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野下村落家族势力的复兴:寄生性的再生长

村落家族势力是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家庭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迄今为止，家族势力仍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得到国家政权的扶持，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家族势力作为一种秩...     

积极还是消极对待——家族势力对法治的影响

随着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家族势力又重新回到了中国社会。家族势力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但是家族势力毕竟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它的发展与蔓延从根本上说是与社会发展规律相悖的。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一现象?在这样一个弃与留的矛盾中,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近代社会巨变对家族组织的影响

近代社会巨变中,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家族组织作为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的社会组织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太平天国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家族势力,而在清政府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过程中,家族势力又得到重用并有所抬头。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和冲突,使家族组织经历了剧烈的震荡。辛亥革命前后,家族制度在文化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但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家族制度才彻底消亡。     

生存资本考量下的文化追寻——对东北农村社区家族文化复兴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沉寂多年的农村家族文化呈现"复兴"的趋势,本文作者在对一个只有百年移民史的东北农村社区的调查中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学者们对农村家族文化复兴的原因做出了多种解释,本文的研究提出了"资本说"的分析框架和假说,即农村家族文化复兴的根本动力在于农民把家族文化作为"生存资本",通过家族文化资本的凝聚形成社会网络资本并进而转化为经济资本.这一假说在对黑龙江省肇东市昌五镇不同类型大家族的个案研究中得到证实,并指出家族文化的传承也担负着教化功能和农民对"我是谁"的质朴追寻.对农村家族文化复兴趋势评价的基本出发点应是纳入到农民具体的生存情境中加以考量.家族文化是农民为自身的生存所"激活"的文化资本,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于农村精英人士来说,家族文化的传承也承栽着对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和弘扬的宿愿;同时又应看到农村家族文化的"复兴"也是社会转型期一些农村社区仍未走出"过去"的表现,家族文化不但体现为"弱者的武器",同时也是"陈旧的武器".     

两种类型的家族势力与基层行政--以河南省何营村为例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家族社会。虽然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但家族传统势力并没有很快销声匿迹 ,而是随着实行家庭承包制和意识形态有所松动而萌动。通过若干家庭所形成的家族势力内在的产生了家族的社会权力 ,必然对基层行政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何营农村的调查 ,归纳两种类型的家族势力对基层行政的影响来说明这一问题。     

重申方法:传统家族秩序反思的方法意识

家族秩序的复兴是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大社会事实,由传统与现代"冲突"而形成的僵化性的文化格局使具有与传统文化特征和命运相似的家族文化也陷入理论困境.运用"经世致用"的视角来看待家族秩序的复兴问题,用"有限合理性"作为分析家族文化中对现代化过程的阻力与动力因素的方法论工具,解读儒家家族文化解构和重构的现代命运,是本文试图寻找的一种理性的价值判断.     

浅析家族组织在建国后四次社会变革中所受到的影响

家族组织是长久以来中国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必不可少的透视角.通过分析家族组织在建国后四次社会变革(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改革)中所受到的冲击及其原因,揭示了家族组织的政治、经济等功能在这些变革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家族权威消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应注意研究当今家族势力再次抬头的原因及其条件,并对抑制家族组织的不良作用采取正确的对策.     

传统宗族与跨国社会实践

作为中国农村尤其是南方地区的一种有效传统社会组织,宗族曾经被自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视为妨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封建落后组织而加以打击,一度销声匿迹。过去的20多年来,东南部乡村尤其是闽南乡村见证了宗族组织的普遍复兴。作为产生于明清时期的社会组织,宗族显示了其在全球化的现代化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基于血缘上的认同(当今仍然是重要的几种基本认同之一),宗族成为联结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的另一种跨国纽带。从闽南一个宗族的个案当中,我们可以探讨文化和社会传统组织在东南沿海的复兴与海外华人跨国社会实践的关系。     

家族文化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发展

家族文化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王毅平一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家族社会。在绵延千年的以血缘家族关系为纽带的封建社会中，家族文化已深深地积淀于整个社会关系之中，成为影响和形成中国人价值观的要素，并由此限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新中国...     

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

"九·一八"后的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而"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时人们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文化乃是国家和民族立足的根本或生命,因此,只有通过文化复兴来促进或实现民族复兴。他们还从"文化"在民族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与民族生存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文化复兴的必要性。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追述中国文化昔日的辉煌,以说明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完全具有复兴的可能性,这是这一时期知识界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一种努力。这一时期知识界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另一种努力,是通过大量的事实,来论证中国文化的本身蕴含了很多可供自身复兴的因素和能力。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仅非常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时期知识界所讲的文化复兴,就主流意识来看,并非是文化复古,而是新的文化创造。     

试论我国法律信仰问题

实现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价值目标之一。一个国家法治的实现,不仅取决于法律制度等显性条件,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取决于其隐性的思想文化条件。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法治之路可谓步履维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究其原因,其中公众的法律信仰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之一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传承与创新理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和合”“德治”“法治”“民本”“廉政”等诸多与依法治国相契合的本土性资源。新时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充分挖掘和传承传统法律精华,汲取现代法治建设的原生力量;合理借鉴和吸收西方法律文明,激发传统法律创新活力;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法律话语体系,提升法治影响力。将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意蕴内化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主动精神,外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大精神动力。     

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

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本文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大背景下,从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法治文化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了依法治国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和实践发展,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推进依法执政。     

论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以西方比较法学研究为视角

在西方主流比较法学文献和法学研究中,都将西方法律作为正统,摆在主导地位上。从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进程来看,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久延续不断,朝代盛衰更替,法制持续发展。但大多西方学者认为,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占主导地位,并且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特征明显。实际上,中国法律在传统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显然是西方传统观点对中国法律地位存在认识偏差。西方社会对中国礼法结合的法治文化少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法治模式理解不透彻。中国法律只有面向现实与未来加快发展才能消除西方误读。因此,中国应该重视通过比较法学研究,不断提升法制建设的自主性和独创性,重视对内积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外重视“加强互信协作、促进安全稳定”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法律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论法治的文化基础

任何制度都是特定精神和文化的载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未能走上法治之路,不仅仅是政治认同问题,关键在于法治文化基础的缺失。面对中国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加强道德建设,转而致力于社会文化底蕴的塑造,以及更深层的社会心理、观念的变革,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中国古代公法的特征及成因透视

中国古代公法以人治精神为内核,以伦理原则为指导并显现着泛刑事化的外部特征。中国古代公法以维护皇权为宗旨。形成中国古代公法独有特征的原因主要包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专制集权的政治模式、以伦理精神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结构。     

生成机理·科学内涵·实践导向: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维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其理论体系缔造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理性观念的凝练和理论认知的升华。科学理解这一思想，要坚持历史、理论和实践三维逻辑的有机统一。从生成机理来看，习近平法治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学思想的内核精要，汲取了中华法治文化的智慧养料，是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理路的深刻总结与创新发展。从科学内涵来看，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个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全面依法治国”“如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为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政治方向、基本战略目标及重要保障力量。从实践导向来看，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回答全面依法治国现实课题;要坚持方法导向，运用哲学思维解决法治建设实际问题;要坚持目标导向，精准聚焦全面依法治国目标要旨;要坚持效果导向，确保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实际成效。     

论"个性自由”与"法治国家”的关系

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需要重新理解个性自由及个性自由与法治国家的内在逻辑联系;明确"个性解放”是个人生产力的解放;个性自由是法治国家的价值目标;法治国家将个性自由和个人创造性生产能力的保护原则上升为法治国家原则.提倡在法治规范下的"个性自由和解放”,通过个人创造性劳动的自由发挥,创造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以此建构尊重个性、崇尚个性自由、发展全面个性的法治文化,以此建设中国法治国家.     

论我国实现法治之路径——民族精神的法律本体论

我国大量借鉴和移植了西方的法律,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中国法律体系。但中国法治远未实现,其原因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严重抑制了法治文化之形成。为此,本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借鉴萨维尼的法律本体论——民族精神,提出改革中国宗法制的法律本体,构建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本体论,是实现中国法治的根本出路。     

论法律多元文化对法律实施造成的困境及对策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多种因素和力量在其中发挥作用,一个国家法律实施目的的达成同样要有多种因素共同协调和影响。这其中法律多元文化作为我国文化的构成部分,对法律实施的成效有重要的影响。因为法律多元文化本身具有很大的矛盾性和冲突性,使得法律实施难以达到效果,并且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困境。文章正是针对于此作出论述,以期为此困境的解决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