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社区治理机制的发展趋势和制度分析

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社区建设的关键是在社区定性与定位准确的前提下,找到符合国情切实有效的治理机制。“两委一站”的治理模式作为社区治理模式的新探索,在一些地方的试点中取得了以往所没有的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值得关注。借鉴与实践将在未来的探索中成为社区治理机制由发展逐渐演进成熟的现实走势。     

技术理性与治理逻辑:社区治理技术运用反思及其跨越

社区治理技术体系的建构过程实质是推进社区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技术化的过程,要义在于坚持“多元共治”理念,核心是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创设并应用多样性技术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和服务。从现实需求、价值取向、实践主体、技术工具、应用评价五个维度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技术面临网格功能泛化、物业管理专制、社工难以退出、协商参与不足等问题。社区治理技术的有效运用,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主体功能边界,增强居民委员会社区治理能力,激活居民自治主体性。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看,社区治理需要深刻转变,即政府理念从“管控”到“治理”,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各类资源从“分散”到“整合”,主体功能从“泛化”到“精准”,治理技术从“模糊”到“清晰”。     

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 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 政社合作”的方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     

环境发展的社区治理制度研究

环境问题已成为关切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问题,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环境发展问题而非环境保护问题,从认识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视角对环境发展困境进行梳理,环境发展困境源于主客体疏离。社区本质是主客体融合,为环境发展创造基础条件,提供动力源并引导环境发展。环境发展的社区治理制度分为两个层面,内涵层面包括社区治理主体、客体、过程、方式等要素,外延层面包括社区参与、社区促进、社区共享、社区监护等具体法律制度。     

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社区治理背景下社区教育创新模式探索

社区治理越来越重要。本文以社区治理为背景研究社区教育,在厘清社区治理和社区教育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剖析当下社区教育存在的问题,试图找到社区教育的创新模式,以更好地服务社区群众,通过开展社区教育服务,将社区内外的资源充分结合,提升资源整体利用率,使社区的建设形式和服务得到完善,使社区治理体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及可持续发展。     

我国社区网络治理的障碍与对策探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由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过程正逐渐发育为一个相当典型的网络化结构,迫切需要打破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从而使社区问题的非政府解决方案成为可能.因此,应从网络治理的视角解析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探索如何通过资源共享、合理分工及相互合作把传统社区中的唯一治理主体——城市基层政府——和其他利益主体融合到一个横向联系的网络中,共同对社区事务进行治理.     

韧性社区数字治理的协同机制探析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为有效应对公共危机,立足韧性社区理论分析框架,对荆州、郑州、合肥三地的典型社区个案进行拓展研究,分析总结了三地社区的组织韧性、主体韧性、技术韧性的发展现状,剖析其存在的抗逆性、恢复力、自治力不足等困境,提出了数字协同、多元宣传、平疫结合等全周期管理路径。不断以数字治理拓宽社区治理深度,以协同治理延展社区治理广度,促进数字协同机制融合互嵌,以期更好地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探析

运用“理想类型”的型构方法,从“社区自理的效力”“社区治理的效果”两个维度建构了社区治理范式,并对“政府管制型”“政府主导型”“合作共治型”“社区自治型”四种治理范式进行了比较.认为：“合作共治型”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社区治理模式,未来应从治理的社会基础、主体和行动机制等方面深化对社区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社区文化与社区发育的逻辑

从分析社区文化建设在社区发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试图找出参与社区发育过程的诸因素的逻辑次序，以期对当前基层社会发育的动力和机制做进一步的描述。认为社区文化建设是社区发育的源头，而社区自治却依赖于一系列前提条件，如果不顾前提条件，或者颠倒了逻辑次序，就可能事与愿违。同时，依据浙江省宁波市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尝试建立描述社区发育的准递归模型。     

责任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内生逻辑及构建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石,是社区治理规律深刻把握的创新方案、社区"一核多方"治理模式的升级版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实践形态.以主体有责、行动尽责、善治履责为基本要义的责任共同体是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根本内核与内在意蕴,也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发挥治理效能的基本理路和作用机制.实践中,由于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权责边界、尽责动力和履责能力等责任落实障碍问题,致使治理共同体难形成和治理优势难以发挥.为此,通过加强教育增责、制度赋责、激励尽责、党建履责,推进"人人有责""人人明责""人人尽责""人人履责"的责任共同体建设,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     

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运行机制

传统危机治理模式在应对新时期复合型风险中存在诸多积弊。创新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转变传统“工程能力”的应急治理理念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的基本面向。韧性概念的提出在丰富公共治理理论内涵的同时也为建构“中国之治”乡村危机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持。依据“解构建构”的逻辑理路尝试提出“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基于“协同”和“信任”双重维度系统阐释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认为“多中心自组织协同”的网络结构形态强调党建引领下的“一核多元”;而“契约信任”是现代乡村公共秩序维系的前提,能够激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内生动力。基于系统内部各要素联动融合的作用机理与实践应用,从多元主体的协同组织机制、政社互动的秩序维稳机制、长效常态资源冗余机制、社区数字技术赋能机制和动态调适持续学习机制等方面探究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运行机制,旨在重塑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拓扑型治理共同体结构,接续推进乡村韧性建构与风险治理体系的融合。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实现事关党和国家政策方针贯彻落实,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有助于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国情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具有系统性、人性化、现代化特征,并呈现出多元化价值导向;从主体结构、主体关系和结构特质三方面对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体系进行剖析,既明晰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逻辑,又从丰富公众参与渠道、强化社区治理意识、健全保障机制、加大社区治理人员和物资投入力度、搭建议事协商平台等几个方面明确了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论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建构方略

社会治理是社会共同体良序运转无法绕开的经典议题。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强调政治权力对社会秩序的刚性建构,呈现出鲜明的政府本位色彩。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治理的社会本位渐趋凸显,并暴露出传统社会治理政府本位的一些问题。不过,社会治理的社会本位,在实践中又常常遭遇个人中心主义的挑战。面对"权力中心主义"与"个人中心主义"的缺陷,我国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念。社会治理共同体摒弃单一中心主义,而以共同体主义为价值导向,寻求共同体成员的协同合作和普惠共享。为了建构中国气派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当前我国要不断激活公民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完善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渠道,促进共同体成员普惠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共同体的三重逻辑与建构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举措。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正在改变城乡社会的发展格局并形塑新的治理模式。在社会数字化转型场域,数字治理成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变量,针对当前数字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结合“共同体”理论尝试提出数字治理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在深入阐释其概念特征的基础上,以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为研究背景,基于“理论-历史-现实”三维视角,系统解构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共同体的多重逻辑。基于此,从物理边界的消解与重构、基础网络的织就与形塑、多元主体的融入与互动、科技伦理的诠释与再造等方面提出建构路径,推进“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