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处理机制的法理检省与重建

依意识形态观念去看待并处理群体性事件,会基于对参与者忠诚性的排斥而将群体性事件定位于先在的恶,并试图在实践中消除群体性的权益诉求方式。现代多元社会中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乃社会常态,应在政治文明建设目标的指引下和法治国家的框架内,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态度和处理方式的转换。主体间性是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思维进路,坚持处理者与参与者平等原则,重在改进政府工作并深化与公众的理性沟通。群体性利益诉求乃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核心,应通过认真对待权利及回应型处理具体事件等化解和保障群体性利益诉求,以达发挥群体性事件外部正效应之目标,并促进法治秩序的实现。     

当前职工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研究

2010年,中国围绕劳动关系冲突的罢工、停工等群体性事件频发,并显露出与以往劳资矛盾引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不同的特点：一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罢工主体;二是有了＂主动＂抗争的色彩;三是组织化程度较高;四是集体行动有了更多的理性成分;五是事态容易扩大。劳动者合法权益没得到劳动关系平衡机制的有效保障、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增长是引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要预防和化解劳资群体性事件：一是要建立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度;二是要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三是要建立合理的职工利益表达诉求机制;四是要建立运转高效的工会组织。     

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期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思维进路——从法治秩序到法治文化

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期,传统性与现代性在价值领域持续对立冲突,而这种价值冲突也传递至社会制度领域,造成了现代性制度完整性的缺失与功能的弱化.社会制度定位摇摆与功能弱化,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社会构架的畸形发展,群体性事件由此产生.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构建有效的法治秩序,而确保法治秩序有效性的思想、价值前提就在于法治文化的弘扬.弘扬法治文化为现代性价值的凝聚与成长创造了可能,也决定了法治秩序的自然生成,从而为法治秩序提供内在的价值支撑,进而实现法治秩序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     

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

化解社会矛盾是深化改革、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当前社会矛盾呈现出主体改变、群体性事件频发且燃点降低、诉求表达方式多元和非直接利益者参与度高的特点。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要正视矛盾、疏导民意、尝试运用新的组织架构,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完善诉求表达机制。     

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分析及对策

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其特征主要表现为：起因复杂,种类多样;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大量参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传播等。为使群体性事件能标本兼治,应采取以下对策：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多元利益表达、沟通和民主协商机制;提高对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构建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体系等。     

基层社会矛盾的成因与化解机制探析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基层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基层社会矛盾主要是因为民众民主法治意识的提高与管理者能力缺失,利益主体和格局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与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之间的失衡,民众的文化心理、不同宗教信仰等带来的行为差异以及宗族势力、家族势力等各种潜在的非正规组织势力与社会管理不善等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为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应着力从提升基层政府能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矛盾处理合力、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司法效能、强化公民素质、完善监督制约措施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构建一个和谐、有序、高效、安全、经济、系统的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运行机制,惟此方可能达到预期目标.     

利益诉求应对策略决定公众采取何种诉求方式——两个案例对比分析与启示

在大型工程兴建过程中,工程建设单位、基层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公众选择情绪型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个案调查与对比研究表明,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和积极的应对策略能促使公众选择理智型诉求方式,这对化解社会矛盾、避免群体性事件和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建立社会矛盾调解机制

中国共产党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它的一项新的历史任务,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法治、利益协调、社会稳定等多个方面,需要以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因而和谐社会的前提是尊重利益的多元化.在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充分凸现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建立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来容纳、规范、协调和化解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冲突.这种制度安排必须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具有均衡性的利益制度和利益整合机制.     

规则与权变: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置中的政府责任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是因利益问题引起的,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快速社会转型导致的制度缺失和规则失范使无规则的利益博弈不断挑战社会的利益均衡而引起的.作为转型时期的政府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面临着管理模式的转变,同样存在制度缺失和规则失范的窘境,同时由于作为利益主体参加利益博弈,行为也易变得无序和权变.这种情况使政府不能很好地处理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而成为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措施在于进行制度建设以减少无序、失范和权变情况的发生.     

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

本文基于SS事件的田野调查资料,从微观层面考察参与主体的行为互动及其逻辑演进,剖析利益与价值因素的交替主导效应,进而解释聚集者何时、因何、如何参与和退出集体行动,并以此回应海内外学者的观察。本文的结论主要有：直接利益受损者行动目标由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的转变,为聚集者提供了参与契机;价值因素是聚集者参与集体行为的核心动力;直接利益受损者在面对社会价值诉求与个体自身利益选择时,后者的作用凸显,聚集者也随之选择退出,集体行动终结;当前,“价值-利益回归效应”在处理由偶然事件引发的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具有有效性,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并不完全与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相契合。     

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研究

传统的政府单一管治模式在防治高频率、多地域、社区性、诉求合理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方面显得难以见效。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指政府将经济项目决策中的环境风险与社会风险评估、利益协调、情绪疏导、行为矫正、社区关系调制等服务,交给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来完成,并支付相关费用,由此形成一种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政府提供、社会工作组织生产、民众消费＂多元服务方式。传统购买模式的有效性,关键是以＂环境经济项目＂为顶点,政府、社会工作组织为两大治理主体,以购买、考核为两大核心要素,构筑＂政府、社会工作组织、公众、传媒＂四位一体、相互监督制约的平衡机制。     

论和谐社会司法公正

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其理念具有丰富内涵,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方式,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前提。没有法治的社会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而法治社会的实现又离不开司法权力的公正行使。司法的公正恰是司法的灵魂。所以,和谐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要求是内生的,司法公正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应有之义。和谐社会是利益多元的社会,其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亦是多元的。司法公正则能消解不同社会主体利益诉求的纷争,达致多元利益诉求的共存,这无疑使得司法公正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显得尤为重要。     

制度经济学语境下的纽约街贩管理制度研究

在制度演变视角下,美国纽约街贩管理制度经历了严格管制、博弈与抗争、正式与非正式管理机制共存发展三个时期.这一制度格局以具有多元主体充分互动和博弈、正式街贩管理制度和非正式空间管理机制有机结合、非政府组织协助街贩群体形成自我救济机制为特征.因此,中国街贩管理的规制主体应当从重新审视法律、空间和权力的互动机制、建立多元主体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加强公益组织与街贩群体的联合三个方面探索街贩管理制度的有效供给之路.     

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之特点、趋势及治理——政治信任的视角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个别地方政府面临的信任危机日益突出,一个突出表现是各种形式的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类事件具有非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对抗性不断增强、互联网推波助澜、可控性弱和代价沉重等特点,并且呈现出从心理能量到社会行动、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单一个案到连锁反应、从具体直接诉求到抽象间接诉求、从政府信任危机到政治危机等趋势.要想从根本上防止和治理这类群体性事件,必须以政府的转型促进政治信任关系的转型,以制度信任的重建保障和带动特征信任和过程信任的重建.     

多元和谐秩序建构中的法律功能及其实现

和谐社会是一个异质多元的社会,因而它必然赋予法律以多元利益与权利的平衡器、协调器的本质属性,并决定法律具有多元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利益冲突的平衡与协调、自由理性秩序的推进与维护、制度运行机制的反思与回应、法律意识及法治观念的确立与强化等功能.因此,必须积极增进法律实效,推动法律功能的充分发挥,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法治秩序.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应对

随着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其中一些地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纠纷,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新诱因。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存在问题,探讨有效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思路,是当前摆在各级政府及广大环保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心理机制及其防治--基于社会工作组织参与的视角

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当前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并对公共秩序、公私财产安全及人身安全产生了巨大危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遵循着典型邻避情结及情绪感染的个体社会心理机制和群体心理动员方式。构筑专业社会工作组织嵌入参与的治理机制有助于缓解邻避心理压力、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即在公民环境抗争中将“身体的感受性”这种基于身体或心理焦虑的主观判断让位于专家型的专业参与，让社会工作组织在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充当消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支撑力量，并确保在公共决策前开放民意沟通渠道，构建保障社会工作组织有效参与决策的政治吸纳机制。     

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从理论或实践上看,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就是用和谐的方式控制、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体系。承认人的主体地位、多元利益和高度的社会流动是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共同的根基。实现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夯实和谐社会政治基础的关键。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具有完善公共政策、消解社会矛盾、强化政治认同等重大意义。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夯实和谐社会政治基础的根本之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制度资源,也是直接承载法治发展的制度体系。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传播及其引导

近年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激化,很多地方相继爆发了一些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群体舆论的行为表达,是广大农民通过肢体语言宣泄来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由于少数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现代农民公民意识的觉醒,依然用强制手段来处理基层社会矛盾,致使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的矛头越来越向基层政府集中。群体舆论的传播有其固有的规律,基层政府只有尊重和服从客观规律,把握农民的社会心理,才能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     

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