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教坊与宋代音乐文学

宋代音乐文学十分繁荣,其音乐文化的发达与音乐制度的完备为此期音乐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代教坊作为一个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不但全面介入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创作,并且凭藉其创作与演出实践深刻影响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发展进程.     

论唐五代宫廷词的发展

论唐五代宫廷词的发展刘尊明王兆鹏唐五代宫廷音乐文化的发达与繁荣，音乐生活的普遍与丰富，必然相应地产生对歌辞创作的需求。这种消费需求的满足，一方面靠宫廷里的乐工歌妓或专门的音乐人才来实现，一方面则靠一部分与宫廷生活较密切，同时又具有一定音乐修养的宫廷大...     

论李白词为词体发生的标志

李白词作的真实性,有诸多史料证明.词体的创制,是李白天宝初年宫廷生活的产物,有着从宫廷乐府诗、宫廷歌诗到宫廷应制词,再到以词体抒发个人情怀的渐进过程.其中<清平乐>为李白所创制,也是词体文学的最早创制;<菩萨蛮>、<忆秦娥>为李白天宝二年秋的思归之作.李白的宫廷词确为词体发生的标志.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宋代边塞词解读

宋代边塞词是古代文学史中较为独特的一种文学题材,其鲜明的地理印记,不仅深受中国古代中原农业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深远影响,也有当时宋代文人对边塞地理和边塞问题认知的直接反映,并借助多种地理书写方式来进行边塞词的创作。     

东坡教坊词与宋代宫廷演剧考论

教坊词是宋代文人参与宫廷宴乐活动的特殊产物。本文就苏轼教坊词的创作背景与结构体制展开论述 ,考定苏轼某些教坊词的创作时间 ,并以苏轼教坊词为引子 ,结合相关材料 ,考察宋代宫廷乐舞与杂剧的演出体制 ,澄清王国维、周贻白等学者对宋代宫廷乐舞、杂剧的一些误解。附带论述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与杂剧艺术之关系     

初唐宫廷诗风与隐逸诗韵并生现象论析

初唐存在着宫廷诗风与隐逸诗韵共时并生的现象。宫廷诗在诗坛上唱的是主角,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是创作主体。与此同时出现了隐逸朴野诗风,代表人物是王绩,他的隐逸诗有着独特的审美格调和情趣,反映了隐逸文化、文学、美学在唐初的复苏。     

麦大维对杜诗生态隐喻之探微

英国剑桥大学麦大维教授的代表作之一《不安的记忆:杜甫、皇家园林和国家》,将唐诗中的植物意象与政治、历史、文化、宫廷礼仪之关系方面的文献进行多重的互证,探讨了三个论题:对于杜甫之"忠诚"的再认识,杜甫对皇家花园中的樱桃、橘子及帝王二重身份的书写,宫廷文化及杜甫的个人创作对于莲、菊意象的内涵翻新,以多维度的独特视角,重新审视杜甫作为"唐帝国秩序的赞颂者"的形象。     

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写作选择

海外华文女作家作为一个既包含差异，又具有共同身份的创作群体，处于独特的边缘性位置———身为女性，在一个男权传统力量尚强大或仍然残存着的文化境遇中，在远离中国本土的异域，在多重文化碰撞及交融中从事汉语写作，她们的创作实际上都无法完全在“中国文学”或“×...     

两宋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学

中国文学的地域意识,至宋加强.两宋文学家族地域分布,总体趋向南多于北的态势,其分布随地域文化呈现一定差异,江西和福建文学家族的崛起最令世人瞩目.两宋地域文化对文学家族成员的性情品格、知识结构乃至创作表达,都有各不相同的影响.文学家族成员对地域文化的建构,也起到促进和弘扬的作用.探讨两宋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学的关系,对深入了解宋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及其文化蕴涵

宋代田园诗描写了丰富多彩的乡村民俗,尤其重点表现了宋代农村种种生产劳动民俗和岁时节日民俗。从文化诗学的视角来看,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不仅是文学与民俗这两种文化形态交叉互动的结果,更蕴涵着诗人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价值取向。在田园诗的民俗描写中,宋代诗人流露出自觉的对民间文化的志录意识,隐含着对村野文化的肯定与欣赏。     

北朝侍读考

北朝统治者为提高自身素养,效法东晋、南朝设立了侍读制度。侍读的职责是陪伴皇帝、太子及宗室王公读书学习,向其传授知识和汉族礼法,监督、规谏其日常行为。侍读地位崇重,在东、西魏对峙时期,开始了职官化的进程。北朝侍读甚重人选,通常挑选知名学者和高门优秀子弟。北朝侍读制度为日后唐宋侍读学士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选择的立场：宋人词选价值略论

词选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文化现象。宋人词选虽然数量不多,但明显勾勒出由选歌到选派的发展轨迹,在词体文学发展史、词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价值。宋人词选价值主要有三：文献价值、理论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论宋金词人对苏词的接受与继承

苏轼的词学观念 ,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宋室南渡 ,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导致了人们词学观念的变化 ,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才很自然地为词人们所接受 ,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而在金代 ,由于“苏学盛于北”,苏词更是被充分地接受、继承与发扬。宋、金词创作的历程证明 ,苏轼对词的贡献开辟了词体发展的新纪元。     

“以诗为词”与“以词为诗”——论宋代田园诗词的破体现象

宋代田园诗词的创作都存在破体现象。北宋时期主要是词的破体,即把田园这一传统的诗歌题材引入词的创作领域,或化用诗歌的字句,或融其诗意,体式上也接近于齐言。苏轼完成了飞跃性的转变,其田园词在破体的基础上自有新创,语汇、句法和主题都对南宋田园诗产生重大影响。南宋时期,田园诗词的创作进入"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的双向互动阶段,田园词诗化和田园诗词化的现象同时并存。辛弃疾的田园词继承了汉代以来诗歌的优良传统,博采众家之长;诗词兼善者的田园词往往不可避免地接近其诗的面目腔调。而南宋劝农类的田园诗则全盘接受苏轼词的影响,更为普泛的现象是田园诗沾染上了些许词的格调韵味。宋代田园诗词的破体是良性的。经过破体,诗词互相借镜,相资为用,都取得了不俗成就,共同推动了田园题材在宋代的新的繁兴。     

论南宋江湖词派的词社

词社是文人雅集的场所。南宋江湖词派初期的词社以词人同气相求、拈叶分题为特征,虽然有时也讨论词法,但在创作风格上是随心所欲的,看不出其间有交融互补的迹象;中期的词社具有公认的领袖和典范,在共同的标准下使不同风格的词人趋于一致;后期的词社经历了宋元之际的时世剧变,险恶的生存环境使词人应社咏物更为频繁,词选的编纂、词法的授受都是在词社中完成的。应社内容丰富多彩,使江湖词派成为一个典型的词学流派。     

论宋代教坊与民间演剧之关系

宋代教坊与民间演剧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间伎艺人承应内廷演出。宋代教坊凡遇大型节日庆典均要征集民间伎艺人入宫承应演出。第二,教坊伎艺人与民间伎艺人在民间节日期间以及内廷重大庆典时都有同台演出的机会。教坊伎艺人与民间伎艺人同台献艺,对教坊伎艺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博采民间众长的时机。第三,民间伎艺人与教坊伎艺人的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为:教坊伎艺人因年老、战乱等原因流落至民间;而民间伎艺人因其伎艺精湛而被征入教坊,这都促进了民间与教坊伎艺的交流。另外,宋代教坊乐艺组织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远。     

宋代江西休闲文化资源述略

宋代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提升了江西的经济、文化地位和民众的文化生活需求,进而带动了江西的生态旅游、餐饮风物、文娱游艺等休闲文化资源的发展。宋代江西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不足,人文底蕴和宗教色彩浓厚。宋代江西的餐饮风物有明显的江南地域特色,工艺产品有较高的品牌地位和文化价值。丰富而职业化的曲艺、戏曲表演是宋代江西文娱市场的产业支柱,并和神秘古朴的傩舞、歌谣以及各类游艺民俗活动一起,构成了文娱市场的人文基石。宋代江西休闲文化资源的发展繁荣,为当代江西的经济文化史研究以及休闲产业和区域文化建设留下了价值丰厚的文化遗产。     

北朝侍读考述

北朝统治者为提高自身素养,效法东晋、南朝设立了侍读制度。侍读的职责是陪伴皇帝、太子及宗室王公读书学习,向其传授知识和汉族礼法,监督、规谏其日常行为。侍读地位崇重,在东、西魏对峙时期,开始了职官化的进程。北朝侍读甚重人选,通常挑选知名学者或高门优秀子弟。北朝侍读制度为日后唐宋侍读学士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厚：清代中后期宋词风格论的，核心范畴

从乾嘉开始,清人多用“厚”这一范畴品评宋词,其理论内涵总体上可分为宋词本体之厚与词人主体之厚两大指向。清人认为,主体之厚决定词体之厚,故欲求词中之厚,必先葆主体性情之温厚,然后将家国、身世之感寄于物象,可得内在的有寄托之厚;若能将寄托之意出之以顿挫之笔,给人吞吐沉郁之感,便得外在的浑厚之风;而最高境界则是由主体温厚之性情与词体深婉之特性相交融所产生的由内而外的整体之厚。其他诸如“沉郁”说、“重、拙、大”理论等,在实质上皆以主体之厚为本原、词体之厚为指归。清人以厚论词,不仅为了疗救前期词坛空疏浅薄之弊端．更蕴含推尊词体的深层目的与巧妙策略。     

宋词中的佛因禅缘

宋代帝王大都推崇佛教,因此士大夫文人也习佛成风;而佛教(主要是南禅宗)的世俗化转向及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更为宋代士大夫文人在佛禅义理的沉潜中获得精神的超越大开了方便之门。佛教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至深至广,特别是在诗歌和散文领域。相对而言,宋词受佛教的影响较小,但词是有宋"一代文学"的标志性"产品",虽然"词为艳科",专主情致,侑酒佐欢、遣兴娱宾是其主要功能,然而填词既然是当时士大夫文人文学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就不免渗透着他们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也就不难从中看到或感受到词人与佛禅的不解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