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化的兴起与都市文化的衍变——以上海为中心

1949年以后,革命文化借助国家力量,以一种风行草偃之势"迅速地从一种局部的、边缘的和地区性的文化变为统领全中国的主流文化".当革命文化由农村而城市,与都市文化相遇的时候,二者之间的互动与消长,抗拒与变迁,以其复杂多态牵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体变迁.以多元文化为主体的上海都市文化在1949年后,也迈入革命文化一枝独秀的时代.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隐性构造,上海都市文化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使革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上海的特征.     

文化互动与空间转向——论1990年代以来的“都市文学”

“都市文学”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现象之一,其出现显然与9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在考察“都市文学”的概念及其生成语境的前提下,依次探讨其发展脉络、作品主人公的身份、精神面貌,以及运用空间理论、后现代地理学探讨其系列问题,进而延伸至世纪初文学的“进城”与“返乡”等问题,既可以勾勒90年代以来都市文学的基本脉络,同时,也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     

商业化社会现实对情爱文化的制约与影响——以世纪之交都市言情剧为例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市情爱文化较之以往有很多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一系列的都市言情剧中得到了不同侧面的表现。都市言情剧作品大多是根据当下流行的都市题材爱情小说改编的,因此有着广泛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反响。梳理商业化社会背景下的当代都市言情剧创作,揭示情爱叙事在商业社会中的价值诉求及其在文化选择上的困惑与迷惘,对于把握世纪之交的情爱文化趋势,对当代社会都市化进程中的道德重建和感情重塑做出理性的判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报纸媒体与女性都市文化的呈现——对《大公报》副刊《家庭与妇女》的解读

《大公报》的《妇女与家庭》副刊,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天津存在了5年,向人们展示了天津都市文化的某些面向,表现出“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编者和作者利用这一虚拟空间,塑造女性主体性形象,影响读者乃至更多都市人生活的特性。女性都市文化的出现是城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非常复杂,既有现代对传统的改变,也有传统与现代的抗争。天津女性都市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两种张力则呈现出明显的特点。一方面都市化程度较高,市民们的观念和行为更具开放性,容易接纳新事物;另一方面现象和符号背后的社会性别制度却仍然具有矛盾、商媾的实质。《妇女家庭》很好地呈现了20世纪20、30年代天津的女性都市文化。该副刊还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途径,积极地加入到性别关系的构建中,在批判传统两性关系的同时,倡导建立新的性别关系和文化。这一切,不仅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女性都市文化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历程,而且也或多或少地表明男性的性别观念在影响女性以及受女性影响的多种情况下的实际状况。     

都市的"现代生活"与"现代情绪"——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的都市审美

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工商经济的发展深刻的影响了文学审美方式的转变.以戴望舒、施蛰存、徐迟、艾青、路易士、金克木、玲君、陈江帆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用敏感和触角捕捉都市的新感觉,以全新的形式描写都市的新景观,他们式赞美都市的机械文明,或描写都市的日常生活,或表现都市人的精神面貌,在开放多元的现代生活和都市文化中传出复杂的"现代情绪".     

黎族“哩咧”的制作与演奏方法及其音乐表现特色

黎族民间的吹管乐器哩咧是黎族人民利用五指山山区自然生长的山罗竹材料,借鉴民间吹管乐器的发音原理、音律,制作、发明、创造出来的;常见的有单管哩咧(口筲)和双管哩咧(排筲);其制作可分为五个环节,演奏方法分身体外观姿势和手指按孔姿势;呼气方法分胸腹式呼吸法、循环换气法等,其音乐表现特色是非常奇特的。     

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化走向的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败落及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在20世纪20～3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近代以来的文化自卑转向文化自觉——即文化的自知、自省和自我超越的意识。主要表现在对民族文化的价值重估与主体地位的坚持,在文化“会通观”指导下构建现代中国文化的实践探索等方面。其结果是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基础。     

《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论争

《独立评论》是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创办的一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论性刊物。以《独立评论》为平台,一批著名学者对当时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乡村建设问题即是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从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入手,思考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提出一些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思路和措施,并对当时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提出不同的看法,引起时人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质疑。综观这场关于乡村建设的论争,它所反映的其实是知识界对处于内外交困的中国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观点,而其中通过发展城市和工业化来救济乡村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三十年代上海文化场域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

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滥觞于晚清,却最终成型于三十年代的上海。自由主义文学与上海的风云际会并非偶然,其背后有着深层的"场域"构型:经济上,上海的现代工业基础和自由贸易活动以及中外移民混杂格局促进了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政治上,治外法权的"飞地"地缘政治格局成为异质思潮的保护伞,也为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大舞台;文化上,现代出版业和相对自由的言论平台,为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生存基础和文化空间。以上三维构型,建构了三十年代上海文化场域中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客观关系"。     

政治文化语境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

三十年代是左翼文学批评非常兴盛的时期,左翼作家们写批评文章的热情和读者对批评文字的空前的兴趣,明显带有三十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的印记。论文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与政治文化关系的状况出发,指出了左翼文学批评在三十年代的政治文化传播中的重要的作用;探讨了政治化的左翼文学批评如何又构成了三十年代文学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读者的阅读眼光和阅读需求起着引领作用,对左翼文学的审美取向起着导向作用,也对作家的创作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20世纪30年代德美两国反经济危机政策的比较

重点考察20世纪30年代纳粹政府和罗斯福政府的反经济危机政策,通过比较其异同并分析原因,指出指导思想、经济状况和政治体制对影响经济政策制定的作用最为显著,同时指出国际贸易特别是资本流入对经济复苏有重要影响,从而为当今反经济危机政策的制定提供历史经验。     

现代司法理念与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冲突与调谐

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是现代司法的基本理念.由于现代司法理念的许多原则和内容都直接来源于西方,不是由我国本土意识和本土诉讼文化为土壤构建起来的,导致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与现代司法理念之间产生了一系列冲突,解决这些冲突有待于我国诉讼文化、司法体制与司法人员的现代化.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新式金融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政界、金融界和学界曾掀起一波农村金融的浪潮,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的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若干商业银行展开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农民组织及农民个体的贷款,并形成了一套理论思路和操作规程.农村新式金融的开展,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当时上海等少数大都市游资汇集而广大农村却严重缺乏资金的资源畸形配置状况,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村新式金融的开展需要解决受体的设计.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一种信用受体,它本身并不是金融机构,它以加入者的信用来降低贷款风险,并以此来促进中国农村社会信用共同体的发育.农村新式金融的品种设计是从实际出发的,风险防范是有效的.农村新式金融可以做到低成本和薄利润,农村新式金融专业机构除了在开创期需要政府投入外,其日常经营能够做到自负盈亏.商业银行之所以能参与其间,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农村新式金融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和货币条件才能稳步推进,需要政府的自律清廉才能约束其成本和贷款方向,这些方面体现了当时中国农村新式金融的局限性,并注定这次农村金融新的尝试不能取得成功.     

试论1930年代商业银行对农村的投资活动--围绕农村合作社的探讨

1930年代商业银行对农村的投资是在都市银行剩余资金膨胀、农村金融需求加剧的情形下展开的。这一时期农村合作社的迅猛发展为商业银行在农村投资开辟了一个极好的渠道。商业银行通过农村合作社投资农村,对于调剂农村金融、挽救濒于崩溃的农村经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商业银行的这一投资活动并非出于“救济农村”的本意,又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论20世纪30年代长江中游地区的茶农经济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面对国内茶市价格下跌的困境,长江中游地区的茶农主要依靠自有土地经营茶园,人口较多的家庭经营的茶园面积较大,资金、劳动力的投入也相应增大,但在家庭生产要素配置中的比例反不及人口较少的家庭,茶业经济在茶农家庭经济结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不同类型的茶户应对茶市危机的理念与行为存在着差异性,既反应了茶农的无可奈何,也体现了茶农的经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