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文化现象”透视

不管是评论界视若不见的冷漠,还是先锋诗人们囊中羞涩地不屑一顾,汪国真的诗以每本四、五万册的数量不断面世,至今尚无收敛之势,在诗歌沉寂已久的今天,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人们可以认为汪国真的诗意象浅薄,所示人生哲理是对生活表层的肤浅认识;也可以对其“为中国人夺回四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豪言壮语淡然一笑或傲然训斥“黄口小儿,滥出狂言”。但是,我们却无法对一个拥有如许读者的诗人(请那些认为汪国真算不得诗人的评论家原谅)置若罔闻,尤其是诗人们苦心经营的诗集不得不自费出版,印数仅以千计的当今。汪国真其人其诗大红大紫,等着他签名的队伍见首不见尾;近三十家出版社竞相出版其作品;报纸杂志争相聘为专栏作家;电视台邀请其为专题节目主持人;在当代中国,从来没有一位诗人受到过如此礼遇厚爱。透视汪诗引起的轰动效应,人们可以发现产生这一文化现象的诸多原因,“汪国真文化现象”理应引起评论界的重视和深思。     

认知语法视域下汪国真诗歌英译对比分析--以《依然存在》为例

汪国真的“轻诗歌”以其哲理性、励志性和简短清新的风格掀起了中国新诗界历久不退的高潮。运用认知语法的思想对其作品《依然存在》的两个英译版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从认知体验和语言表达两个维度促进汪国真作品的英译，推动其诗歌的传播。     

松筠和他的《西招纪行诗》

松筠是清代中期著名的边疆大吏、驻藏大臣,他对清王朝的边疆治理做出过较为卓著的贡献。同时,他还有一些咏藏诗传世。本文根据他的长诗《西招纪行诗》分析他的治边思想形成、表现以及其诗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论证其诗在清代咏藏诗苑的地位。     

汪国真诗歌的文学史地位与学院派批评的使命与职责

汪国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诗人,但是他的诗歌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教授批评"的关注,没有进入当代诗歌史。进入文学史的标准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时代最有影响的文学;另一个是反映时代精神状况的文学。汪国真的诗歌符合这两个标准,理应进入当代诗歌史。批评汪国真的一些理由不符合诗歌发展的规律,经不起推敲。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的"过渡时代",汪国真诗歌是这个"过渡时代"的文化符号,反映了这个"过渡时代"的时代精神。对汪国真不应简单的全盘否定,应加大研究的力度。     

论孔颖达对《诗大序》文学价值的开掘

通过对孔颖达注疏的分析,认为其在注疏<诗大序>时,充分认识到了它的文学价值:论述了诗的本质和特征,政治教化对诗的影响,以及诗的社会作用.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论孔颖达对《诗大序》文学价值的开掘

通过对孔颖达注疏的分析，认为其在注疏《诗大序》时，充分认识到了它的文学价值：论述了诗的本质和特征，政治教化对诗的影响，以及诗的社会作用。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谁在抬高诗? 谁在贬低诗?

从表面上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诗的态度决然不同,前者驱逐诗人贬低诗的价值,而后者则为诗的存在辩护抬高诗的价值.但实际上,二者的不同又有内在的同一,即二者的诗学都是理性主义诗学,在感性与理性对立,哲学与诗二元对立上,他们都坚持理性与哲学为中心,从而贬低诗与感性.他们真正的差异在于柏拉图在另外一种意义无限抬高了诗的地位,而亚里士多德依据理性主义原则贬低了诗的地位.本文认为,这两种对诗的态度都是对诗本身价值的遮蔽.     

新旧诗之争中的废名诗学

现代作家废名的诗论,是还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有关新诗的重要思想之一。废名认为,新诗与旧诗的区分,不在语言上是否使用白话;旧诗过分依赖其调子,就形式而言是诗的,而其内容则是散文的;而新诗在内容上必须是诗的,其形式则是散文的,即没有公共和固定的格式。废名的目的不是否定旧诗在古代的价值,而是意在证明旧诗在现代已经失去了其作为诗的价值。废名将新诗作为旧诗的"复兴"来看待。废名诗论的价值,在于其对新诗的"质"的创造性定义上,这在有关新文学的文学思想上都具有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西北方志中的八景诗述论

以西北方志中的八景及八景诗为途径,不仅可以认识西北地区的突出自然特点,还可以了解其所具有的特殊文化韵味,而八景诗作为一种融含了自然与文化两重意义的诗歌类型,它的地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同样不可忽视。     

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我在之思”

作为一个1 9世纪的文坛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所以能在今天散发越来越撼人的魅力,是什么在作怪呢?笔者认为,是"诗者之思"的力量."思"是人的一种建立在"自我认同体验"基础上的"自我内在批判"."思"可以为文学培养生命的感受力与审美的体验力,并同时为文学积淀价值的光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毕生的文学创作中不断的在心理体验(忧郁,虚无,安宁)中认同自我,触动那深层的令人生畏的自我,然后在不断的心理认识(困惑,焦虑)中反思自我,拷问那灵魂的令己不安的此在.是"诗中有思"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风格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巅峰.     

刘桢诗“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之歧见

钟嵘在《诗品》中说刘桢诗“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是评未为允当。刘桢现存诗二十首,主要有味事、咏怀、咏物三种表现类型。其中咏怀表现带有浓重诗趣;咏事表现“简而确”,所以容易缺乏雕饰。但三种表现类型在一首诗里适当的安排,则显得彩色斑斓,颇有诗趣。由此可见,钟嵘的评论,失之偏颇。刘桢诗既有气格豪峻之阳刚美,也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之高逸诗趣。     

从《二湘》看屈原作品在文体发展史上的意义

屈原写《二湘》,利用了以湘江、洞庭湖为背景的神话与古史传说相互渗透融合的社会思潮,拓展了抒写的自由度,并通过对爱情心理的细致描写增强了神话人物与古史人物人性人情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他们的性格内涵。通过分析他的作品可以窥见先秦诗体的演变趋势及其与神话古史化的关系。     

《天问》的文学特质及其修辞艺术（上）

《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最为奇特谲怪之一篇,全诗三百七十四句,一千五百五十三字,完全以问句之形式写成。内容白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到历史人事,包罗万象,思想性颇高。后世学者、评家,或认为它是“问卜型文学”。或认为是一种“传承史诗”、“瞽史之歌”、“域外文化知识的总汇”等等,甚至有人不认同其为屈原所作,或不以为是文学作品。即便为文学作品,而其文学价值,在《楚辞》中亦为最低云云,可谓仁智互见,莫衷一是。实际上,《天问》为伟大之文学创作,亦是旷古绝今之第一等奇文,无庸置疑。而其写作技巧,更见手法高超,匠心独运。其中甚至以“参差”、“倒装”、“变换”、“省笔”、“错综”、“互文”等六种文句变化之技巧,验证屈原如何心营意造,力求文句变化生辉。此外,屈原确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文心雕龙·辨骚》）,有“惟圣人能尽文之妙”（黄侃《文心雎龙札记》）之修辞功力。乃在“技巧”方面,《天问》的修辞艺术归纳有“设疑法”、“层递法”、“错综法”、“讽托法”、“虚实法”、“引用法”、“借代法”、“排比法”、“对偶法”、“映衬法”、“对比法”、“重现法”等十二项。另外还有“比拟法”、“倒置法”、“转品法”、“比喻法”、“双关法”等数项修辞技巧,这足以证明屈原确拥有卓异不凡之才情,《天问》的确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清刘献庭《离骚经讲录》）,而屈原被赞评为“千古诗神”,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民族文化沃土上的耕耘——黎族文艺家王文华创作简论

本文侧重论述黎族文艺家王文华搜集整理的黎族民间叙事长诗及其音乐艺术方面的成就。     

《枫桥夜泊》的模糊性及其多译本现象探究——基于文学符号学的重新阐释

运用文学语言符号学原理对《枫挤夜泊》一诗的模糊性美学从语义模糊、句法模糊和意象模糊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符号学的重新阐释。针对该诗翻译研究的多译本现象，着重分析比较其中六个译本的模糊性处理方法，最后根据文学符号翻译过程的本质简要分析该诗多译本现象的原因。     

《长恨歌》中的“芙蓉”与“梨花”意象探析

"芙蓉"与"梨花"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两种意象。本文对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出现的意象迥异的两种花——芙蓉和梨花展开分析,重点阐述它们在诗中所包含的文学意蕴以及在文学叙事方面的重要功能。     

先秦卜居习俗对《离骚》构思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文本中心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兴起,文体问题一度被简单化为语言问题,而文体的创造者和接受者以及文体的创造与接受所赖以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都被挡在文体研究的视野之外。《离骚》文体的创造也与屈原所处时代的风俗对他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离骚》的构思主要围绕"去留"问题展开,这一构思受到卜居习俗及其心理的潜在影响。结合先秦卜居习俗来分析《离骚》文本,可以看到屈原在创作该诗时的内心矛盾冲突及其升华过程对诗体的影响。另外,对卜居习俗对当时人们的影响的梳理,也对正确理解"离骚"题义具有启发意义。     

文学文体学对语言变异翻译的影响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变异是作家体现作品主题意义和实现作品美学价值的重要手段,因此往往具有一定的文体价值。本文主要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讨论文学作品中语言变异的文体价值及翻译原则,指出了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变异在翻译中必须考虑其文体价值。     

中国问题、文论旅行与原创焦虑

讨论中国问题时,应该充分意识到其中的复杂性,尤须摆脱那种形而上的理论化迷思,尊重男男女女汹涌如潮的切肤体验;应该妥善处理好中国文学体验与域外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难题,特别是,不能以特殊性否认乃至对抗一般性的价值;应该致力于理论启蒙,致力于融会贯通后的自然创新,放弃原汁原味式理论原创的幻想,进而消除因其不可得而引发的焦虑与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