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体的逻辑到关系的逻辑--马克思辩证法理解方式的范式转换

国内哲学界先后提出的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物质运动的逻辑"、"认识的逻辑"、"历史的逻辑"、"实践的逻辑"和"人的存在的逻辑"这几种理解方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提问方式前提什么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真实根基和真正载体?这个提问方式是实体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以实体思维去解读马克思的辩证法,就会把马克思辩证法理解成一种"实体的逻辑",就会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以关系思维去解读马克思辩证法,就会把其理解为"关系的逻辑",这种理解相对于"实体的逻辑"的理解来说具有较大的优越性.     

从私有财产批判到生产方式分析——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理论的超越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重要一环.1843年至1846年是马克思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超越"市民社会"的关键阶段.其中,对于私有财产的分析、异化劳动理论的扬弃、对象性实践概念的制定标志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内在结构理解的逻辑推进.基于物质生产方式分析的新的理论平台,马克思从根本上超越了"市民社会"理论并将这一用语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中来加以讨论.     

市民社会与中国选择——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谈起

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国家和社会相互博弈的结果,其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市民社会理论经历了两次转向:由启蒙时期的政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再由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成不变的则是其对自由的追求、对矛盾的争辩、以及对认同的渴望,这也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素。因此,本文提出"自由—矛盾—认同"的逻辑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自由—独立的价值理念、非零和博弈的观察视角、沟通模式的制度化取向,此三者也是中国市民社会本土化出路的关键。     

论马克思的“历史地思”——重读马克思给安年科夫的一封信

马克思在给安年科夫的信(1846年12月28日)中,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所作的批判,体现着"历史地思"这一独特的运思方式。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现实生活获得了存在论含义。这一批判,使"历史地思"在哲学上成为一种必然的诉求。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蒲鲁东以"神圣的历史"代替"世俗的历史"、以"观念的历史"代替"人类的历史"的错误,把倒置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进而把矛盾的解决和二元论的超越诉诸历史本身的辩证法。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所秉持的"历史地思"的运思方式,内在地蕴涵着革命的和批判的结论,这也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1842年的“国家”基础

作为黑格尔左派的青年马克思基本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思考国家的本质、集体精神以及实证法等问题。尽管马克思很快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并最终转向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但是其成熟的历史理论中仍然保留着黑格尔思考国家本质时采用的思想进路。     

从"历史主义"到"历史的终结"——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诘难

受传统解读模式的制约,学界的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研究常带有强烈的"决定论"色彩,人们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论断理解成一种"普适性"原理和教条,容易遮蔽这一历史观的价值指向,西方一些学者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评和诘难.探讨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真实内涵和当代意义,必须认真对待和正面回应这些诘难.对马克思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论述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加以理解.     

“应当”之逻辑与现实——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以批判康德哲学的“是”与“应当”的二分为起点重建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主张从“现有”之矛盾推出“应有”.“是”与“应当”相统一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前提;价值判断与科学论证相统一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存在论依据;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过渡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现实内容.基于上述方法论原则,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把科学论证和价值判断统一了起来,揭示了“人类社会”取代“市民社会”的必然趋势.在当代世界,市民社会已从单纯的市场经济领域进入了社会交往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这种演变,反映了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变化,为当代政治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基于这种社会事实,在当代推进和深化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需要重新审视市民社会及其蕴涵的价值和规范问题.     

论马克思的两种国家观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在全球化交往的普遍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传统工具论国家观对马克思国家观的简单化理解,迫切需要在新的理论框架内运用更为广泛的因素来进行解释,充分认识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在重新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对马克思国家观的重新梳理和认识,对我们的启示是,必须科学地分析和认识国家,正确认识和领会马克思对国家、经济和社会三者之间多重关系深刻阐释,指导我们要在社会多重结构力量的相互作用关系上进行分析三者的关系,而且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调节、平衡的过程。这对于科学地认识现代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实的人:历史发展的动力--对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的新阐释

对历史动力问题的传统理解,已经越来越不能解释当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理解所依据的"经典表述"并未揭示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的全部内涵.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方式出发,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从不同的层次做了全面的阐释,从而形成历史演进机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和两种生产理论.对历史动力的这三种不同的理解是统一的,只是由于三者言说的语境和探讨问题的层面不同,才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形式.但无论是在哪一种阐释中,现实的人始终是马克思立论的核心.正是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理解的一个内在的逻辑结论就是,在未来社会中,现实的人自身的生产,必将成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资本逻辑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新领悟

中国理论界对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及其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把二者对立起来,用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有人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在说明社会发展全过程的作用上是互补的.但争论双方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没有按照资本的逻辑和历史解读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按照资本的逻辑和历史,从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提出的逻辑考察、人的依赖性社会的特点及其解体过程、物的依赖性社会的实质及其拜物教性质、物的依赖性社会为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创造条件、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的特点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五个方面,可以进一步明确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特点和实质.由此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存在差别,但二者又具有一致性、统一性.     

从现象批判到科学构想——马克思消费力理论的历史生成

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消费力理论。这一理论的历史生成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对资本主义工人贫困的现象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制度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批判、对未来社会人的发展的科学构想。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克思消费力理论主要探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消费力低下的社会制度根源以及未来社会劳动者消费力的解放与发展等问题。马克思消费力理论旨在通过揭示劳动者消费力的发展规律,进而揭示人的发展规律及社会发展规律,从而探明推进人的发展的根本方法及路径。     

论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化思想

人类社会化思想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中提出来的。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化。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历史逻辑及其当代价值

坚持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经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依靠顽强斗争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成功开创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确把握伟大斗争的理论内涵,洞悉新时代伟大斗争新的历史特点,塑造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格和能力本领。党的二十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征程中,必将伴随着更加艰巨复杂的斗争局势,因此必须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以敢于斗争的精神勇气,善于斗争的政治智慧,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篇章。     

从“物的解放”到“人的解放”——马克思关于社会正义的历史辩证法原理

马克思的社会正义理论是建立在历史辩证法原理基础之上的。根据这一原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表现为从物的解放到人的解放的辩证逻辑发展过程。马克思实现了从天国道路的批判转向尘世的批判,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扬弃了社会契约论并提出了共产主义公有制,从而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开辟了历史辩证法的道路。     

青年马克思对卫生健康问题的认知及其历史意义

青年马克思对卫生健康问题的关注是对资本主义病变的初步探察,其中折射出对劳动者的关切及为贫苦大众争取权利的理论初衷;呈现出反对设计论和神创论的自然观,主张以运动变化的观点看待自然界的理论品质;蕴涵着从劳动人民身体状况出发思考疾病与健康关系本质的理论火花。凸显了青年马克思开启思想探索时的认知水平和理论高度,这种逐渐形成的科学认知具有连续性和一贯性,体现了通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思想发展脉络,联结着马克思后来科学理论的最初环节,也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和理论特征的起点之一。     

从“个人主义”到“国家整体主义”--黑格尔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述评

黑格尔的“国家整体主义”价值观导源于欧洲近代“个人主义”价值的合逻辑演变;黑格尔借助“主体即实体”的理路,将“个人主义”的学理基址——“主体性”——改造为“主体世界”思境,并据此设立了“国家整体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这一目标的质底是资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因此,我们今天考究黑格尔的价值旨趣,对于突破“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姓“资”姓“社”的传统价值禁区,重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的核心哲学思想及其理论来源问题——从马克思的一段论述谈起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在寻求"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进自己的头脑的"这一问题的答案中形成的。遵循马克思提示的思想发展逻辑,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形成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实践唯物主义,这同时也是他的历史观。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核心哲学思想。这一思想是他用费尔巴哈的物质的人取代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并对其辩证法进行创造性解读的结果,经济学家关于劳动及其意义的论述给了马克思重要启示。在当时,即1844年,马克思以为自己的思想是费尔巴哈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误解了费尔巴哈。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误解进而使人们误解了马克思自己,以为此时他的哲学思想还没有最终形成,他还是费尔巴哈的追随者。这一误解至今存在,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     

法家治国与国家治理:从统治逻辑到治理逻辑的现代性重塑

先秦法家鲜明的统治逻辑奠定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专制政治理论的基石,后世的制度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表现出一种路径依赖,传统的统治逻辑不可比避免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的过去与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从统治逻辑向治理逻辑的嬗变,厘清法家的统治逻辑内在机理,剥离其中的痼弊,从逻辑的起点、哲学基础、主体、手段、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等方面进行现代性重塑,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方案。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

“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只有在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进行科学批判的过程中才有新哲学的构建,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不是在独立的传统哲学框架内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对我们在中国发展马克思哲学有两点重要启示：其一,撇开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把握和研究的关注,缺乏马克思主义各个研究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就会违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和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规律;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是通过对当代具体科学成果方法论上的概括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反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进程、机制、特点、规律及其趋势做出哲学层面上的科学解释并为实践提供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国家-社会框架中的法律发展——从《国家与社会:传统东方法律的运动机理》谈起

法律源于社会,由国家进行创制,社会、国家与法律之间三位一体,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是各类规则的制定与实施的关系,国家角色转换与社会历史变迁共同影响着法律的发展.按照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东方社会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个人依附于村社的村社制度,使个人失去了人格的独立和自由,从而必然产生东方专制,这种政治上的专利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就使得法律--这一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存在于人们相互交往过程之中的国家社会规范--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更多地表现为刑罚),进而导致民众在心理上多尊崇习俗而不是信仰法律.东方社会要想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就必须掌握社会历史变迁、国家角色转换与法律文化发展的运动机理,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法制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