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佛教会

中国佛教会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合法的、带有一定全国性的佛教团体,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佛教会的成立、分化、整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佛教会的成立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中国佛教会分化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佛教界内部的冲突。1935年7月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中国佛教会的尝试,但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国佛教会内部依然矛盾重重,国民党当局改组中国佛教会的努力受挫。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资产阶级主要派别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更趋激烈、尖锐,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越演越烈。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民族危亡迫在眉睫,革命形势日渐成熟,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已转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时期。因此,历史要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对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表明自己的态度。从他们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和态度,也将使我们比较具体和集中地获得其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内部不同政治派别对待帝国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的了解。     

浅论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理论的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中国资产阶级缺乏明确的认识,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也是错误的。正确认识中国资产阶级并提出相关理论的是毛泽东。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和资产阶级的实际状况,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该理论的内容有,明确划分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初步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充分指出了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行不通的;初步提出了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的建立管窥——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研究视角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近代中国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旨在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考察，管窥其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之实现状况，以资镜鉴。     

评《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1927-1937)》

张连红的《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一书,已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阅后深感这部研究民国史的著作颇具特色。 就当前民国史研究来说,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社会史、人物等领域的研究可谓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相对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这两个专题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而这恰恰又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性问题：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过程,本质上是其消灭地方异己势力,和这种地方异己势力采用种种手段,维护自己利益的混战过程（南京国民政府镇压…     

国民政府时期乡村教育政策及发展问题探究——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1927-1937年)》

<正>南京国民政府仿效西方各强国普及国民义务教育,为中国近代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克辉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1927—1937年)》一书,立足于探讨当时乡村教育思潮对国民政府的影响,通过考察有关乡村学校教育的法规、政策及实际状况,指出了乡村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民事调解制度考论

调解息讼是中国固有法所崇尚的重要法律原则,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院在解决民事纠纷时也贯彻了这一法律原则.并且,国民政府通过立法使民事调解制度成为当时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南京国民政府二十余年的民事司法实践中,法院民事调解制度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显著的作用.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院通过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较好地避免了争端当事人的尴尬境地,保持了日后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护了社会关系的稳定,从而有利于社会凝聚力的发挥.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事调解制度是值得肯定的.     

试论冯玉祥北京政变

冯玉祥北京政变是诸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冯玉祥逐步接受孙中山先生国民革命主张,在全国革命运动尤其是南方革命形势直接影响下的结果。冯玉祥北京政变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进程,是国民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武装开始形成的标志。这次政变的失败,根本原因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决定的。     

北伐前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探讨

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北伐前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探讨已有许多正确的认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通过民主革命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野心等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的梁漱溟与中国共产党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他曾是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他代表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不能发展,他们想在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压迫民主党派,因此他们就要反对国民党独裁。这种历史条件,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向独裁统治作斗争中,梁漱溟同中共结成亲密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立宪派

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辛亥革命时期,它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反映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在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中,立宪派始终从本阶层的利益出发,主张君主立宪,指望清政府推行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政,反对以暴力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本文拟就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立宪派的活动,试作粗浅论述。立宪派在广西的初步形成中法战争之后,洋务运动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和导致外国侵略势力深入的反动本质,开始被一些进步人士所认识,由此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思想相继出现。     

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探索

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 ,能否正确认识并对之实行正确的政策 ,对中共的事业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 ,在与民族资产阶级曲折的交往中 ,不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 ,逐渐形成了一套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比较完善的政策和策略。     

资产阶级建国方案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资产阶级建国方案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志在政治思想上的集中表现。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建国方案也有两种,即大资产阶级所坚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民族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资产阶级专政。前者始终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主张,后者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有进步作用,     

论胡汉民的民法思想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民法近代化的重要阶段.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立法院长,胡汉民对民法的制定工作极为重视.在其主持立法院工作的短短两年多时间的内,他不但督率立法院同仁高效工作,而且适应近代世界民事立法潮流,阐述了一系列民事立法思想,对中国民法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家干预与政商互信:20世纪30年代粮食运销中的合作与博弈

从1932年7、8月份开始,我国粮食价格持续下跌,农业经济陷入危机。南京国民政府由此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对粮食运销的管理和控制。民族资产阶级也希望通过国家干预使农业经济走向复苏,开始寻求与政府的合作。在政府贷购美麦的问题上,很多商界人士本来是反对的,但是由于看到政府表现出的合作姿态,他们的态度开始松动,希望参与到政府的经济行动中去。但事情的发展却让他们感到失望——政商之间缺乏相互监督和共同议事的有效机制,政府并不信任民族资产阶级,反而想乘机夺取粮食运销的控制权。这种现象在“粮食运销局”和“农本局”成立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由此可见,在南京国民政府与资产阶级的合作或博弈中,政商互信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由于缺乏政商互信,应对经济危机的种种措施也就难以发挥相应的作用。     

戊戌变法与民族资产阶级

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甚为密切,本文就这方面的问题略陈所见。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十九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振兴实业的热潮中有了初步发展。据不完全的统计,1872—1894年私人资本开设的资本万元以上的近代厂矿共七十二个,资本总额二千零九十一万元,平均每年三个单位。1895—     

试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买办出身、官僚出身还是商人出身都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相对于外国资产阶级而言的,买办、官僚、地主等出身的资产阶级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阶层。因此,近代中国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没有独立于民族资产阶级之外的另一个或几个资产阶级。     

南京国民政府治下法院离婚案件审理研究

在文明司法和女性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离婚案件日渐增多。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主体的治下法院虽对此类案件进行了具体审判,但其运作却暴露出中国近代社会司法转型之艰难。表面上,南京国民政府治下法院坚守了＂依法审判＂的原则,但实际上,它却视女性维权能力之高下,作出了不同判决。     

论中国苏维埃宪政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苏维埃宪政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较为健全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体制,提出了处理党政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初步探讨了民族区域自治,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构成之一;但也有沉痛的教训,机械地移植了苏联的苏维埃体制,“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严重,倡导脱离中国实际的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民族资产阶级在很长时期被作为革命的对象。     

抗战时期经济、金融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当代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历史借鉴——简评《四联总处史料》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统区金融、经济史大致可以划分为“1927—1937年”“1937年—1945年”“1946年—1949年”三个历史时期。在国民政府纷繁杂存、变换频仍的经济行政机构中,有一个与后两个时期几乎是共始终的,对国民政府金融、经济政策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并在国统区金融、经济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