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累犯制度之比较研究

累犯制度是我国刑法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也是重要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经过对我国现行刑法和 1 997年 1月 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对累犯制度的分析比较中 ,提出一些值得我国立法界和司法界借鉴的观点 ,以完善我国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同时 ,在某些方面 ,应注重制度本身的完善。     

挪用公款罪若干疑难问题辩析

挪用公款罪是 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增设的罪名 ,1979年的刑法典未作规定 ,1997年刑法典将该罪纳入其中。为便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该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8年 4月 6日作出了《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挪用公款罪中的“归个人使用”应是其构成的必备条件 ,不能将私有公司、企业视为个人 ,注意区分营利活动与违法活动之界限     

俄罗斯没收财产刑的兴起和衰落

没收财产刑在俄罗斯一直饱受争议,在其法典的修订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存在到废除再到"恢复"的曲线过程。但2006年《俄罗斯刑法典》对没收财产的规定并非恢复了2003年被废除的没收财产刑,而仅是增补了以前刑法典中所没有的特别没收制度的规定,是对特别没收制度的完善而已。     

论欧盟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的行政法治理

欧盟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科学顾问是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内部的科学委员会和科学小组.欧盟通过《统一食品安全法》以及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发布的各类指引,专门建立了确保科学委员会和科学小组成员能够提供卓越的食品风险评估科学建议的遴选制度、确保科学委员会和科学小组成员能够独立作出食品风险评估科学建议的制度以及确保其活动体现公开和透明的制度.借助于这些法律制度,欧盟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做出的科学建议以及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的科学绩效获得了欧盟社会公众、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成员国等主体的信任.欧盟的这些法律制度能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知识养料.     

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司法障碍及其对策

我国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突出,某些案件已经符合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但从1997年修订刑法之后,国内却无一例因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而定罪的案件。客观上,我国现行刑法典、附属刑法及相关部门的规定、决议和命令基本能够承载惩治环境犯罪的使命,但刑事司法机关对环境犯罪打击不力的原因在于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的滞留从而架空了国家的刑事司法权。因此,增强环境刑法的确定性,强化环境刑法的可实施性,发挥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的作用,建立一个可操作可实施的环境犯罪案件运行程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非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受贿的刑事制裁(英文)

为了惩处非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受贿的行为,中国刑法反腐败体系先后经历了以共同犯罪模式处罚到以单独犯罪模式处罚,以及由司法解释探索处罚规则到由刑法典直接规定罪刑规范的转变。司法解释格外关注对与公职人员有共同利益关系的非公职人员的处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为解决司法解释产生的刑法真空而设,但是又出现了新的法律障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的一般化应是今后的完善方向。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最优货币区理论与欧债危机——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本文首先研究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制度下的欧盟“超国家”法律性质,认为其是以主权国家为发展目标的超国家区域性一体化组织.进而研究了欧盟超国家性与欧债危机的关系,认为一个区域性一体化组织如果希望通过一个法律框架实现对成员国的超国家约束而最终走向统一,则必须具有经济制度上的超国家特征,否则就会导致法律制度、经济现实与发展目标的不一致,很容易发生危机.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证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加入欧元区条件的设定以及欧元区的实践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理论,也背离了欧盟以统一主权国家为目标的经济制度要求,导致了欧债危机的发生与蔓延.     

社会公众心理影响刑事立法的具体表现与匡正路径——以十年来历次刑法修正为例进行分析

刑法作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法，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公众心理与民意诉求的影响。自《刑法修正案(八)》以来，刑法修正越发注重对国民欲求的回应，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二者的频繁互动在促进刑法罪名体系与刑罚配置日益完善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刑法典自身的稳定性与体系性，并导致了过度的犯罪圈扩张与忽视刑法以外的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为此，应当通过坚守刑法的谦抑性、协调性以及加强附属刑法与综合性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在回应社会公众诉求与坚守刑法自身理性之间寻求一份微妙的平衡，实现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的良性互动，完成从有法可依到科学立法、从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的路径转换。     

弘扬法律的公平、公信精神:陪审制度之审视——兼论中外陪审制度的建构与实践

现代陪审制度是国家司法机关吸收普通公民参加审判活动的重要制度,是现代司法民主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制度。其有效实施体现了人民主权,保证了公平正义,弘扬了法律的公平、公信精神。但由于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其运行也会有很大差异。本文在考察域外英美陪审团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将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与英美陪审团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揭示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不足,结合《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就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构进行反思。     

对法律制度功能与效率的经济学阐释

本文试图运用西方法律与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来分析法律制度的功能与效率。法律制度作为一种信息性工具，通过创造并传播其附载的信息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由于权利的界定及让渡存在着交易费用，因而不同法律制度其制度成本是不一样的；正是由于存在着不同制度成本的法律制度，所以法律制度对资源的配置效率起着关键性的决定作用，并且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的基本走向。最后，作者从文化的角度对法律制度的“进化”进行了注释，并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本土文化的自然演化或外来文化“本土化”的结果。     

"国家-社会"框架中的法律发展——从《国家与社会:传统东方法律的运动机理》谈起

法律源于社会,由国家进行创制,社会、国家与法律之间三位一体,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是各类规则的制定与实施的关系,国家角色转换与社会历史变迁共同影响着法律的发展.按照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东方社会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个人依附于村社的村社制度,使个人失去了人格的独立和自由,从而必然产生东方专制,这种政治上的专利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就使得法律--这一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存在于人们相互交往过程之中的国家社会规范--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更多地表现为刑罚),进而导致民众在心理上多尊崇习俗而不是信仰法律.东方社会要想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就必须掌握社会历史变迁、国家角色转换与法律文化发展的运动机理,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法制现代化建设.     

后TRIPS协定时代的著作权刑法保护国际化及中国立场

在所有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中,TRIPS协定首先规定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程序条款,尤其强调了针对盗版犯罪的刑事处罚,开启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国际化时代。在后TRIPS协定时期,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欧盟、美国、法国,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都通过不断地立法修法来满足著作权保护发展的现实需求,加大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力度,进一步推动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国际化进程。中国的著作权刑法保护制度也是在后TRIPS协定时期、在缔约国义务的压力之下确立起来的,面对著作权刑法保护不断加强的国际化趋势,中国的著作权刑法保护应坚持国际化基础之上的本土化原则,坚持刑法谦抑之下的适度性原则,积极构建新时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著作权刑法保护文化。     

论刑法典规制范式视角下非法数据跨境传输罪的确立

在数字经济时代,刑法面临新的挑战,国内外大型数字平台公司为了商业及其他目的,往往会针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等关键数据实施无限制数据收集并通过各种途径传输至国外的非法行为。此类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侵犯了国家数据主权、妨害数据管理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刑法必须及时作出回应并予以规制。我国《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门增加了针对数据犯罪的条款,附属刑法规制模式清晰可见。然而,上述规定过于笼统且狭窄,不具备整体性和普遍适用性。当前,我国现行刑法典中的罪名无法准确适用于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因应技术发展以及国家利益在数据上延伸的现实情况,刑法典规制范式应该确立。增设非法数据跨境传输罪势在必行,该罪名的增设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打击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维护国家的数据管理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刑法典规制模式可以有效克服附属刑法规制模式的不足,在立法目标、规制范围和规制模式等方面均有突破。同时,条文的明确性和协调性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保护主义和刑法结构的调整趋势。     

关于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思考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关系到我国能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世界上创新型国家都有一个符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创新体系已经时不我待。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现状包括:促进创新的政策法律体系正在形成、创新投入步入稳定增长的健康发展轨道、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和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正在逐渐形成。而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目前存在着创新政策缺乏全局性和权威性、整体创新能力不强、缺乏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因此,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改善科技管理体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国家创新体系需要创新文化的支持,文化是创新精神的来源,是创新思想的来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创新文化的基本保障。     

论中国非独创性数据库的特别权利保护——以《欧盟数据库指令》为观照

非独创性数据库具有重要的社会及经济价值,应该获得相应的法律保护。为了保护非独创性数据库,欧盟在世界上率先设立了特别权利制度。欧盟特别权利制度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也存在一些缺陷。我国应在克服欧盟特别权利制度不足的基础上建立与之相应的非独创性数据库保护制度。     

The End of Legal Transplantation

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在中国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法律移植论,一种就是法律文化论,另一种就是法律现代化理论,作者认为这两种理论形成了"与世界接轨"的法律意识形态,从而对于法律移植的立法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此,本文以知识产权为例,考察了"与国际接轨"的法律移植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法律移植理论的内在缺陷,提出超越法律移植理论,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上,强调国家利益是法律的最高政治原则。在这种理论基础上,法律移植变成了普通的立法活动,从而丧失了其独立的理论意义而告终结。     

论同罪余罪自首的刑法规范

自首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法律化,是刑罚人性化适用的充分体现,对于预防和惩治犯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刑法》确立了以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为主要内容的自首制度。但目前学界和司法部门对同罪余罪是否应当成立自首存在较大争议,特别是"两高"相关司法解释则间接否定同罪余罪成立自首。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根本标准,现行司法解释曲解了《刑法》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同罪余罪的自首属于法律保留与法律优先的范畴,同样应当适用《刑法》关于自首的立法规范而成立自首。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刑法》的自首制度也应当做出应有的回应。     

谈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司法运作

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罪行法定规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刑法对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的保障,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但有些学者也冷静地意识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贯彻问题,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在我国刑事立法史上确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则任重道远,这里既有立法不断完善的问题,更须在司法上付诸艰苦的努力。”〔1〕法律的真实生命应当而且永远存续于实际的司法运作之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价值主要不在于刑法典对其作了规定,而在于刑事司法中它能够得到准确的贯…     

欧盟食品安全50年

二战后至今的50多年里,欧盟的食品安全政策从量的积累转型到质的提高.而在历经90年代的食品恐慌和危机后,欧盟食品安全的监管更是从法律、机构和控制措施上进行了变革性的调整,而现今从农田到餐桌的监管模式不仅保障了欧盟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也同时为各国进行食品安全监管改革提供了指导和经验.本译文具体介绍了在以10年为一个变革单位的欧盟,其食品安全监管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建设是如何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以及促使这些变革的各种经济、技术等因素.     

论我国检察权的源流和性质

检察权的性质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的理论问题。我国当代检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它脱胎于我国古代御史制度,吸收了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的部分传统,在借鉴和采纳列宁法律监督思想以及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基础上,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探索和新中国成立后60年的发展变化而形成。经过转换和改造后的我国检察制度是一项独具特色的国家制度,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4项国家权力,其性质是当然的法律监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