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世宗制订“以女真为本”政策的历史前提

金世宗统治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尽力维护女真族的传统，以女真为本。金世宗推行“女真为本”政策基于如下前提：一、女真民族入主中原并不断走向汉化；二、女真人汉化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三、对海陵王汉化政策的矫枉过正；四、民族情感是推行“以女真为本”政策的主观动因。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其历史前提，为恰当地评价金世宗的“以女真为本”政策提供有益的视角。     

论金世宗时期汉化与旧俗的关系

本文从金世宗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出发,详细剖析金世宗汉化特点,指出金世宗不仅汲取了汉族主创文化,更推动了女真民族汉化的发展。而采取的保留女真族旧俗文化措施,更多地强调了民族脊梁文化和灵魂文化,对挽救女真民族文化有积极作用。因此金世宗的汉化,我们要抛开民族成见,用辩证方法分析,这样可以更好的认识世宗时推行的汉化改革。     

试论金世宗的教育思想

金世宗是女真族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出于巩固统治、建设国家的需要,他很重视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并在教育过程中形成了自己丰富、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其中把女真贵族作为主要教育对象,把学习汉文化与女真旧俗并重的教育内容及"重在实学,学必有用"等思想,不仅促进了金朝中期教育的发展,社会的繁荣,而且也为后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如何发展教育,怎样处理汉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等提供了借鉴作用。     

宋代女真与白蛮之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宋代女真与白蛮社会经济情况、汉化程度及对汉文化态度的分析与比较 ,探究二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汉化程度及对汉文化态度在宋与金、宋与大理关系形成中的作用     

试论金世宗对待汉族文化的态度──世宗“民族偏见”辨

试论金世宗对待汉族文化的态度──世宗“民族偏见”辨郑传斌金世宗完颜乌禄统治时期（１１６１～１１８６年）是金朝一代盛世，史家称之为“小尧舜”。金代为何到世宗朝才出现这种繁荣局面呢？这是与金朝历代统治者，特别是金世宗的“汉化”政策分不开的，所谓“汉化”实...     

金代女真人完颜初论

一个民族较为全面地接受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莫如金代社会表现得如此典型。女真民族以其骁勇的铁蹄,征服了赵宋王朝的版图所拥有大片北方山河,在文化上,则满怀对悠久而先进的汉文化的欣羡企慕,有意识地学习、接受汉文化系列中的诸多要素。在文学创作方面,这种学习和接受是突出的。金代诗歌,无论是汉族文士抑或女真作者所为,其语言文字、格式韵律、使事用典,完全是承绪汉诗传统。如果说,金初诗歌,还是“借才异代”的产物,吴激、张斛等由宋入金的汉族士大夫的诗作,主要显现的是宋诗的风范;那么,到了世宗、章宗时期,“崇尚儒雅”、“文治烂然”“故一时名士辈出”,金诗进入自己的成熟季节。此时期不仅仅汉族诗人如星河灿烂,而且涌现了一些女真族诗人。在崇尚文治的气氛中,一些世袭的女真贵族都弃武修文,“习辞艺、忘武备”,这种情形一方面使民族     

金世宗道德建设思想述论

金世宗熟悉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原古代皇帝的统治思想和统治经验 ,重视道德建设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在学习中原文化过程中 ,女真民族淳朴旧风的逐渐丧失促使金世宗在更紧迫的意义上来理解道德建设 ,从而形成了其特有的道德建设思想内涵。金世宗道德建设思想的付诸实践 ,有力地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金朝的强盛。     

试论现代“汉化”:一个被泛化的概念——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

"汉化"是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并至今仍存在着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与古代"汉化"相比,当今人们所说的"汉化"在内涵上已有了很大不同。以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阐释了现代"汉化"的内涵,认为与古代"汉化"具有单一汉文化化的特征相比,现代"汉化"具有汉文化、西方文化、当代国家主流文化等多元文化化特征,是一个明显被泛化了的概念,建议慎用这一术语,以防对民族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金、元时期的契丹族天文学家

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中国北方崛起至统一中国之际，他们采取了大规模的接收汉文化的政策。这样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也为他们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统治者所执行的开放政策，为中华民族之间的文化大交融提供了小气候；先进的汉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相互输血具备了大气候．本文通过契丹族天文学家耶律履，耶律楚材和石抹氏在金、元时期的学术活动，阐述了契丹人在中世纪中华文化大交融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金代女真族科举考试制度研究

金代女真科举考试是专为女真族人设置的一种入仕考试。它始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在世宗、章宗两代趋于极盛。这种考试具有完整的应试、选拔、录用制度,为金遴选了大量治国人才,对元、清两代的蒙、满少数民族科举考试产生过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民族教育、科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清代蒙古社会转型研究——后金及清初蒙古族地位及其语言文字

为避免两面作战,也为了把蒙古族的力量引导到抗击明朝的战争中,安抚、联合蒙古成为后金的重要策略.其内容包括婚姻上的门当户对,关系上的平等联合,施政上的互不干涉,归附人员的安置重用等.语言在民族认同及文化借鉴中具有桥梁作用.女真人以为,凡是讲女真语或通女真语者,应统一为一个国家.在统一各部的过程中,兼通蒙古、汉语言文字者成为女真族接触并吸收外文化的重要桥梁.后金还利用蒙古文创制满文,使满语官方语言的地位得到确立,国家的文献、文牍制度初步形成并得到完善.文字的创制、儒教经典的翻译、文教的推行,加快了后金统治者汉化的速度,从制度、文化、人才上为建立清朝和入主中原创造了条件.此间,就国家制度而言,蒙古语文已让位给满语文而退居次要地位.     

洪皓使金与词的创作、传播

在众多的使金文人中,洪皓是一位极具特色的使者。1129年洪皓出使金国,被羁留于金国达15年之久,方得遣归。15年流落北方的独特经历和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人格魅力,为他在后世赢得了极好的声名。不但如此,他留金期间为宋金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宋代文化在金国的传播,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种贡献一方面表现为洪皓在羁留金地的15年中,以其才艺教授金人贵族子弟,提高了女真贵族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表现为其使金期间所创作的文字,成为促进金初文学生成的重要因子。洪皓留存至今的《鄱阳集》等作品生动地记录了他在金国的心路历程。而其词的创作与传播,也展示了一位使者的不屈意志与爱国、思乡情怀,奠定了处于初创时期的金代词坛的基础,为金词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试论金世宗时期临潢府（路）经济发展的动因

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在建制方面多沿袭辽制。其东北疆域的临潢府（路）,大部分位于今天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赤峰市及其附近一带。这里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是内蒙古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金三角＂之一。早在金代,这里就是一个重要的农牧业经济区。特别是在金世宗时期,调整了金前期对这里经济的破坏政策,开始对临潢府（路）实行休养生息的裕民政策,使这里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并逐渐赶上和超过辽统治时期的上京①。而金世宗开明的外交政策,又给这里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加之该地区适宜的地理环境及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使这里在大定年间,出现了＂其地肥沃＂,＂异于他处＂的繁荣景象,临潢府（路）地区这一繁荣景象的出现与金世宗时期较为稳定的和平环境及其开明的内外施政方针是密不可分的。     

黄帝陵祭祀与中华文化自信

针对黄帝陵祭祀与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文化自觉的关系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黄帝陵祭祀的历史发展、文化内涵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陕西黄陵县桥山自汉武帝开始就成为中华民族祭祀祖先黄帝的“国祭”之地,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体现在祭祀礼仪、礼器、服饰、音乐和祭文等方面的深厚祭祀文化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场地、陵地古柏是构成“精神标识”和“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持续的黄帝陵祭祀典礼带给祭拜者的体验感、神圣性,促使民众对黄帝、黄帝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敬畏,并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黄帝陵祭祀已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的重要平台;当前亟需制定《黄帝陵公祭法》来确立黄帝陵的国家公祭地位,确保黄帝的崇高地位和黄帝陵祭祀活动的至上性、庄严性,发挥黄帝陵祭祀在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陶渊明与江东地域文化之关系

陶渊明生活的江州寻阳,地处荆扬二州之间,既是历史上荆楚、吴越两文化圈的交汇点,又是当时文化发展与传播的一个中心。陶渊明生活在晋宋之际,正是江东地域文化个性的形成时期,流行之玄学与旧有之儒学相激相荡,对他的思想、创作以及生活道路有着深刻影响。     

论古代戏曲的形成与民族文化融合

~~论古代戏曲的形成与民族文化融合@田同旭$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辽金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回顾与思考

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近年来有较大进展,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但是和其他一些断代史研究相比,如秦汉史、隋唐史、宋史等还有一定差距。究其原因,就是一些研究人员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与研究方法的陈旧。因此只有不断夯实理论基础,树立科学的民族发展观、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一体多元＂的理论观、坚持文化认同与民族血脉理论,并不断更新研究方法,才能提高辽金史研究的学术质量与水平,推动辽金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所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文化的反思与构形——《红楼梦》、《鹿鼎记》深层文化范式比较

曹雪芹与金庸虽然隔着两百年的时空,但是在创作个性的主体选择与响应民族文化的呼唤上,却若合符节。从反映的文化层次上,《红楼梦》与《鹿鼎记》居于中国文化系统的两极,正好构成了循环的中国文化背景。作为作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文化进行的反思与批判,《红楼梦》有对文化凤凰涅槃的绝望的期待,《鹿鼎记》则沉潜到历史中寻找文化持续更新的动力。虽然曹雪芹与金庸对于文化的层级、文化的角度表现有别,但他们的基本写作立场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思＂传统。基于独特的创作个性与独立的思想判断,他们对中国文化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新的构形,并创作出了能作为民族文化镜子的伟大作品。     

女真民族性格与金代散文风格关系管见

金代女真族的民族性格浸染到北方地区作家散文创作之中,使得散文的风格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要而言之,其间关联主要有勇悍猛鸷的个性与气骨格调的劲健、纯朴质实的旧俗与剀切直言的追求、纵酒聚谈的嗜好与叙事传奇的倾向这三个方面。这种从民风到文风的浸染,展现了充满新鲜活力的女真文化对传统散文中雄健质朴气质和叙事谈辩传统的激活,并为文学由中古向近古转变注入了先导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