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陇理学”传承流变研究

关陇理学和关陇文化一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严格地讲,关学应当称之为关陇理学.因为脱开陇人学术,关学在理论、师承和实践方面,均显得支离、无序和单薄.明代陇人段坚、周蕙取洛学入陇,糅合关学之精华,成为一代名师,并将其理学思想传于关中薛敬之,薛敬之再传于吕枏,吕枏与王阳明、湛若水齐名,陇人胡缵宗与此三人亦师亦友,推动了关陇理学的发展.唐枢师承湛若水,许孚远师承唐枢,冯从吾师承许孚远.冯从吾创立关中书院,与陇中崇羲书院同“祖伏羲之圣,宗横渠之贤”,为关陇理学培养了大量人才.清代李二曲“年十七,得《冯少墟先生集》,恍然悟圣学渊源”,与冯从吾渊源颇深.李二曲离世后,关学逐渐走向式微,但是,陇人巩建丰、李南晖、牛树梅、安维峻继续扛着关陇理学的旗帜,阐述易理,洗心退藏,倡导仁学,实学实践,成果丰硕,延续了关陇理学近百年发展的余脉.     

姚培谦诗教刍议

姚培谦一生尊奉程朱理学, 与当时的理学名家多有往来, 与诗教论的倡导者沈德潜过从甚密, 思想上互有激荡。其所生活的时代, 于有清三百年间最为鼎盛, 文化昌隆, 理学独尊, 诗教振兴。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姚培谦论诗积极主张诗教。他通过著诗话、编诗选等行为表明了自己的诗学态度, 即愿意同官方思想及主流话语保持一致, 提倡温柔敦厚和清真雅正的诗风。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价值取向的一种典型。     

中古隐逸传统中被忽略的一环

在中国古代隐逸传统形成过程中,东汉至魏晋时期是一个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以梁鸿、苏顺、赵岐、皇甫谧、挚虞等为代表的关陇高士,不但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生活实践促成了隐逸传统的生长,而且以丰富的传记文学著作,构建起一个有人物可考、有事迹可案的隐逸传统。与《史记》、《汉书》不太系统的历史传记相比,关陇高士对前代隐逸士人及其思想价值的体认更为自觉,记录也更为全面。从地域角度来观察中古时期的隐逸传统,还可以发现,东晋以前,以关陇高士为代表的北方高士是隐逸传统的主流,他们与后来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南方高士一起,成为中古文化史上前后辉映的美丽风景。     

论金元之际庙学碑记文的文化内涵

金元之际的庙学碑记文以其特定内容反映了当时文人的特殊文化心理特征,包括乱世烙印,通过对学政、学风的追忆而曲折流露出的故国之思以及对新朝文治的极大期许等.同时,这些庙学碑记文的地域分布还有助于印证元初北方以平阳、真定、东平三地为支点所构筑的文化布局;可以显现元初儒学的尴尬处境和南宋理学北传的轨迹和影响等.     

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维度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其特性深刻地影响到了元代社会面貌以及思想文化特征。传记作为反映社会重要事件和富有影响力人物较为直接的载体,元朝的特性亦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写作的维度,令其富有独特的观照意义。元朝复杂的政治格局使得军人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重要表现主体,多元的民族起源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尤其值得注意的书写内容,程朱理学对于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判断影响深远。这些不仅是元代传记独特性的表现,传记作为元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诗文的研究亦可由以上几个维度的探研而有所突破。     

嵩阳书院与二程理学

嵩阳书院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它是宋初兴起的私人讲坛性质的书院 ,其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地位历史早有定论 ,崇福宫作为文人挂职之所与嵩阳密不可分。二程是理学的开创者 ,嵩阳对理学的形成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程学南传后发扬光大 ,朱熹集其大成 ,形成程朱理学体系。理学久经贬抑 ,其治世价值逐渐被认识 ,宋末立为正统 ,后代又发展为宋明理学。理学是对汉代以来旧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具有历史进步性。作为统治思想影响元、明、清社会达六、七百年之久 ,并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直传延影响至今     

宋韵：宋代美学的文化肌理与现代意义

宋代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转折点。有宋一代，文尊武卑的政治格局，斯文传统的继承发展，使得文人阶层迅速崛起，并主导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和审美走向。文人美学的兴盛以及理学思想的昌明为韵文化的诞生创造了条件。韵根植于艺术生活化，文人以“韵”为纲开展的日常审美实践，催生了以“韵”为核心的美学，建立了以文人群体为审美主体的多视角多层次的美学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宋韵文化。以韵为中心的文人审美文化，具有世俗的生活美学向度。宋韵是以思想文化融入其中的美学，它不仅传承与演绎了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尤其是平淡美学，还为后世西方的极简美学和气氛美学提供了理论借鉴，更为中西美学跨越时空对话打开了空间。     

明清儒学的发展与其时小说思潮嬗变

传统儒学在明清时期的变革与进展,亦即理学的发展与演变,对其时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有或大或小或浅或深的影响,尤以对小说的影响为突出和显著。它显著地体现在理学与小说思潮的关系上,这就是理学复辟与小说尚理思潮、阳明心学与小说浪漫化思潮、泰州学派与小说世俗化倾向;乾嘉学风与小说炫耀才学风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重要的两个系统,明清儒学与明清小说的这种特定联系,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现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理论蕴涵,也是传统儒学统治中国古代文化的有力说明。     

“关陇之学”的形成与建构

“关学”作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著名理学学派,在古代学术史上大放异彩。明清时期的甘肃产生了不少理学家,其理学著述与理论,大大丰富了“关学”内涵,其理学建树与成就,在我国理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就其地域、师承、学缘、学统、精神品格几方面而言,甘肃理学与关中理学一脉相承,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了明清理学统绪中的西北支脉,与东南理学遥相呼应。与其将西北理学支脉各自称为“关学”或“陇学”,不如将其合二为一,称之为“关陇之学”,使时间跨度与地域空间更加广阔,研究内涵更为丰富,也更富有学理意义和文化价值。     

新关陇民俗文化研究导论

关陇作为中古地域政治文化集团概念是由史学家陈寅恪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甘肃学者王知三等人借关陇概念描画关山龙山地区民俗文化特点亦有新见。陕西高校哲学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关陇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立足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的大局,遵循高校服务社会地方的办学与科研宗旨,将自己的研究范围确定在关中西部—陇东这一地理范围,从而形成新关陇地域文化研究区域。关中西部和陇东地区,方言接近,同属中原官话秦陇片;生活文化习惯十分相似,在饮食、居住、民间节庆及其文艺传承方面,甚至比关中东西部的差异更小。周秦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此地源远流长!     

道光朝西北史地学人学术交游述略

清代曾出现过一个西北史地研究群,其成员间的学术交游随着道光初年西北边事而活跃起来,在以后的三十年间,学者们在西北史地研究中直面讲谈、交换文献、分享成果。其中,既有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也有前辈与后学之间的相承相袭。这些学术交游活动,促进了西北史地研究的深入。     

徽州朴学成因的地域性解读——以戴震为中心的考察

从民间学术视野考察可知,徽州朴学家的学术起点和重点在于实用性的学问。他们首先是小学、历算和礼制学家,其次才是经学家和哲学家,这种先"术"后"学"的治学路径,与徽州人文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徽商"贾而好儒"的生活经历有着很大关系。戴震走出徽州后,也是以自然科学的成就显扬于世,并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取向,故能成就大家,引领风气。     

京西文化初探

京西文化是指存在于北京城西部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京西文化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北京文化的根脉。京西文化的构成有四种元素,即原始文化、中原文化、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和近现代随着西学东渐而来的西方文化。京西文化源远流长,自先秦延续至今,经过了发生、发展、鼎盛和衰落等阶段。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有机统一,造就了京西文化的鲜明个性,即久远的农耕文化、发达的宗教文化、独树一帜的皇家园林文化和历史悠久的古道文化。神奇的京西大地孕育了许多文化名人,诞生了诸多名著,也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到此隐居、甚至把墓地选择于此。当今研究京西文化,就是要把京西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做好,使之焕发生机和活力。      

中西学战与晚清士人边缘化略论

士在传统社会为四民之首。西潮冲击下,晚清士人为御侮求强,以“中体西用”为核心与西方进行了广泛的学战,最终却走入中学不能为体,西学不能为用的困境。从思想史的社会学意义上讲,学战是晚清士人再造新的社会中心的努力,但随着学战的失败,却促成了士阶层自身的边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学者与香港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学者对香港文化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80年代,学者们多关注香港文化的表层内容,集中于对新闻传媒、流行文化的介绍。第二个时期是从1992年到香港回归,研究重心是香港文化的内在特性,香港文化对内地文化的借鉴,以及香港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研究在一些方面有实质性突破。第三个时期是从香港回归到现在。学者们注重研究香港文化和内地文化的互动、认同等问题。由于欠缺第一手的田野调查材料,文化研究理论也显陈旧,内地学者对香港文化研究的深度、准确度都有待提高。     

“战国策派”文学思想发生论

“战国策派”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初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一批教授文人为主形成的一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群体。该派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自由的学术空间和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人文语境的背景中。他们严肃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与实践,借鉴西方的文学历史经验,力倡“民族文学”,力主开展“民族文学运动”,形成了以文化救亡和民族品格建构为指归的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想体系。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农学的兴起

中国以农桑为本,内治之道,首在劝农,农事为国家首务。至海通以降,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农学。通过其对泰西农政院、西方农器和农务化学的描述与介绍,士渐知农,并以比附的方式接纳了西法农学。在报刊舆论的宣导下,朝臣奏议亦别于重农仅知种植之利的旧制,开始畅言效法西方,探求审土宜、讲培壅之法,终仰动宸听,当局明确提出修农政,必先兴农学的主张。农学从无到有,被放置进京师大学堂的农科大学与实业学堂的农业学堂中,纳入学制。它的出现,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并体现了时代的内容。     

试论隋代后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隋代后期,在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和国防建设的同时,隋政权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把实现深层次的文化发展与融合作为隋政权获得稳固政治统治的基础;把兴办教育作为培养人才、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主要手段。隋代后期的学校教育和文化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隋炀帝超越北方文化局限,以融通南北而创造统一文化的历史精神分不开的。     

谈科学精神

近年来科学精神成为学者们谈论的焦点。就什么是科学精神、如何弘扬科学精神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但依旧有其不完善之处。首先,科学已不再是科学家的工作,它已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国家支持的事业融入到社会之中。因此,科学精神必然呈现多元化趋势。其次,科学是时代的产物,科学成果、科学思维方式必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改变形式。因此,弘扬科学精神必须寻求其时间维度。另外,西方文化最早孕育了科学,由此弘扬科学精神也必须深入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从中找出中国传统文化与弘扬科学精神的最佳结合点。     

关于黑龙江省西部地区主要历史文化资源的调查研究

历史文化资源的调查与应用研究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在现代社会发展建设中,历史文化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特别是作为地区历史文化研究尤其如此,是提升地区文化层次和体现民众思想素质的重要因素,也日益成为考量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内涵指数,因为它所蕴涵的厚重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理念代表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黑龙江省西部历史文化资源既有其独自的区域特点,同时也与其它地区的历史文化相联系。民族传统文化、古代辽金文化、抗战文化、流人文化、闯关东文化、现代工业文化等构成了该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主体。文章以齐齐哈尔、大庆、黑河三地为例,对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保护及开发利用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