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探析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资产阶级"廉价政府"思想的批判和在巴黎公社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廉价政府"思想,实际上都交织着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或者说国家(政府)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构建"廉价政府"理论的一块基石。从这一视角出发审视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会发现它和现实之间存在的明显落差,因此,它所提供的只能是提纲挈领式的预测而非具体方法的指导。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网络社会治理

现实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映射到网络社会。当前网络社会中“社会”的力量逐步强大,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与“社会”相比,“国家”处于弱势地位。产生这种失衡主要是由于现实社会中社会矛盾集聚,社会信任降低,政府缺乏网络执政力所导致的,因而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治理既要改善现实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应实现从网络管制到网络治理的转变。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虚拟社会治理

国家与社会关系均衡化发展,是虚拟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支撑.无论是代表“强政府、强社会”模式的数字利维坦,还是代表“弱政府、强社会”模式的网络乌托邦,均属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状态在网络空间的具体表现.国家中心主义行为逻辑的网络实践造就了数字利维坦,过度推崇理想化网络公民社会的作用则有可能产生网络利维坦,然而盲目地追求一方力量独大,将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虚拟社会中失衡.因此,应通过推进治理框架下的理念重塑,推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平衡,提升网络公民社会的公共理性,完善网络空间公共事务的参与秩序等途径,才能化解虚拟社会治理中的潜在风险,促使虚拟社会走向治理和善治.     

社会资本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国家和社会之间一定的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能够很好沟通、平衡和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有必要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团的自治性,以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从而实现和谐社会“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动态平衡。     

社会转型期的民众社会心态对其心理和谐影响的实证研究

采用心理和谐量表和自编有效的社会心态问卷,随机分层抽取重庆市13个区县1 544名民众进行调查,以检测民众社会心态对其心理和谐的影响.结果发现失地民众和移民的心理和谐水平显著低于普通民众,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生活满意感都显著低于普通民众;公务员或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心理和谐水平高于其他民众,他们在生活满意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和政府信任感上显著高于农民、农民工和无职业者;高收入者的满意感最大,低收入者压力感最大,中等收入者问题感最大,高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社会公平感和安全感都较低,且三者之间差异不显著;城市、城郊、乡镇与农村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安全感都较低,且四者之间差异不显著;社会心态是心理和谐的显著预测变量,而其中民众的生活满意感、对政府的信任感和社会问题感是影响心理和谐的关键要素.     

国家悖论与市民社会的构建

诺斯的“国家悖论”深刻地揭示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即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悖论”在中国转型时期也客观存在,如何破解“国家悖论”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国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有现实意义。“国家悖论”的原因是国家也是个“经济人”,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悖论”的实质是国家权力悖论,即国家的权力超出了它本来的界限。因此,应限制国家的权力构建强大的市民社会来解决这一悖论。     

论非政府组织的政治稳定功能——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非政府组织是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载体,具有维护国家和社会相对平衡的政治稳定功能。在现代社会,任何一种政治上的不稳定,其实质就是对既有权威的否定,政治不稳定因素大致可归结为对政府权威合法性和政府权威有效性的怀疑。因而,对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消解和对政府权威的塑造是统一的。非政府组织对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消解,促进政府权威塑造就是其政治稳定功能的体现。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中国灾害教育述论

灾害教育是以培养人们具有一定的防灾减灾知识和应对灾害能力为目的,以便能正确认识灾害发生发展规律的教育活动。灾害教育可以从政府与社会两个方面来展开进行,政府方面应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发挥宏观规划、政策引导、组织协调、有效监督作用,保障灾害教育实效性。学校、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社会单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来具体实施灾害教育,并与政府有机配合,从而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灾害教育发展。     

倒逼与反倒逼：精准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以贵州T县与河南C县的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为例,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基层实践中,因责任推卸、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科层制体制惰性,导致了政策“变通”、政策“悬浮”和“边缘人”谋利等问题,自下而上倒逼着地方政府进行扶贫体制机制的改革。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通过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整合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再造了精准扶贫的组织结构和识别流程等,有效地在反倒逼中实现了扶贫体制机制创新和扶贫政策的纠偏。精准扶贫由“非精准化”向“精准化”的变迁过程,根本上反映了转型期国家治理中存在自上而下体制认证的不足和自下而上社会认证的缺陷,需要整合体制与社会力量,建立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以提升国家认证能力,实现精准扶贫的精准化。国家认证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体制与社会力量在国家认证能力建设中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从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利的视角探索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实践路径。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政府失灵及对策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的自利性是造成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治理政府失灵,必须从制度上克制其自利性,一方面限制政府经济职权范围和立法活动,并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政垄断,移植市场化的经营模式改进政府运作,通过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手段提高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效率。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病态社会心理分析

病态社会心理,是指由社会病态文化所引起的不正常的心理活动,在现阶段主要有浮躁心理、冷漠心理、仇富心理、功利心理、逆反心理等。病态社会心理会导致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社会凝聚力降低,从而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应采取建立健全有效的心理疏导社会机制等措施控制病态社会心理的蔓延及影响,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病态社会心理分析

病态社会心理,是指由社会病态文化所引起的不正常的心理活动,在现阶段主要有浮躁心理、冷漠心理、仇富心理、功利心理、逆反心理等。病态社会心理会导致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社会凝聚力降低,从而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应采取建立健全有效的心理疏导社会机制等措施控制病态社会心理的蔓延及影响,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和谐社会与政府职能转变:社会政策的视角

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政策的淡化和缺失是导致我国社会出现不和谐因素的重要原因.为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强化政府的社会政策意识和功能,重视政府在财富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提供中的重要作用.而政府社会政策功能的强化,又必须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结合起来.考虑到中国是人口大国,我们需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发展社会政策,发展积极性福利,把中国建设成社会投资型国家.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政府社会管理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和强化社会管理思想是新时期重要的理论创新,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且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将政府社会管理纳入和谐社会的视野,我们会发现,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至关重要。     

和谐社会构建与社会心态调控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多种要素相互配合和相互统一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蓬勃发展的经济基础,还需要安定有序的政治环境和健康和谐的社会心态。和谐的社会心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它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良好的心理氛围,从而推动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在社会转型加快和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心态的状况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影响更大,没有民众和谐良好的心态,就不可能有真正持久的、和谐的社会生活秩序,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各种舆论导向运行机制,注意正面引导,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加强社会利益公平分配的监管和调控力度,使广大民众真正树立起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研究——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视角

传统的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中的高成本、低效率以及低社会动员能力,使得这种单一线性的管理模式日益受到挑战。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研究视角,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协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我国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模式,这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信任重建

普遍信任取代特殊信任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过于依赖大规模正式制度的引入与建构,由此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格局。国家对社会的过度干预引发了政治信任、社会信任的双重危机。使得社会信任重建被迫在两线作战:一是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要求,实现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的文化转型,建设法治社会,消除宗族、宗派主义的裙带风气。二是适应建设公民社会的要求,实现从政治国家到公民社会的转型,充分发挥自愿社团的活力,并以之制约国家权力。重建社会信任,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重大议题。     

灾难情境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生物—心理—社会”研究思路与方法

从"生物—心理—社会"的视角全面地探讨灾难情境下的人们的社会心态变化规律及其特点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生物学视角的研究成果表明,灾难后的心理行为变化源于人类前额叶的高级认知控制功能受到应激影响的条件下转变为由杏仁核所主导的快速情绪反应模式。心理学视角的研究分析认为,灾难后的心理行为变化可看做进化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双重意义上的心理原始化过程。社会文化视角的分析认为,灾难后的心理行为变化可看做一种社会文化心态模式从"平时状态"向"灾难应急模式"的转换。这三个视角的研究分析既有内在本质的联系,也遵循各自不同的逻辑,只有将这三个视角结合起来考虑,我们才能获得对于灾难后社会心态变化的全面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