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翻译学系统演化观——用系统观考察当代翻译学发展模式的尝试

本文以系统科学哲学中的系统观特别是系统演化原理为框架,以科学学中的科学发展理论和科学史为参照,以翻译学的总体发展模式和历史为背景,对当代翻译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探讨,并形成了对其较为清晰的系统认识:与当代科学整体的辩证综合演进模式一致,当代翻译学在总体上呈现出辩证综合的发展走向,其中的各种译论特别是语言学与文艺学译论在沿着各自的方向自我拓展和高度分化的同时,不断相互交融和高度综合,共同回归文化母体,并形成了相应的综合范式。     

翻译学系统演化观--用系统观考察翻译学史的尝试

本文试用系统科学中的系统观特别是其中的系统演化原理,并参照科学学中的科学发展理论和科学史,对元翻译学中的翻译学演化模式和发展历史予以系统的考察.本文认为,翻译学作为一个科学系统,其发展过程基本符合系统的一般演化模式和科学系统的总体发展规律,从古至今先后经历了古代翻译学时期的朴素综合、近现代翻译学时期的还原分化和当代翻译学时期的辩证综合三大阶段.     

分化与综合:当代翻译理论流派与走向

本文拟从人类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两大分野的角度,对当代翻译理论的流派予以大致划分和简要论述,借以揭示当代译论的发展走向。当代译论可粗略地分为科学派和艺术派;科学派又可具体分为语言学、交际学和社会符号学译论,艺术派又可具体分为文艺学和文化学译论。总体而言,当代译论主要呈现分化与综合辩证统一的发展走向。     

开辟当代译论系统优化之路——《融合与超越:走向翻译辩证系统论》评介

在当今科学大系辩证综合发展的语境下,翻译学也呈现出辩证综合化的势头,各种译论纷纷涌现,形成了差异互补、多元综合的态势,为翻译理论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然而,受朴素整体论和机械原子论影响,西方译论与传统译论,语言学、交际学、社会学译论与文艺学、美学、文化学译论之间,依然存在很大的隔阂和不必要的纷争,当代译论迫切需要系统扬弃和升华。贾正传的专著《融合与超越：走向翻译辩证系统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版）,顺应时代的需要,对当代译论的系统优化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开辟了当代译论系统优化之路,并结出了当代译论系统优化之果。     

从翻译理论的发展论中西译论的适应性

对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理论发展的介绍与分析,提出中外翻译学研究的相互适应性。从中国传统翻译研究到西方描写译学以及其它流派对翻译学的理论体系的阐释,论证了纯翻译理论研究的超语言特性以及翻译理论对不同语言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从中西翻译学发展的相似经历证明了中西译论的适应性。     

翻译与跨文化理解——张泽乾著《翻译经纬》读后

张泽乾教授新著《翻译经纬》已于1994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立足于人类文化发展中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相互交流、相互传递的历史与现状,总结古今中外译论研究的积极成果,吸收现代哲学、科学和艺术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借鉴文化学、符号学、传播学、语言学、信息论和系统科学方法论等,在翻译史与翻译论、翻译学与翻译术的结合点上提出和回答问题,对翻译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尤其是翻译中的跨文化理解问题做了富于哲理和启发意义的思考和     

论中国翻译学术语的规范

翻译学的长足发展需要建立并完善自己的元语言(metalanguage)。翻译学发展过程中术语的形成和厘立是这一学科科学化、合理化的表现,是翻译学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本文阐述了当前中国翻译学术语使用的混乱状态及原因,以事实为根据指出中国翻译学术语走向规范的条件已具备。文章列举了在中国规范翻译研究术语使用理应包含的三方面内容,即:对传统译论中的术语进行系统科学的解读,规范传统翻译学术语的使用;规范现已引进的西方翻译研究术语的使用;规范将要引进的国外翻译理论中术语的翻译和使用。     

西方译论研究途径及对我国译学建设的启示

翻译学通过对翻译的性质、过程、方法等方面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描写 ,提出系统的翻译理论 ,指导翻译实践。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途径有 :1 文艺学途径 ;2 语言学途径 ;3 信息交际学途径 ;4 文化符号学途径。对比中西译学发展的历史及现状 ,提高译者的理论意识 ,注意译学研究的客观系统性 ,是中国译学建设的当务之急     

翻译的关系论

关系是反映事物及其特性之间相互联系的哲学范畴。翻译学既是本体学科,也是关系学科。从关系在语言学研究的沿革和嬗变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把握关系在翻译学研究中若隐若现的脉络。翻译学研究中的三种范式清晰勾勒出翻译学研究中的关系衍变。从关系论的角度,翻译学研究要考察的是客体之间的关系、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及主体之间的关系。关系在量上是一切翻译现象的总和,在质上孕育着一切翻译现象的萌芽、胚胎,发展与变化。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关系将凸显出它在翻译学研究中的价值。     

借鉴于社会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的翻译观

直译、意译、不可译一直是译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只有从社会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的视角来观照译论研究,方可揭示三者的关系、翻译方法、翻译的实质及其以往被忽视了的翻译中的社会、文化层面,从而构建较为令人满意的译论科学体系。     

也谈翻译学的建立

本文认为在中国建立翻译学乃大势所趋.近年来西方翻译学理论的不断涌入对我国翻译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整理和发掘我国历代经典译论的基础上,充分消化和吸收西方理论,有利于我国现代翻译学的建立.     

文化构建的生态翻译途径

翻译的文化建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构;二是外建。纵观中国翻译史,翻译的文化构建功能还只是“单向通道”,只有内构,却忽略了外建。当前文化软实力的全球化较量,需要以生态翻译为手段,提倡“译有所为”的翻译策略,积极推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而生态翻译视域下的文化建构,主张在他文化中建立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的建立,需要在他文化中取得话语权力,这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翻译文学经典化;二是“抵抗式”的异化翻译策略。生态视域下文化的建构,不仅重视“东学西传”,更提倡“东学西转”,以期补过拾遗,更好地发挥翻译的文     

中国翻译学发展的几个问题——兼与王东风先生商榷

就王东风先生<中国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一文中的几个观点提出商榷,指出中国译学只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对待西方译学应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翻译理论必须与翻译实践相结合;中国翻译学的特色应该予以肯定和保持.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软新闻汉英翻译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理论,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尝试在生态翻译学理论框架指导下,探讨软新闻的汉英翻译,研究结果表明,新闻译者在软新闻汉英翻译过程中居中心地位,需从翻译生态环境层面做出语言维、 文化维、 交际维等多维度的适应性转换选择。     

浅析当代西方翻译学术语及其向中国译学研究的引入

当代西方翻译学术语是随着翻译学的建立和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具有当代西方学术话语的总体特征。其来源有二:一是借用其所跨学科的术语,二是在翻译研究中新创而成。引入西方译学术语对促进中国的译学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引入过程中要对译学术语正确理解,避免误读,避免用中国传统的翻译观去理解和套译,所引入术语的译名应在中国译学的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接受性。     

政治之为一种责任——古典政治哲学的启示

古典价值与现代价值的不同,导致古典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想的差异.以整体性为本位的古典政治思想把政治当做责任进行分配,这在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有大致相同的认同.然而以个体性为本位的现代政治思想把政治当做权利进行分配虽在现代社会得以确认,但仍有借鉴古代政治思想的必要.作者以古代希腊政治哲学与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为视角,对中西方古典哲学中的责任意识进行比较,阐述了古典政治责任的优先性及对现代政治的启示.     

我国古代漆器的经典著作——论《髹饰录》

《髹饰录》极为典型地反映了我国古代手工造物的独到思想: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精致尚古的审美观和敬业、敏求的工匠精神。它是中晚明装饰风和复古风弥漫的产物,是中晚明理论研究注重实证的成果,其中有西方人文复兴、科技革命的反响。《髹饰录》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但作为四百年前的工匠著作,亦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和个人局限。     

钩镰戈戟与勾兵考述

~~作战时一手持剑,一手持钩镶,钩引可以御敌,推镶能够刺杀。汉画像中就有以这种作战方式迎击枪、戟的形象表现。它很可能就是虎头钩等短柄钩的原型。　　宋代长兵之一的钩竿,系沿袭隋唐遗制。《资治通鉴·梁记十五》:“韦孝宽作长钩,利其刃。”胡三省注:“此所谓钩刀也。杜佑曰:‘竿如枪,两旁有曲刃,可以钩物。’”《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钩竿如枪,两旁加曲刃。竿首二尺,裹以铁叶,施铁刺如鸡距。”这种钩竿是为破坏敌人的攻城战具而设计制作的。另有“抓枪,二丈四尺,上施铁刃,长一尺,下有四逆须,连跨长二尺。”抓子棒、钩棒虽属棍棒类,然…     

中西古代“伦理”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儒学伦理的思想基础与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哲学思辨与理性精神的认识基础、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以及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的。通过中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正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等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中国心灵哲学中的镜子比喻——兼与西方哲学比较

中国心灵哲学借用镜喻展示了丰富人学内涵,认为人是与天相通,具有情感、德性、理智诸多心灵层面的综合主体。借用镜喻,道家表述了以理化情的道理;佛教阐释了明心见性的真谛;早期儒家重视认知,借用镜喻说明格物致知的理论;宋代理学则探讨心灵三方面,走向了综合主体的建构。而西方传统心智哲学,借用镜喻通过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将人定义为认知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