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的经济思想

孟子的经济思想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为恒产学说,主张使封建小农有百亩田,五亩宅,树木家畜的私产学说,其目的在于发展生产,稳定封建统治;二是小农经济理论.从战国社会发展中,孟子认识到封建个体小生产农民经济,是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支柱,因此他构想出一个封建小农经济模式,希望当时的统治者采取有利于这种经济发展的政策,如"薄赋敛"、"勿夺民时"等,使封建经济得到发展;三是孟子的财政赋税观.孟子主张单一农业税,反对当时的"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三税同时征收的制度.孟子反对重税,但也反对过轻的赋税,主张在"取民于有制"的同时,也要保证国家的财政税收.他主张征收生产税,对于不创造财富的部门和人不征税.     

孟子恒产论本意辨正

根据孟子当时的社会活动和言论综合理解,孟子的恒产指的是在农民拥有土地的基础上的民业具有稳定性。孟子恒产论的逻辑起点是"制民恒产",归宿是维护王权的统治,客观上保护了老百姓的生存权、发展权,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孟子到王夫之:民本思想中革命因素之张扬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孟子不仅是中国古代早期民本思想之集大成者,而且其民本思想中有着特殊的革命因素:"民贵君轻""人性本善""制民以恒产""汤武革命"。这些革命因素被后世统治者抹杀掩埋,直到明清之际重新被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所唤起与弘扬:"循天下之公""天下之土,皆民之产""可禅、可继、可革"。王夫之能够重新张扬孟子民本思想中的革命因素,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理论依据。     

德性丧失的四种类型

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注意到"德性丧失"问题,如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之矣."[1](第64页)如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孟子思想研究(下)

<正> (二) 重民、尊贤思想实行王道、仁政,需要解决人的问题,孟子提出了争取民心、尊贤任能的主张。在天下纷争,干戈扰攘、诸侯改立的时代,民心的向背,已成为国家兴亡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教训了。孟子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     

孟子政治观中的民本思想

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历史上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出:“民犹水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严重警告,强调治国安邦必须以民为本的思想。孟子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孟子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章句上》)齐宣王问他:汤放桀,武王伐纣这类以臣试君的事情可以吗?他毅然回答:“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试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因为桀、纣是残贼人民的     

孟子对杨子、许子和子产批评的再批评——从经济学的角度

说斯密照抄了孟子,太牵强附会,太"阿Q".但说孟子在二千多年前就有了"分工提高效率"的思想,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孟子和许子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经济上的"分工"还是"不分工",而是在于政治上的"王治民,民治于王"和"王与民并耕而食".     

“王”抑或“霸”——孟子“王道”学说之悖论

孟子的教导只能造就霸者,不能造就王者,这是孟子王道学说的悖论之所在。王霸之辨在于君主心术之辨,"王道之成"以君主的"王者之心"为基础,但造就"王者之心"却是一项不可能的事业。孟子与诸侯对话时非常注意修辞,诉诸的根本不是君主的"不忍人之心",而是君主的"利心",试图用"利"或"无敌""王天下"来打动时君。孟子的教导不但不能在现实的君主身上造就"王者之心",而且只会诱导出"霸者之心",这就不免与他的王道理想南辕北辙。     

告子:首言“食色性也”的先秦思想家

"食色性也"如今已是国人耳熟的哲理名言,但未必知道此语源出告子,而由孟子在自己书中用作辩驳对象才得保存.近年来,随着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其中《性自命出》一篇与告子言说多有相符,使研究者对告子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地位有新的认识;然而坊间把"食色性也"张冠李戴到孟子头上,甚至写进了某些大学教材.[1]于是笔者撰此短文,以示纠偏.告子与孟子是同时代人,在诸子百家中应该也算一家,可惜早已失传,只是汉代赵岐在给《孟子·告子上》作的注中说:"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论语曰:子罕言命,谓性命之难言也.以告子能执弟子之问,故以题篇."[2]近人杨伯峻根据《墨子·公孟篇》曾议论到告子,认为告子"似曾受教于墨子",并引梁启超《墨子年代考》云:"案《孟子》本文,无以证明告子为孟子弟子,恐是孟子前辈耳.墨子卒下距孟子生不过十余年,告子弱冠得见墨子晚年,告子老宿得见孟子中年."[3]梁、杨考证有理.     

“道”在心外还是心内——唐君毅关于荀子“心”与“道”的思想述论

唐君毅认为,荀子那里"心"可表述为"统类心",不仅具有认知功能,同时也是一意志行为的心。"道"是"统类之道",但首先是"心之道",循此心之"道"才能达至"统类之道",因此,不可视"道"在心外。然而,若就"统类之道"的核心——"礼义"来说,"道"与"心"的内外关系仍不明确。较合理的解说是区分"道"的双重意义,作为具体规范的"道"(礼)是外在于心的,有待心去认知;而作为"礼之理"的"道",则不可说在心外。但仍需指出的是,作为"礼之理"的"道",虽不可说在心外,可也完全不同于孟子意义下的"仁义内在"或"礼义内在"。     

性善说的困难——以《孟子·告子上》为中心

孟子与告子有过数次辩论,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孟子道性善,以为人性先天地、普遍地是善的,但在论证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在杞柳之辩、湍水之辩中,孟子说明了人性的自然性,但未能证明自然的何以必然是善的;在"生之谓性之辩"中,孟子分辨出"人性"之不同于"物性",但人之性何以必然是道德性,孟子也未能充分证明。孟子的性善说,道出了人性善之可能,但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人性恶之不可能。而在"仁义内外之辩"中,孟子的困难在于无法排除一种"合乎道德"而非"出于道德"的义之可能。     

论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说的误读

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是在对孟子性善说的批评中创建起来的,但这种批评存在诸多对孟子的误读.首先,孟子的人性论是统一的、普遍的一元论,董仲舒则是取中民之性为性,以部分人之性释读孟子的全体人之性,这是有意的误读.其次,孟子言性是德性论的思路,董仲舒则折回到自然主义的气性论,因此,以气性论解德性论,必将扦格不通.同时,孟子因为视性善为一体,故善是性之善,是内在的、先天的善性,董仲舒将善理解为后天的、经验的王道教化之善,以"未善"解孟子的"本善",是一种认知性误读.最后,孟子创立的道德内在性、自主性原则,被董仲舒以王道政治的目的 论而转变为外在的、他律性原则,这也是一种有意的误读.     

《孟子》“伦理之心”的当代思考

《孟子》从十二种意义上使用"心"的概念。《孟子》伦理之心的内容有三:"心"是性善论的理由,"心"是确定人格的根据,"心"是道德修养的途径。孟子的伦理之心属于中国的"心"文化传统,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科学型文化的"物理"与伦理型文化的"人理"并存不悖。孟子伦理之心对时代的最大启示是依照心的属性寻找现代社会的三种人"伦",以期解决长期困扰伦理学界的"五伦"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心君同构:作为一种思想史现象

一 心君同构,是古代尤其是先秦两汉思想史存在的一种现象.所谓心,在古代思想体系中基本上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认识器官及其"知觉"、"思虑"等认识功能及作用,即所谓"知觉灵明"之心,也即孟子所说的"心之官则思"以及荀子所说的"知觉闻见之心";一是指主体自身内在的道德本能及情感意识,即所谓"义理之心"、"本心"、"良心",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所说的"恻隐、是非、辞让、羞恶"等"四端",也称"四心".     

论孔丘屈原爱国思想之异同

爱国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范畴,春秋战国时代,天下处于既统一、又分裂状态,诸侯国相对独立,加之"国"的概念混乱,它表现得就更加复杂了.概括地说,当时存在两种爱国思想:一种以爱历史上中国("天下"、"四海"、"九州")为内容,如商鞅说秦王变法谋求统一、孟子去齐求"天下之民举安",以及所有突破"父母之国"局限,以"天下为己任"者皆是,孔丘为其代表;一种以爱某一诸侯国为内容,如郑人弦高退秦师、申包胥哭秦廷而存楚皆是,屈原为其代表.这两种     

儒家《四书》保障民生思想探析

儒家《四书》中蕴含着丰富的保障民生思想,其表现为保民养民和富民两个层面,其中还包括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民生。《四书》保障民生的措施有实行德治、保证生产、薄税敛等内容。《论语》保障民生的"养民说"使周初以来的保民、养民思想有了可操作;性《大学》首次提出了发展经济的"生财之道;"《中庸》增加了"来百工"、"柔远人"等发展生产、增加劳动人手等社会政治措;施《孟子》保障民生思想最突出的是"制民之产"所规定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四书》保障民生思想是以人类家庭的血缘亲情行为和血缘亲情伦理比附、论证国家对民众的社会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伦理。     

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与方朝晖教授商榷

"三纲"的本义是"皆取诸阴阳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成为绝对尊卑和绝对主从的关系。此说始于汉代,以适应"汉承秦制"。先秦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都不讲"阴阳灾异",而汉儒因有了"君为臣纲"的思想,故而"屈君而伸天",用天神的权威和"阴阳灾异"来节制君权。儒家是服从于仁道,以人民为"大我",以为民、利民为"大局",此义不是"三纲"所能具有。"三纲"在中国古代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在现代已无现实意义;相反,批判"三纲"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孟子》“民贵君轻”的确释

<正> 《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语一出,千载以来或毁或誉,不啻天壤.据说,明太祖朱元璋读《孟子》读到此语,竟勃然怒斥孟轲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遂命罢配享"①.《孟子》也被列为"禁书";后来才出了个"节本".删去原书的三分之一②.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孟轲"重民"思想大受褒扬,诸如孙中山,陈天华等杰出资产阶级革命家都借用孟轲"民贵君     

《孟子》“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章应怎样理解?——与杨伯峻先生商榷

<正> 杨伯峻先生编著的《孟子译注》一书,无疑是一部颇有影响的著作.但是,我感到该书对"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章的译文,有几处不符合孟子的原意,今提出来与杨先生商榷.《孟子》原文: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孟子使民"心服"思想的社会契约属性及其文化意蕴

孟子使民"心服"思想的内涵是,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安宁与幸福,庶民或家族自愿放弃自然社会的部分主权,归附国君并成为其邦国成员.孟子的使民"心服"思想具有社会契约属性,其折射出这样一种文化信息:庶民已经在历史上崛起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从边缘走进历史舞台的中心,统治者则只有承认他们的价值,尊重他们的权利,才能真正赢得民心,从而获得统治权或巩固政权;武力征服与暴力统治只能孕育反抗与战争.使民"心服"思想是先秦儒家"人本"政治哲学与和谐生存智慧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