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衔接、扶贫转型与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政策方向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后,中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扶贫工作不仅要重视脱贫攻坚与相对贫困治理政策的衔接,同时也应注重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政策衔接。相对贫困要求扶贫工作进行工作范畴、工作机制、工作目标、财政投入与使用以及政策框架等维度的转型。在此基础上,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需建立国家与地方相结合、实现城乡融合的相对贫困识别标准,强化政策过渡期的脱贫攻坚质量提升与成效巩固工作,做好政策延续与政策创新的统筹工作,实现扶贫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统合。     

支出型贫困视角下农村社会救助扶贫效果研究

贫困问题的界定决定贫困问题的治理方式。我国对贫困的界定和测量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然而,考察当前农村贫困可知,由于重大疾病、子女教育、突发事件等原因形成的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多的成为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由此,针对支出型贫困的社会救助项目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是提高精准扶贫效果的关键。本文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FGT贫困测量指数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扶贫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扶贫效果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针对支出型贫困的救助项目尚未得到重视。因此,为提高社会救助对精准扶贫的效果,今后农村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有针对性地对支出型贫困进行救助、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等。     

后小康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

后小康时代中国扶贫战略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的任务会更加艰巨。与绝对贫困治理相比,相对贫困治理具有分散性、多维性、艰巨性、长期性、系统性五大特征,同时也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政策有效性和文化贫困四大治理难点。对此,必须构建转型衔接机制、内生动力机制、多重保障机制、人文发展机制四大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以顺利实现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再探讨——基于政策转移接续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视野下,政策目标应定位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四个主要方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路径衔接,具体体现为微观政策的转移接续。依靠乡村振兴战略接续推动长效减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要把握多维扶贫、城乡扶贫、制度扶贫、社会扶贫四个战略重点,建立覆盖工农、城乡一体的扶贫体制,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要在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从政策退出、政策加强、政策转化、政策新设四个方面展开研究,提出长效减贫的实现路径,重塑减贫政策体系。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还需要尽快明确政策过渡期限,重启新一轮扶贫改革试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加强扶贫领域国际合作。     

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

相对贫困是我国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主战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的案例和数据,发现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具有经济结构性、政策负外部性、社会权利性、社会时间性和社会心理性等五个维度。相对贫困的相对性、多维性、脆弱性、动态性、发展性、长期性、特殊群体性、强区域性,要求国家建构新的贫困治理体系。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应着力构建益贫式经济增长体系、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多元化贫困治理体系、理性化心理认知体系,针对性地破除相对贫困的多维相对性,使相对贫困治理走上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轨道。     

相对贫困视角下的护理救助：需求评估与政策选择

中国在2020年年底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目前已进入相对贫困治理新阶段。相对贫困概念将失能纳入贫困范畴,推动护理救助成为现代社会救助体系的核心要件。在相对贫困治理中,护理救助发挥承上启下的重要功能。从消除绝对贫困迈向治理相对贫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使得护理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绝对贫困治理和护理保险试点制度排斥又维持贫困家庭这一矛盾,致使护理救助需求愈发强烈,进而成为相对贫困治理亟须解决的重点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理应推进护理救助制度建设,在借鉴发达国家和国内各地先行经验的基础上,厘清护理救助与护理保险的关系,从目标对象、主要内容、递送方式、责任主体等方面合理设计和制定护理救助政策,同时加强护理救助与就业救助等发展型救助制度的衔接联动,切实满足贫困家庭的护理保障和自我发展需求。     

增材制造技术在陶瓷制备中的应用

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元,其中以个人发展能力不足为主的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部环境通过内因加重贫困发生概率。在后扶贫时代,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可以从全局出发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三支柱治理策略,构建一套稳定、有效、可持续的新型综合扶贫治理体系和一套具有动态性、可调整性的长效治理机制,并从益贫性产业发展、创业就业扶持体系建设、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扶贫、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精准施策。     

缓解城市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的政策体系

随着中国贫困治理的深入,解决长期贫困问题开始进入到理论研究和贫困治理决策者的视野中,其中贫困家庭代际传递被认为是贫困治理的关键。为了缓解我国城市贫困家庭代际传递,也为了推进我国城市社会救助制度的转型,需要建立综合的政策体系。本文基于缓解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视角的讨论,重新对缓解我国城市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的政策进行了目标定位,从而提出要推动目前单一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成综合的生活支持制度,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贫困家庭分类救助(五类补助金制度)+贫困家庭救助服务"的政策体系。     

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

2020年后,中国迈入一个由消除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变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依旧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工作的重心,探索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势在必行。该文在对2020年后贫困治理主要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研究发现,解决相对贫困将比消除绝对贫困更为复杂,遇到问题更多,持续时间更长,必须要建立包括相对贫困动态识别检测机制、自主发展能力建设机制、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机制、兜底保障分类帮扶机制在内的"四维一体"长效机制,不断完备中国特色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制度供给。     

信息不对称:农村贫困识别面临的困境

瞄准贫困是精准扶贫的关键,准确的贫困识别建立在对信息充分把握的基础之上。在农村贫困识别过程中,乡镇政府与村干部、村干部与村民以及"信息优势"与"信息弱势"村民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贫困识别扭曲。为了打破贫困识别困境,须降低农村贫困识别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可从规范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加强政策宣传与执行监督、完善行政理念与政策标准这三个方面着力。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共同富裕视域下我国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相比于消除绝对贫困的局部性和紧迫性,相对贫困治理的整体性和长期性特征更为显著.需要将消除相对贫困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相结合,并将其置于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伟大征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长效治理机制.围绕建立动态识别与监测机制、完善社会化扶贫协同机制与城乡一体化治理机制等构建长效治理机制,在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丰富贫困治理的具体方式与工具,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     

论城市贫困救助中的服务型救助

发展服务型救助是新时期我国城市贫困救助在救助理念、内涵、形式等方面的全面拓展,是以提供服务的形式开展的社会救助,是城市贫困综合救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城市贫困救助既有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救助和应急救助互相搭配、各司其职,可以有效地解决反贫困实践中制度刚性与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应从框架设计、机制设计、技术设计、监督评价机制、经费保障等五方面创新发展服务型救助的政策。     

精准扶贫的人权诉求、社会阻力及实现路径

为了彻底消除贫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与贫困态势,党和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消除贫困已成为世界人权的优先事项。消除贫困、发展权利、幸福权利是精准扶贫的三维人权诉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贫困多样性、农村社会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等是消除贫困的社会阻力。为此,可以通过发展国民经济、建立公正制度、健全精准识别机制以及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等途径,促使精准扶贫战略的人权诉求实现。     

制度化扶贫:多层次医保助推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基于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

贫困是长期存在的世界性难题,贫困治理的探索从未止步。经过系列扶贫举措,中国业已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然大量存在。其中,因病致贫返贫是贫困产生的主因,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题是新时期贫困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为补充、医疗救助为托底、专项扶助、商业健康保险及慈善救助为辅助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凭借填补贫困人口医疗费用支出、减弱因病致贫返贫的疾病经济风险,成为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为此,在健全评估标准、精准识别医保扶贫对象的基础上,着力从全面提升医疗保障水平和强化医疗费用——质量双控制入手,探索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助推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切实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顺利实现。     

迈向共同富裕的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之策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农村的贫困样态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农村工作的重点将围绕解决相对贫困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展开。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呈现出人口规模大且分布广、多维性和长期性特征,而相对贫困的治理又面临诸多挑战,如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测度难、收入之“贫”和发展之“困”的双重困境、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引领能力不强等问题,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需要建立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机制,拓展增收渠道以摆脱收入之“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破解发展之“困”,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相对贫困:指标构建与影响机制

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历史性圆满成果后,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在扎实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在贫困动态变化过程中如何预防返贫、解决相对贫困等动态问题至关重要。而这一前提在于弄清贫困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如何作用贫困动态变化的机制。为解决这一问题,基于三省六县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后4个时期(2010年、2012年、2015年和2018年)的农户样本实地调研数据,构建基于贫困强度调整后的贫困发生率指标,重点将扶贫政策作为影响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产业发展、文化教育、易地扶贫搬迁以及兜底保障对贫困动态变化均有异质性影响。其中,产业发展、兜底保障有助于降低贫困发生率;文化教育、易地扶贫搬迁在特定时期和区域可能会提高贫困发生率,前者可能受财政教育资金相对趋紧和人口流出所致,后者可能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不具备短期增收效果所致。上述分析为新时期预防返贫、处理相对贫困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政策启发。为此,我国应该继续深化推进农村产业发展以提升农民造血能力,稳步提升以兜底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供给水平,持续推进教育领域的财政体制改革,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并因地制宜地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的后期扶持,以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试论改革以来的中国城市扶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政府因应这一问题的政策大体上经历了6个方面的转变,即从扶持企业到直接救助贫困人口,从道义性扶贫到制度性扶贫,从救助制度分立到救助制度整合,从基本生活救助到综合救助,从消极救助取向到积极开发取向,从依托单位体制到重视社区作用。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城市贫困问题,注重城市扶贫政策的创新,加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促进就业导向的经济发展,注意培育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大力促进贫困者的社会参与,以继续推进中国城市扶贫政策的优化,切实保障贫困弱势群体的利益。     

社会质量视域下精准扶贫的理念和机制创新探索

社会质量导向的社会建设旨在消解组织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冲突,增进个人福利和发展潜能,倡导人的尊严、民主、社会公平和社会团结。社会质量视域下的精准扶贫是蕴涵社会教育、社会创新、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全民参与的社会创新发展机制。在充分发挥精准扶贫社会给付功能的同时,增强其社会规制功能,提升贫困群体的社会责任和参与意识。精准扶贫的理念和机制创新应以人的发展为核心,通过地区产业发展,走城乡资源互补和乡村内源式发展道路,增强村落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承,在实践中构建"扶贫"与"扶德"并重、"保障"与"治理"兼顾的扶贫政策体系,通过致力于社会质量的提升走可持续脱贫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