的一个必要条件。东方古代文学中影响深远的文学母题,如因缘和合、轮回转生、化身下凡、遇难搭救等,无不与佛经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即使不是佛经首创,也是有赖于佛经的传播而得以发展。本文所探讨的启悟文学母题也是其中的一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探讨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对整个国家政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和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总体水平还不是很高,还处于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现阶段,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每代人不断地去完善。     

转型国家的社会分化与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涉及政治体系、权力结构、政治过程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等四个方面.转型国家普遍面临政治稳定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社会分化和政治分化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制度性机制缺失而无法消解政治分化所造成的既定共享预期错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交流运行方式失范.在理论上,每个转型国家都具有不同的内部状况、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因而其政治稳定的表现层次和形式也不同.目前,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是稳定的,但政治过程和社会政治心理则呈现出隐性的不稳定运行状态,因而需要从权力结构的高度去调适政治过程和重建稳定的社会政治心理,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稳定地实现现代化转型.     

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过程,或者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者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与手段。但无论基于哪种视角,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基层治理的目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四个现实条件决定的。其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政治基础在基层;其二,从当代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因其实验性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改革风险,为社会转型发展积累经验;其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基层乡村和城市基层;其四,由于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党和政府主动地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的路径,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财政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适应变革的治理模式,这就使得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转型压力。实践表明,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推进政策过程中的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基层民众、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使全部治理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有效推动增量改革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将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治理行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论大国地区战略中软实力的运用——以中美东南亚地区战略为例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及各国复合相互依存深入拓展的时代背景下,地区战略谋划和地区战略选择在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大国地区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既要考量国家在该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更要考虑如何运用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硬实力与软实力在内的多重国家力量,与其他国际行为体进行战略博弈,以谋求利益最大化。尤其是软实力所包含的制度认同力、文化与价值观吸引力、经济发展道路影响力,以及军事外交沟通力等要素,在大国地区战略博弈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本文以东南亚地区为例,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层面分析了软实力在中美东南亚战略博弈过程中的运用,并得出结论:平衡中国软实力及中国"整合型"战略的影响力是美国"盟主型"战略的重要指向,且主要体现在以获取实质性利益及制度性权力、认同性权力、同化性权力为目标的战略选择过程之中。     

新兴国家未来中长期政治发展趋势

本文以经济发展、政治精英与政党、大众( 中产阶级) 、政治改革、文化文明、新兴权力等变量与因素作为评估新兴国家未来政治发展趋势的主要依据。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若能处理好"四大关系",避免"四大风险",未来政治发展趋势将是机遇大于挑战,总体产生"四大影响"。     

谈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兼谈印度哲学对中国思想的影响

早在1959年汤用彤先生就告诉我们:“中国佛教汉文翻译和著作中保存了不少印度哲学的资料,过去中、外人士已多有发掘。现在为着促进对印度哲学方面的研究,我正在编一汉文中的印度哲学资料汇编。——在大藏经中广泛抄集,……目的为今后研究印度哲学者之用,……。”汤先生已去世多年,而此汇编迄未问世。最近,我整编了汤先生的遗稿,从中得到不少教益,现就以下几个方面略述汉文佛经中关于佛教哲学以外的印度其他各派哲学的记载和论述,并谈谈印度哲学对中国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