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话语到文化启蒙：论1980年代美学“译介热”的知识谱系

在1980年代“美学热”语境中,西学的“现代派”资源契合了思想解放的宏大语境。主体价值的确立、审美感性的彰显、个体的历史反思等等,这些不仅成为西方现代派美学的表征形式,更是成为中国新时期的理论诉求。“萨特热”“尼采热”以及“弗洛伊德热”就构成整个80年代美学维度“译介热”的知识框架。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浪潮作为译介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强大的哲学理念和现代派文学的推动,成为人学思潮中的“亮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通过对主体深层心灵活动的体察、泛性主义的生命欲求和精神世界的症候性分析,呈现出了主观色彩浓厚的美学面貌;“尼采热”的出现构筑了新时期译介活动的另一个热潮,伴随着尼采哲学论争的同时,也是唯意志论哲学和人本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化和张扬。由此,“译介热”走出了一条从主体话语确立到美学伦理建构的理论谱系,具有文化反思和人性启蒙的历史价值。     

1980年代“译介热”与中国审美话语的本体自律

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热”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工具论”“反映论”的反拨与对抗,与此同构的是审美自律的进程和审美本体的建构.“审美自律论”和“方法多元论”成为“译介热”的两个主要支点,共同参与现代性人学启蒙,促使了现代派文学的文本发现与形式自律.“审美自律论”促使了审美活动从外部的“他律”转向了审美的“自律”,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在译介热中引入中国,纷纷促使了美学和文学批评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思想内涵转向话语革命.同时也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新时期以来潜藏的“形式化”冲动,从而使得形式和语言实验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愈加重要的作用.     

从审美文化到文化美学

“审美文化”的提出是文化和美学结合研究的第一次自觉 ,它也一度成为 2 0世纪 90年代中国美学研究的热点 ,但由于其理论欠缺深度 ,所以 ,2 0世纪末以来它光彩渐淡。而“文化美学”接过“文化与美学”研究的大旗 ,继续把美学研究向更广阔、更深入、更本原的领域拓展 ,在美学对象、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等方面 ,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生命力的生长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 人学谱系与文化启蒙

审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导线索,人性、人道主义与人文关怀构成重要的理论基石,并且成为推动社会革命、促使文化启蒙的核心。第一阶段是以毛泽东、鲁迅、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大众审美启蒙论,他们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中的阶级革命理论,将“为大众”视为美学和文学的最高目标,并以群体启蒙的方式建构全新的“人民美学”。第二阶段是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主体性理论,以朱光潜后期的实践美学改造、蒋孔阳的“美感论”以及李泽厚的“美是自由的形式”为代表。美学家试图发掘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有关个体主体、感性、形象、自由等维度的元素,完成美学从集体话语到个人主体、从物质实践到精神体验的理论谱系。第三阶段则是在新时代呈现出集体性与个体性相互交融、审美愉悦和时代责任相互推进的场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人学话语释放了强大的理论包容性和生命力,能够进一步延续美学的主体性和人民性特质。     

大众传媒与中国启蒙文化：建构与解构

启蒙,作为中国近现代崛起的文化范式,实质是一种文化传播行为与过程,它的发展与大众传媒的进化息息相关.大众传媒与中国启蒙运动的关系经历了建构时代与解构时代的更迭.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行,大众媒介在对启蒙形成强大冲击的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良机,它将迎来一个传媒英雄协同思想大师为主体、多向传播、多元共融的温和的启蒙新纪元     

实践“三个代表”，建构以人为本的当代审美文化

审美文化的自律要求就是全面占有人的本质 ,实现人的精神自由。这种本质要求体现在我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建设中就是要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以先进文化的价值内涵为准则 ,建构以人为本的当代审美文化。     

德意志文化启蒙与康德的审美教育理论

思索人类生存、发展的命运,找寻人类自由解放的途径是康德一生的追求。正是在这终生不渝的追求中,康德发现了教育对于每个人的哲学意义,确立了教育的终极使命。教育正是在发掘人类理性而抑制动物的野蛮性,使人从习性上符合人的本质也即"理性"的道路上与审美相遇,美学成为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中介环节。康德审美教育理论由此表现为一种对启蒙理性、对文化的非人性化的批判精神,用审美和艺术照亮社会实践和每个人的心灵,让每个人学会理解社会和自我,更加自由、全面地发展自身的可能性。     

《野棕榈》中“普通人”的存在主义解读

福克纳的第11部小说《野棕榈》是一部非＂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其中像穷苦白人（哈里）、罪犯（高个子犯人）这样的＂普通人＂成为主线人物,不同于没落的庄园主继承人们,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福克纳刻画的他们,都有着灵魂和肉体的矛盾。借助这些普通人,福克纳向世人展现他一直强调的人道主义思想。本文从存在主义视角,通过解读相互对位的主线人物的存在,对比分析两个＂普通人＂各自寻求＂真实的自我＂的不同经历,来探索福克纳对人类的现实状态及人类的存在意义。     

近代启蒙美学的理论建构与价值追求

近代启蒙美学是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真正源头。近代启蒙美学的三个理论支点是康有为的哲学、严复的进化论和王国维的审美境界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美学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两个价值取向:梁启超主张国家本位的民族国家主义,而王国维主张个人本位的意志主义。民族国家主义的美学总是处在美学发展的中心,但它从来没有成功的美学实践,王国维关心个人精神状态,寻求心灵慰藉的美学精神构成了中国美学精神的真正内容。这两个传统的对立既是中国传统美学“载道派”和“性灵派”的延伸,又揭示了:走上理性主义历程的中国现代美学,它的一只脚已经跨出了中世纪,另一只脚刚刚抬起来。     

审美性休闲文化与人性的生态建构

生态危机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危机。对于建构合理健康的人性生态，审美化的休闲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自我生成方式。中国文学史中包含着一部休闲文化史。中国古代休闲文化中休闲与审美融合的、以“游”“玩”为核心范畴的美学观念，强调人的审美的心胸在审美化的休闲中从日常功利中摆脱出来，借感性的补偿来慰籍和修复受羁押和分裂的人性，这有助于认识审美化的休闲文化与人性的生态建构之间的关系。     

从“青春文学”看大众审美文化流变

通过梳理“青春文学”发展现状与社会影响，探讨不同时期大众审美与文学建构的复杂景观。具体表现在传统中心的消解，即审美空间由乡村转移至都市，个人意识取代政治集体观，精英文化受到大众文化冲击；消费社会借助审美文化的包装来装点门面，逐步完成对审美文化的挪用与改造，文学创作日渐市场化、符号化；历史虚无主义成为新时期大众意识中较为突出的精神特征，化轻历史的沉重感，用戏谑的方式消解崇高来对抗消极。     

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协奏——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嬗变

中外文化语境的不同和中国社会的具体状况造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特的身份特征和文化内涵,他们既汲取西方文化的营养,又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随着公共空间的建立,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中,他们借助理性的力量,以独立思考的姿态和与社会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展开对民族、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他们是中华民族特具的生存处境、生活方式及其生存价值和西方现代理性密切交织所孕育出的独特的文化范型。     

存在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

存在主义与其他西方文化思潮一道“东渐”并汇入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原点——“天人合一”观具有价值关系的契合性。首先,从本体论层面观之,“天人合一”观与存在主义具有异中趋同的相容性。其次,在认识论上,两者之间同样具有求同存异的对话关系。其三,置身于中国古代与现代之交的王国维是存在主义“东渐”的承前启后者,他直接汲取存在主义前期思想家的精神资源,并将其与“天人合一”融合后熔铸为“境界说”,从而为现代中国文化与存在主义的对话提供了启示和思路。     

“乐”与中国古代审美体验

“乐(lè)”是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重要的理论范畴。其美学意蕴有三：是审美过程中主体的审美愉悦感的重要体现;是对中国古代以诗、乐(yuè)、舞为代表的艺术创造或审美活动所引发的主观感受和情感体验的重要理论提摄;是审美体验活动之高级阶段审美主体的超越性精神体验的表征。“乐(lè)”作为审美体验,贯穿于审美体验活动的全过程中,并呈现为“即身”之乐、“会心”之乐、“神游”之乐三个依次递进的不同体验层次。就其审美体验中所蕴含的超越性而言,“乐”又主要呈现为以“和”为旨归的儒家之“乐”境界、以“妙”为旨归的道家之“乐”境界和以“圆”为旨归的禅宗之“乐”境界。“乐”比“美感”更适用于描述中国古代的审美体验活动的层次性、超越性以及对审美境界的不懈追求,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与美学特色。     

新时期文学：“新启蒙时代”的审美回归

＂新时期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三个历史时期,是思想、文化、审美的新启蒙时代。其间文学的变化发展经历了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着巨大区别的阶段：从文学连接＂五四＂传统、恢复现实主义精神、弘扬人道主义的思想、文化启蒙时期到文学回归自身,走向审美的艺术多元、创新时期,由此促成了＂新启蒙时代＂的审美回归,从而对当代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趣”作为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现代意义

“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审美范畴,它对当代文学创作、文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表现为:一、启示文学创作要不断焕发主体灵性,张扬生命自由;二、启示文学创作要不断求新求变,加强艺术表现力;三、启示正确看待文学的社会作用,以审美为文学的价值之所在;四、启示倡导文学审美的多样化,反对单一的文学批评取向;五、启示反对庸俗的文学之趣,追求健康的文学趣味;六、启示文学批评要亲近文学现象,抛却空中楼阁。     

从“美的规律”到“美学伦理”——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热”的理论谱系

20世纪80年代,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刘纲纪等理论家纷纷将研究视角转向马克思前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在自然的人化、美的规律等问题上进行了论争,试图从《手稿》中找到人道主义、人性发展和人的自由的论据,从而确定“美学热”的合法性存在价值。朱光潜、李泽厚等从“自然的人化”理论出发,建构起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主体观与实践观。同时,也带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热潮。理论家们认为审美不仅构成了主体实践的一部分,更是参与到作为社会历史实践的“人的解放”进程。“美的规律”问题的探讨则完成了美学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和主体性美学延展的目标,成为人道主义思想在美学领域的深化。当美的本质问题和人的本质问题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以主体性为核心、以人学为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框架,从而具有知识分子文化启蒙的历史价值。     

从教化到启蒙——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起源

"政治"与"文化"是构成现代中国人日常世界的重要概念.这两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不是纯粹的形式和工具,而是必然带有西方的种种历史经验的.当我们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文化时,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观察问题的现代出发点和使用这两个概念必然产生的对中国经验的扭曲性再塑.当中国人将传统政治的理解转变为全盘接受西方对政治的理解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的自我理解也从教化变成了启蒙.这使得中国现代政治成了"模仿的政治".     

水：从情结到审美的文化历程

＂情结＂作为一个心理学名词为我们解读文学尤其是解读诗歌意象的深层意蕴提供了一把金钥匙。我们发现中国文人普遍存在着一段未了的情怀———恋水情结,而这个情结源自于不易获得的前意识。它并不是一个死寂不动的存在,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外物的激发沿着直觉、理性、审美的路线向前梯次展开,最后座实在水意象上,使这个水意象在不同语境中具有多元甚至是相反的主题指向。这种相反的主题指向以水滨迎娶与情崩离散等婚恋现象和退隐江湖与激流勇进等人生进退最为典型。     

从小说启蒙到教育启蒙:析傅兰雅的身份转变

专事科技翻译28年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却于1895年发起了一场旨在革除"三弊"的"时新小说"征文活动,并在《万国公报》和《教务杂志》上分别发布了中、英文版征文启事与出案。该征文活动拉开了中国近代小说变革的序幕,也使傅兰雅扮演了小说启蒙者的角色。征文活动后,傅兰雅离华赴美担任加州大学东方语教授,致力于中西教育的沟通。以"时新小说"征文活动为切入点,探究傅兰雅身份几经转变的缘由,将丰富对傅兰雅启蒙思想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