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制建立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开启——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汉口)建市的历史考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政改革"方兴未艾,现代市制开始建立,武汉(汉口)成为中国最早建立起现代城市政府的城市之一。独立的颇具现代政治形态的市政府的成立,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意味的市组织条例被批准实行,特别市建制使武汉(汉口)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机遇。武汉(汉口)城市政府"按照现代方式"规划城市空间,以欧美城市为参照大手笔地展开市政建设,将城市管理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致力于市民城市共同体意识和城市生活习惯的养成。然而由于传统社会运行的强大惰性和惯性,现代城市化运动的动力先天不足,使得武汉(汉口)城市现代化运动虽精彩启幕,却一路坎坷,蹒跚前行。     

“立朝与立市”:从《周礼》看中国传统市政的职能与理念

现代意义上的市政是指对城市的规划建设与管理,而《周礼》中的市政概念除了“掌其卖儥之事”,即对市场经济运行的管理之外,还有着“封邦建国立社稷”的深层政治意蕴。其“面朝后市”不仅是“市”与“城”关系的管理规则,且体现出封建社会“国王理朝政”“王后理市政”的家天下理念。     

公路行政的法理学界说研究

公路行政是国家行政权在公路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体现和有效延伸。《中华人共和国公路法》颁布施行后,公路行政中的诸多法理学概念的界定,影响着公路行政中依法行政目标的实现。研究并界定公路行政中的诸多法理学概念,对于加速公路法制化建设意义匪浅。     

近代汉口市政改革对租界的效法与超越

20世纪前期,汉口市政改革经历了从最初学习效仿租界,到政府直接学习西方最新的市政成果,最后超越租界的曲折过程。这一曲折过程表明,市政独立统一是决定市政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按照现代市政体制进行构架的独立的汉口市政府建立后,力谋城市统一建设管理,结束了近百年多头市政的混乱局面,特别是一批带着现代西方最新市政理念、亲历西方现代市政最新成果的海归派专家积极投身其中,付诸实践,使汉口市政焕发出现代青春的夺目光采,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中最耀眼的明珠之一。     

中国行政法学总论的体系化及其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行政法学着重探求行政管理的法制化,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后,逐步建构起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主线的行政法学总论体系,晚近则发展出以行政法的解释和适用为主要取向、以实定法律秩序为出发点、以法律方法为核心要素的行政法释义学。今后,应以宪法为依归,探求行政任务取向下的行政法学总论体系改革。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中,应着力探讨效能原则;应超越行政主体范式,建构行政组织法研究中的"任务-组织"范式;应推进行政任务导向下的行政行为形式改革,关注非型式化行为,关注如何选择与实现行政任务相匹配的行政行为形式;应推进行政任务导向下的行政程序法改革,以及行政程序的简化。未来可通过深化行政法分论研究,推进行政法总论与分论的相互学习,提升中国行政法学总论的体系化水平。     

论实现“依法治市”的若干问题

依法治市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中间环节,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实行依法治市的经济前提;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实现依法治市的前提条件;健全的执法监督机制是实现依法治市的关键环节;自觉的遵纪守法意识是实现依法治市的社会基础。只有作好这几个方面,依法治市才会落到实处     

《行政处罚法》与依法治理城市环境

《行政处罚法》规范了环境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使破坏、污染城市环境者受到制裁,有利于提高市民的法律意识和环境意识。环境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包括,法定原则、公开、公正原则、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原则等。要坚持依法治市,实现城市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化、法制化和科学化．     

破解行政权及其运行规则的新视点--《行政与行政权及其规则机制研究》一书读后

对于行政权的研究及其运行规则之破解过程就是一部不断制约行政权并对其运行规制加以完善的历史。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彰显权利的时代 ,是一个寻求对国家公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进行规制和控制的时代 ,是依法行政逐步实现的渐进时代。因此 ,重估行政权的作用和功能 ,厘定行政权的范围和界限 ,廓清行政权的理性运行规则 ,已经成为现代法治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意。从国家产生之日至现代文明社会 ,权力恣意的阴影始终与人类附影随行。正是在与行政权无休止的较量过程中 ,人们才体悟到 :与其笃信人性的神话 ,不如青睐制度的价值 ;与…     

“镇改市”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与改革进路

“镇改市”是我国基层行政体制改革的试验,也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对基层行政区划改革做出的有益尝试。以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为目标指向,通过激活中小城市的发展“命脉”,改变单纯依靠经济推动乡镇发展的路径依赖,实现“农民城”向新型城镇的跨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探索。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缺位的行政规划设计、有限的乡镇管理能力、被异化的政绩观念、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以及市民文化普及不到位等,对“镇改市”的推进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成为“镇改市”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问题的化解离不开政策的引导、技术的支持和法治的保障,这三个维度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共同为“镇改市”改革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依法治市与法治进程中市民法律意识的增强

“依法治市”是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地方性重要举措,“依法治市”不仅需要在法治进程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提高全体市民对依法治市重要意义的认识,而且更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增强市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市民的法律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依法治市的目标提供内在的驱动和必要的支撑。     

张之洞督鄂与湖北省府主导汉口市政改革

张之洞督鄂之前,汉口官办市政未能积极应对汉口开埠后城市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张之洞督鄂时期,设立新的市政管理机构,强化省府对汉口市政的管理,整体布局汉口市政建设,大规模地开展汉口市政工程建设,鼓励商人参与汉口市政建设,逐渐形成了湖北省府主导汉口市政改革的管理格局。湖北省府主导汉口市政改革,是张之洞推行湖北新政的自觉有为的阶段性结果,是张之洞以总督身份强势领导并专制地方的结果,也是张之洞实力推行官治的结果。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扩张的行政权及其程序规制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行政权表现出对经济社会生活深刻干预、自由裁量权激剧扩张、高速运行、运行方式多样化等积极扩张的特征.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对行政权保持警惕,以减少其扩张带来的危险性.而对扩张的行政权进行程序规制是实现选择,既能发挥行政权"善"的作用,又能抑制其"恶"的作用,因为行政公开可以减少腐败的可能性,公众参与可以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时限要求可以提高行政效率,比例原则可以制约行政权的滥用.     

提升小城市发展质量研究——对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试点镇的调查

按照现代化小城市科学发展标准,目前我国小城市在发展目标、服务功能、产业成长、制度改革、考核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从2011年起浙江省启动小城市培育工程,积极探索提升小城市发展质量的现实路径,为优化区域城镇化的整体布局提供了体制机制改革的创新样本。提升小城市发展质量的路径为,把城市功能定位和城市品质提升作为促进小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把产业集群整体升级作为促进小城市实现产城融合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动力,把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为新一轮小城市培育工程的主线。     

对环境诉讼引入专家陪审制的思考

陪审制度改革是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专家陪审制的发展过程反映了科学技术发展对诉讼制度提出的新要求.环境诉讼专家陪审制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主要功能是满足环境诉讼专业化需求,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需求.通过专家陪审员与职业法官之间"事实审"与"法律审"职权配置的多元化模式,实现环境诉讼专家陪审制裁判权运行最大功效.环境诉讼专家陪审制裁判权的有效运作,离不开公正、科学的法律程序支撑.     

论行政法治——行政权的法律保障与法律控制

行政法治是用法律来调整、控制整个行政管理体系及活动。行政活动以行政权力为后盾,是国家行政机关履行职能所必需。对行政权的法律保障与法律控制,是加强行政法治、促进行政权合法行使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应有之义。行政权的法律保障是行政法治的前提和基础,行政权的法律控制是行政法治的保证。完备行政法制,从法律的保障与控制的结合上保证行政权的合法行使,将有助于行政法治的加强和法治社会的建立     

湖北新政前夕汉口的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研究——兼论罗威廉的“19世纪汉口自治说”

湖北新政前夕新的善堂出现,并不意味着城市整体意义上的常规化自治机构的形成,在汉口取得了进一步突破,民间市政力量在汉口的兴起是官府与民间互动的结果。日趋积极的民间市政参与并不必然导致罗威廉所说的那种转变：国家（官府）对市政的领导作用由直接变成了间接。罗威廉的＂19世纪汉口自治说＂值得商榷,其所力图论证的19世纪汉口乃至中国存在着的实质上的城市自治,不过是西方中心史观指导下构建的中国城市虚像。     

"单边市"体制:中国股市的最大弊端

中国股市近来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运行状态,这实际上是中国股市历年来所积累的很多问题的集中反映.文章通过对中国股市的现状以及所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关于"单边市"体制是中国股市最大弊端的观点,并建议将中国股市的运行模式由"单边市"改为"双边市",使做多与做空机制同时发挥作用,以克服中国股市存在的一些问题.     

论我国行政权力运行的外部结构改革与完善

文章就我国现行行政权カ运行的外部环境和外部结构进行深入地探讨,着重研究了我国行政权カ运行的外部环境和结构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行政权力运行的外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基本架构和对策。包括有效改善行政权力运行的外部架构;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进一步完善国家宪制;强化人大职能,切实落实内部分权制衡;改革国家司法制度,加强对行政的法律监督;尽快制订国家新闻法,赋予媒体舆论监督权;切实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让人民有效监督政府等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才能提高行政权カ运行的效能,从而造福于国家、人民和整个世界。     

宋代镇市、草市户口及其有关问题

宋代草、镇市经济得到了发展,但整体上还不高,各地的情况差别很大.根据熙宁九年全国与各路"草、镇市"保丁数推算:草、镇市两丁以上的户为230,528户,仅占全国保甲户的3.326%.若以此比例估算,则全国草、镇市户约有484,197户,比学界估计的宋神宗元丰年间镇市户(不包括草市户)66万户要低三分之一.     

武汉沦陷时期湖北市有公产清理初探

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设立之公产机构工作停顿,袍笏登场之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开展了颇具规模的市有公产清理工作。通过颁行《汉口特别市政府财政局公产经理处组织规程》等章则,组建武汉特别市公产经理处等公产管理机构,实现公产清理制度安排与机构运作深度结合,三镇公产事务稳步推进,公产收益有所增进,产权界限逐步清晰。其绩效成为之后市级公产清理重要参考,亦为战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提供了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