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40年讨论会综述

<正>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山东分会于1989年10月25日至28日在淄川召开了“中国当代文学40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对中国当代文学40年进行反思,与会代表围绕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派文论、文学创作40年所走过的道路和对文学发展的展望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一、理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政治运动密切相关,有的学者认为,“文革”前的十七年是文学自觉地为政治服务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学以正面歌颂为主,是朱老忠、杨子荣、梁生宝的时代,是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笔谈[专栏]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技术操作等方面的原因,对“文革”文学的研究,尽管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已有了一些扎实的成绩,但相对于“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的研究相对于我们应该对其所达到的目标,都还有不少难尽人意之处,显得有些薄弱.在“文革”结束二十年之际,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史料又不断披露以后,为了进一步认识“文革”文学的现象和本质,从而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化有更深的研讨,本刊在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在本期开办专栏,笔谈“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研究,自从“文化大革命”收场以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一直在进行中.不但报刊上经常有有关论文,一些当代文学史、文学思潮史著作均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专章加以陈述,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长篇纪实报告”,“报告”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学现象,受到广泛注意.据我所知,有的学者正在搜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资料和文学资料,准备做深入研究,撰写有分量的专著.这些情况表明,国内学术界还是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放到一定地置上来加以对待的.不过,这不能说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够了.不,恰恰相反,是很不够!在新时期,当代文学研究有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缺点,那就是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和精力基本上投放在新时期文学或“后新时期文学”上面,相比之下,“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的研究则相当薄弱,或者说是不成比例.我所工作的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室曾经多次讨论“分工”问题,想要明确谁来搞“现状”,谁来搞“史”,讨论来讨论去,始终弄不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谁愿坐在冷板凳上去进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这种“史”研究.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说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对当前文学创作的几点浅见

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走了一个“之”字路,如果说林彪、“四人帮”时期对建国十七年文学作了一次否定,那么,最近这四年便是否定之否定。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固有规律,这否定并不是恢复到过去,而是发展向未来。回顾过去,应该承认,建国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的文学创作确有不少问题。林彪、“四人帮”则因势弄鬼,推波助澜,使这些问题暴露得更加鲜明,更加恶劣,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结果是给我国文学战线造成深重的灾难,同时也使我们得到教训,学得聪明一些了。把问题推向极端,也就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了条件。由此看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四年,我国文学界思想的解放,创作的丰收,乃属历史的必然。它构成了我国当代文学史一个重要的全新的阶段。     

论当代陕西文学创作的主流性地位

“主流文学”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就中国当代文学整体而现，1985年之前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沿着现实主义的方向演变而来。“文革”前十七年形成现实主义大一统局面，主流的存在及其垄断性地位显而易见；“文革”中现实主义精神失落，取而代之的是成为政治运动奴婢的伪现实主义文学；新时期以来，以对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的全面恢复为开端，逐渐走向深入，并表现出开放性特征，现实主义再次雄居主流地位，规定和制约着时代文学的总体走向。1985年前后，文学新潮迭起，形成当代文学史上空前繁盛和复杂的创新态势，在新潮的挑战中，现实主义…     

论"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

1949年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的同时也一开始就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误区 ,这就是人们无一不把“中国现代文学”看作是一个有其发生、发展与终结的完成了的历史 ,并将当代文学看作现代文学的延续与发展。然而 ,现代文学是一个因时代原因被“突然”中断其发展的未完成的历史 ,在短短的三十年间 ,它无法实现变革传统与向西方学习的理想 ,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理论体系 ,没有产生作为文学史标志并足以与传统和西方文学相比肩、影响世界文学发展进程的经典作品。当代文学在特殊的时代与政治影响下发生 ,与现代文学存在本质的差异 ,无法成为现代文学的延续与发展。作为文学史 ,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应包括大陆文学、台湾文学及香港与澳门文学三个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史是19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又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而特殊的阶段。文学史写作应避免“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的倾向,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以求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史走了一条“之”字形的复杂道路,有三个贯穿始终、影响巨大的问题,分别为:文学工具化与文学自觉,文学的“民族情结”与文学的世界眼光和启蒙意识,作家的精神状态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     

科学唯物史观不是“套语”——对《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与政治观》的批评意见

文章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有关论述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等方面的考察研究 ,对尚延龄、尚缨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与政治观》中 ,“破天荒地”对毛泽东“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论断的确切性提出的质疑 ,进行了全面的辨析和反驳。文章认为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套语” ;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不容置疑     

关于近几年文学创作趋向的思考

近几年文学创作的趋向如何?这是创作界和当代文学研究界共同关心的问题。黄健在1990年第10期《当代文学研究》发表题为《文化冲突与文学创作的深化》一文,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他认为,新时期以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是一个阶段。“伤痕文学”渲泄的只仅仅是一种由政治迫害而产生的伦理感情;“反思文学”丧观的只局限于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方面的思索,而“改革文学”也只是在这种思索之中从政治、经济等某一个层次发出的“改革”呼声。它们都缺乏深刻的文化反省与批判精神,从而使创作趋向呈单一的局面。“从寻根文学”开始,文学刨作逐渐出现多元化的局面,并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超越政治与     

延安文艺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联系

长期以来,人们在描述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时,惯于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称此前的文学为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称此后的为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的文学。尽管近年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开始被接受,但在对具体文学运动,尤其是对世纪中叶文学思潮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仍习惯用传统提法。如将发生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延安文艺”、“解放区文学”认作现代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将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认作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当然,“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提法,从大的方面来说,不失为一种认识…     

“探求者”与吴文化

“探求者”作为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从１９５７年诞生、命名开始,至今已走过整整４０年的文学历程,它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成就值得从各个方向去探讨。如果我们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去考察,那么,就会有理由认定,“探求者”是一个带有鲜明吴文化特色的文学流派,吴文...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以“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为例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最初的“现象化”状态、1980年代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否定性”对象化状态和世纪末以来“文化研究”语境下暧昧、矛盾和固化状态.贯穿在这一“历史化”进程之中的是历史认识论的不断改变.具体表现为“历史预设”在不同语境下的“建构—拆解—再建构”的过程.但真正合理、有效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要完成这一“历史化”进程,尤应注重对历史进行“陌生化”处理,注重差异和知识谱系的整理,并采用“效果史”的历史思维.历史认识所要抵达的深度,是完成某一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     

“文革”文学产生的根源

作为特殊文学现象的“文革”文学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当代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的必然产物.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历史等方面探讨“文革”文学产生的根源.     

寻找文学与历史对话的场域——试论1949—1966年的文艺报刊研究

"十七年"文艺报刊向受众指陈了文学、政治杂糅下的历史发展的变迁,阅读文艺报刊能够重返当代历史语境和文学现场,呈现文学生成以及历史细节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进一步探求文学的历史生存状态和作家的精神心态.因此,研究"十七年"文艺报刊有着独特的文学意义.当然,我们不仅要研究文艺报刊的正文本,也要研究它的副文本.     

文学的新世纪命名与底层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综述

为了回顾与总结新时期文学30年历史经验,以全新思维洞察新世纪文学新格局与新走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于2006年11月2日至5日在成都召开主题为“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4届学术年会,会议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余位学者参会,提交论文150余篇,大会围绕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与重要作家研究、新时期文学的历史经验、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内涵及理论意义、新世纪文学的现状考察等诸多前沿问题,举行了六场大会报告和多场小组讨论,“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和“底层文学”关注两个方面的探讨构成了…     

史与言--“当代小说十七年”纵论

对十七年小说的历史叙述 ,已经陷入到一个艰难的困境中。要建立起真正的历史言说 ,首先必须对以往的历史叙述观念和叙述方法进行审视和思考 ,对历史本质做必要的廓清 ;同时 ,应该将十七年小说与其生成的文化背景密切联系起来考察 ,注意文本之外的“文本”叙述 ;此外 ,还应该关注文学的内在传统 ,考察十七年小说与前后小说史之间不可割断的联系。只有还原历史的真实 ,只有让十七年小说在中外小说历史发展的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才能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寻找到新的关系与可能。     

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对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一种阐释

与五四以后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相比 ,“十七年文学”在面对现实的态度、艺术的运思方式、以及对生活的感知方式和形成的美感特征上 ,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从而使之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呈现了中国文学古典化的素质 ,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并最终成熟。把“十七年文学”放在20世纪文学进程中来考察 ,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并不是直线式或递进式的 ,而是迂回性的 ,具有自我律动的特点 ,这说明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下 ,一种文学会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并不断强化特定历史文化所赋予它的审美特征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十七年文学”中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并没有彻底消失 ,它仍然会在当前新的文学环境中得以存在。     

重读《红岩》:从个人记忆到国家文学

所谓中国当代国家文学,是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特殊性的一个基本认识。在我们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这种特色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许多方面都有表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那种自发、自由的文学,而是一种高度统一的体制化文学,     

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十七年文学"

说到“十七年文学”，至今还是有人停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知识型构之中，仍然以政治/艺术的两极对立的评价模式，简单地否定其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价值，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将它与“文革文学”一起摒弃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外，不承认它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内在连续性。我认为，孤立地从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的单一角度来处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显然是意义不大的。因为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本身就是需要质疑的。什么样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这样一种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历史地形成的？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