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行为研究——苏北P村蔬菜产业协会调查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对维护我国农民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但农民的合作行为却体现出既具有合作倾向又是有限合作的矛盾的两面性,其原因可能与专业合作组织大多由地方政府推动、合作组织自身建设的不足、农村社区契约精神的缺位以及家族联系纽带对合作组织功能的替代等社区性因素相关联,而农民个体性特征对其合作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农民合作行为的分析,应将其置于具体的独特的“农村社区”中,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社区参与行动来进行考察。     

转型抗争: 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理解 近阶段中国农民抗争

目前学界对农民抗争的解读,观点林立、侧重不一,虽相互补充但又不尽全面,并带有陷入细节化争论的倾向,这就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章结合转型时期既有传统存续又有现代变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征,强调是国家的转型和行为变迁、基层权力变化/村庄权威与秩序转变,以及农民逻辑和行为的演变,共同塑造了所谓的转型时期农民抗争的特点,以此构造了“转型抗争”的概念,从宏观的视角探讨动态性和多元化的抗争的缘起、内容、目的和手段,以便统揽已有的经验研究,更好地理解近阶段的农民抗争.这一概念有助于在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与经验事实的过程中,更加清晰地把握和理解农民抗争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     

需要层次理论与农民的生育动机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说明了人们活动的心理动因 ,用它分析农民的生育行为 ,可以深入揭示农民的生育行为具有的特殊精神追求和社会文化意义 ,更好地理解农民的生育态度和偏向。这样一种新视野也有利于克服将农民仅仅看作“经济人”的倾向 ,对于农民的生育行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农民电商创业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150个农民电商创业户数据

基于江西省150个农民电商创业样本,分析农民电商创业行为选择、影响因素以及影响方向和程度。结合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创业行为等方面选取9个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民电商合作创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的年龄、家庭劳动力、与亲友的信任程度对农民电商合作创业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文化程度、从事的电商领域、社交能力等因素次之。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农户合作参与行为问题研究以江苏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研究农户的合作行为,探讨影响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因素,对于把握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现状、存在问题及制定相关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辽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特色化发展方向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是指导中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断发展的理论基石,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论总结是对马克思农民合作思想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调查分析,总结影响辽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的主要因素.在马克思主义农民合作思想指导下,通过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途径、模式,找到一条适合辽宁省实际的特色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道路.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及调控

本文通过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形式及政治、历史背景的对比分析,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竞争的策略,合作往往是实现竞争终极目标的手段;中国的社会文化、奖赏结构、权力意识等是影响中国人竞争心理与行为的重要因素;为保持社会系统和组织的稳定与平衡,对竞争行为既应积极鼓励,又应给予适当的社会控制与引导。     

政府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行为定位与制度创新

在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历程中,应合理定位政府行为,政府既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必要的扶持,又给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充分的自主权.从多视角提出了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架构和依赖路径.     

迷信行为的文化渊源与当代特点

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当代迷信行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神秘主义之间具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其中宗教信仰的巫术化成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最本质的支撑。而与旧式迷信不同,当代迷信行为从表现形式到结构功能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以科学为招牌,以"时尚"的形式公开传播,较强的趋利倾向与反社会倾向;迷信行为的物质消费性更加突出,负向调节社会心理的功能进一步强化。     

合作与中国农民合作

分工是产生合作的基本前提;但分工并不必然会导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产生,这里关键取决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设。中国农民合作难,既是一个真命题,也是一个假命题。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重点应在流通领域;他组织应成为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政府应成为推动农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中国农民合作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转向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缘为主,而是以契约为主);法治化是推动农民合作建设的必要制度条件;以文化创新推动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建设;以民主化推进合作化;大力加强中国农民的诚信建设,这是解决中国农民合作难的一个重要手段;另外,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     

中-欧合作企业中的文化差异与跨文化管理策略研究

中国-欧盟在华跨国公司合作成功,既得益于双方战略合作关系在各个领域的良好发展,更有赖于能准确理解各方企业文化方面的基本差异,并能够从各自企业文化的背景、文化特点、员工行为模式等层面认识差异,通过较为系统的策略,卓有成效地推进合作后企业的跨文化管理.     

中国城市居民的文化资本与志愿行为——基于中国27个城市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志愿行为是社会服务的重要来源和当前中国重塑社会道德必不可少的力量,当前中国志愿服务主要参与者的特征是:中低收入、中共党员、受过一定的教育、在党政机关或者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中国城市居民的教育、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等文化资本变量对志愿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城市居民有着清晰的跨越不同生命周期的志愿行为模式,年龄和志愿行为参与倾向之间呈现出典型的倒U型关系。通过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加强公众的文化资本,提高其参与志愿服务的倾向,最终引导大众将遵守道德作为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     

稳步推进河南省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思考

以农民组织化来促进农业的发展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发展农民合作组织,不仅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优惠的政策作为外部支撑,更需要自身的改革创新.河南省农村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农民合作组织不能搞"一刀切"的发展模式,必须坚持多样化发展的方针.政府应创新工作机制和人才选拔机制,搭建农民合作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促使农民合作组织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真正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受益.     

新农合参保者对欺诈成因的认知差异研究

新农合参保者的欺诈行为源于机会主义倾向,不同特征的人对欺诈成因的认知能充分反映其行为的影响因素。调查表明:年长者及低收入者更认可个人原因,女性及低收入者更认可医疗机构原因,文化程度高者更认可社会原因,对政府原因的认可无差异。须改善农民健康状况及思想观念,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以防范参保农民的欺诈行为。     

推动地方政府合作的组织文化途径

地方政府的行为自主性,以及地方官员面临无处不在的责任冲突,导致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不可能完全仰仗外部强制,寻求组织文化途径可能成为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一种选择。偏离了"公共性"的地方行政组织文化是导致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非合作倾向的根源。重塑合作型行政组织文化需要回归行政组织"公共性"、确立新的行政价值观、重新定位地方政府角色以及正式制度安排的协调与配合等。     

农民行为逻辑与合作能力：一个新的阐释视角

首先对农民的行为逻辑、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进行系统文献回顾,结果发现,虽然这些理论观点都具有一定的现实解释力,但未能全面反映事实,问题不在于这些事是而非的现象,而在于现有理论不能框架性和系统地解释这些矛盾性现象.农民的经济行为会形成一个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以经济利益为半径的经济生活圈,其理性程度、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与经济生活圈呈正相关关系.     

从制度经济学看农村合作制度难以建立的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的组织形式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源.农民合作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把分散的农民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形成社区农民间的合作,实现以一定区域为边界、以社区利益和共同规范的认同为基础的社区的自治.文章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当前情况下新型农民合作制度难以建立的原因,探悉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文化习俗对农村合作制度发展的影响.     

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意愿的Logit模型分析——以四川省成都、南充、宜宾、广羌地区农户为例

本文以四川省农户为例,利用Logit模型对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户主的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其中影响最显著的是调查户主的文化程度.     

间接互惠下公共文化PPP项目机会主义行为

引入间接互惠机制,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公共文化PPP项目中公私部门决策过程,研究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原因和应对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私人部门当期机会主义收益的大小是影响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关键因素;严厉的惩罚机制并不能有效遏制机会主义行为;未来合作收益和声誉系数越大,私人部门越倾向于采取互惠主义行为,实现公私部门合作的帕累托最优。基于上述结论,提出政府部门应出台激励政策扩大PPP市场规模,并建立惩罚机制及声誉机制,有效防范公共文化PPP项目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农村视野下的文化建设与农民合作

农村文化是影响农民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传统时期,村落家族文化熏染下的农民通过家族集体行动和邻里互助来实现合作;在再分配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势灌输下的农民主要在生产领域开展国家主导的集体合作;进入转型时期,在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经济话语渗透下的农民却陷入了合作难的困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必须重塑农民的共同体意识、重建农村公共文化,促进农民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