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美的双重特性

与认识和道德不同,康德认为美具有一种双重的逻辑特性:"好像主观性"和"好像客观性"。一方面美以个人的情感而非概念为基础,不能通过经验归纳或理性演绎而得到证明,因而好像是主观的;另一方面,美同经验判断一样要求人们的普遍同意,好像又是客观的。美的本质体现在主客体之间的这种关系,既不是纯然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任何将美还原为单纯主观性或客观性的观点都是对康德美学的误读。康德美学的独特性就在于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特性在审美判断中可以共存。     

以中国传统智慧会通和消化康德的第三批判——牟宗三美学思想初探

牟宗三以"无向判断"来代替传统"反思判断"的翻译,其深意是试图和中国传统道家"道无"的智慧挂上钩,以便强调审美的"无相原则"比起康德立于"道有"思维背景上的"超越原则"要高明些。牟宗三不同意康德把"合目的性"应用于审美判断,认为出了"滑转"和"混漫"的纰漏,并指出康德的审美判断还是一个知识机能,并不能充当自然和自由的"桥梁",应该依中国人的道德形而上直贯下来。此外,康德用来说明审美的"超越原则"是一种"外离"而不是"内合"方法。基于对康德的第三批判的怀疑,牟宗三提出了要以中国传统"妙"、"慧"来改造康德的鉴赏判断,指出"审美判断既是妙感妙慧之品鉴",且是一种"无向判断"。因此,审美判断之超越原则应该就是"无相原则"。事实上,牟宗三是以"无相原则"去代替康德那个只在"分别说"层次上的"超越原则",并主张"分别说"里的美相还要到"合一说"里给"化掉",这样才能达到即真即善即美的境界。     

先验演绎的正确格式与康德的自然偏离

范畴是感性杂多提升为意识(经验)的条件,这是康德先验演绎的核心,它采取的是目的论式的存在阐明思路,而不是通过对知性能力的揭示来证明范畴向感性杂多运用的必然性.在前者中康德只能抽象、外在和偶然地说明二者之间有关联.但按照感性与悟性分离的预设和先验演绎的宗旨,应该以后者的方式把先验演绎看成一个逻辑证明要求,即论断知性内在地拥有关于范畴与杂多的关联及其作用机制的普遍原理,因而特殊的感性杂多必然被自然识别而激起其对“权利”的行使.这就要求针对先验演绎问题使用综合方法制作必须包含先验的“杂多”概念的关于知性活动原理的普遍命题,而不能从感觉经验的事实出发以分析方法回溯其条件.然而,由于康德为先验演绎所选定的逻辑起点即抽象的“我思”没有承载和推进综合方法的理论构建能力,所以致使他不可能作此演绎设想.     

康德的同情理论

由于以理性与道德法则作为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康德一直被认为忽略甚至否定了情感在道德实践中的积极作用。为此,一些情感主义者一直针对这种"理性中心主义"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应该以自然情感、尤其是"同情"作为道德行动的根据。然而,这种批评在于人们忽视了康德在其后期提出的重要的关于"同情"的理论。在康德看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真正的道德根据,而在实践上,理性比情感能够更加保证道德动机的有效性。相比于情感,理性可能是反应比较迟钝的,但它却能最大限度地达到道德判断的准确性。康德所谓的"同情"需要受到理性的规范与引导,从而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情感"。基于义务论的框架,康德的同情理论拥有比一般的情感主义观点更加独特的优势。     

康德时间秩序“客观性”的新解

康德对范畴客观性的先验演绎最终完成于后演绎的“原理分析论”经验类比部分。经验第二类比关于因果性的证成有赖于主观时间秩序与客观时间秩序之间的有效区分。对客观性的传统解读有两种：客观实在性和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但传统解读没有成功处理“客观性”的二难，以至无法令康德对范畴运用规则及其界限的说明同时抵御认识论和道德哲学中普遍怀疑论的攻击。时间秩序客观性的新解，即以别种表象方式的可能性为前提的跨主体视角下的客观实在性，可以消解传统解读的二难。承认这样一种客观实在并不与康德哲学的批判原则相冲突。     

论康德《判断力批判》中鉴赏与道德的关系

关于美和善(道德)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哲学史上比较热门且重要的话题,包括康德在内的哲学家们,一般都倾向于认为两者之间具有一种亲缘性。因此,弄清楚康德关于两者关系的论述,对于理解他的美学、伦理学甚至整个哲学体系都非常重要。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鉴赏和道德是相互关联的,彼此之间具有一种互利互惠性,一方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另一方的完善。与此同时,两者又都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说,鉴赏只能最大限度地促进道德的发展,而道德只能不断地为鉴赏奠基。康德关于鉴赏与道德关系的论述并不存在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的似乎陷入了"解释上的循环论证",而是指出了鉴赏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关联:一方面,美促进了道德的发展,因而从与道德的关系上讲,康德美学作为"不纯粹伦理学"(impure ethics)的一部分,可以使"纯粹伦理学"(pure ethics)能够最终适用于人类,即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另一方面,出于道德发展的考虑,我们有义务要求自己和他人不断地发展鉴赏力,以对自然美产生一种基于道德的兴趣,从而使有着善良意志的人能够更好地欣赏美。     

论康德“图式说”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一个先验认识论的“图式说”。对于这个“图式说”,历来人们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康德的图式与“先验演绎”是相矛盾的,责其先验唯心主义不彻底;有的则认为图式说在康德的先验逻辑中是画蛇添足的东西,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有的却把它看成是康德对认识论的一项重大贡献,揭示了人的认识能动性。究竟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康德的图式说呢?     

鉴赏判断及其四契机运用之必然性#br# #br#

鉴赏判断的一般形式是“某物是美的”，这是一个先天综合判断，康德鉴赏判断的分析论及演绎就是立足于这一判断。康德为何以及是否有必要运用四契机对鉴赏判断进行分析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一批判”可以提供某种启示，但鉴赏判断毕竟不同于逻辑的规定性判断，无论是从现实经验的角度，还是从严格的逻辑学的角度，都不适合把它只视为一个在语言上（无论说出与否）发生的判断，从而对它进行单纯语形或语义上的分析；而且鉴赏判断所真正评判和断言的也不是把某物宣称为美的。它是从鉴赏活动本身的反思中所抽象出来的一个一般判断形式，是这一反思的表象，亦是鉴赏判断本身的概念的表象，因为构成这一判断形式的各要素即表征着鉴赏评判的各方面特征，而四契机所阐明的是鉴赏判断本身的特性。鉴赏判断的四契机就是以鉴赏活动本身为认知对象进而对它的概念进行分析，由此可见四契机运用的必然性。     

进化认识论光芒下的康德先验论

康德提出的“直观形式”、“知性范畴”以及“先天综合判断”等概念,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曾遭到西方不同哲学流派的否定与批判。而这一方面却是康德哲学的独特贡献。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解决这一哲学难题的指导思想;而现代自然科学和进化认识论则为康德先验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自律伦理学的两种可能形态:康德与王阳明

康德和王阳明分别呈现了自律伦理学的两种可能形态,即康德关于"意志自律"的阐发与阳明关于"良知自发"的诠释。如果仅仅是在"自我立法、自我遵守"的意义上谈论"自律"概念,那么二者有着相似的义理结构,这集中体现为其关于道德动机的阐发,即德性作为主体的内在品格逻辑地指向自我成就,因而我们的道德意识中含有一种动力,能够促使我们去实践德性所要求的行动。不过,康德和王阳明分别赋予了自律伦理学两种可能的形态,这种差别根源于二者对自律主体的不同设定。基于中西方异质的情理精神,康德的自律主体有着情理二分的人格组成,阳明的自律主体则是情理合一的存在,其中的关键是二者对"情"的理解。从更广的意义上看,这种设定又逻辑地构成了他们相异伦理学体系的重要一环。     

意象非美——关于意象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意象美学认为,美在意象。但是严格说来,美与意象并非一回事。美是一种价值,它源于人对事物进行的趣味判断;而意象则是一种存在,它是事物对人而言的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意象并非美的本体,美并非只因意象产生。人对一个对象的鉴赏判断,或是针对于意象,或是针对于单纯的形式。所以,美学不能单纯将意象作为研究对象,还要积极对待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     

试析康德“美的分析”四命题的独创性

康德认为“审美”既不涉及概念,也不涉及任何法规,而是主观的行为。“审美”不涉利害,“美感”和“一般快感”以及“完善”不同之处,在于“美感”绝不涉及主体的欲望或需要。在此基础上,康德进而提出“审美”不经概念而具普遍性,“美”是在人类具有“共同感受力”的基础上“普遍可传达”的一种感受。同时,“审美”应该无目的而符合目的性,并具有不依赖概念的必然性。康德还通过对“纯粹美”和“依存美”的定义和比较,进一步开展对“理想美”的探求。     

行动力的规范之维——从布拉特曼的观点看

行动力是古老但并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哲学概念,是当代的行动哲学和社会哲学为它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布拉特曼在这个方面居功甚伟。基于既有社会解释的困境,布拉特曼将规范性维度引入到群体行动之中,并与行动力相结合,创新地提出了个人规划行动力与共享行动力,并以此作为切入点解释小群体中人类的互动,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更具理论优势的社会解释进路。通过理解布拉特曼在其规划理论中对规范性进路的运用,我们对规范性问题的思考,也会更深入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基础条件的规范如何使群体行动得以成形;二是在共享行动力的研究背后,规范性在社会建构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形式":"认识能力的协调"与"想像力没有概念而图型化"——对康德美学第三契机的一种解读

在康德美学第三契机中,实际上提出了两种意义上的"形式"概念。第一种意义上的"形式"概念是指审美对象的合目的性是"从形式上"(der Form nach)来看的,即就纯粹鉴赏判断中认识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的;第二种意义上的"形式"概念是指自由的想像力对感觉杂多的一种创造性结合,通过这种结合感觉杂多就仿佛是被按照某种"规则"联结起来了。     

论司法裁判中的说理

司法裁判的本质在于提出解决纠纷的处理意见。既然提出意见,就必须对其正当性予以说明,讲出理由。说理作为一种对处理意见的证成活动,自然有其主体、客体、素材、方式、方法等要素。同时,说理的规范化必然依赖于各种程序制度的保障。     

苏格拉底会爱个人吗———论柏拉图式的爱与“个人”的关系及其展示出的哲人处 境简

苏格拉底会爱一个人吗？问题有两重含义,一是怀疑苏格拉底是否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重点在“爱”上;二是怀疑苏格拉底是否能真的爱上“一个人”,重点在爱的对象上;同时责问背后还在质疑这种爱的效果能否为其正当性辩护。值得追问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爱究竟与一个具体的人有何关系,爱的对象有哪些,进而追问哲学对个人的教育如何可能,哲人如何在个体与普遍的困境中得以自适。     

胚胎之争的法学思考--以二审法院判决为视角

无锡胚胎继承权案将受精胚胎在法律上如何界定这一难题带入公众视野。目前学术界关于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有主体说、客体说、中介说三种观点,以中介说为通说。二审法院从监管、处置权的角度做出判决可谓独辟蹊径,但对于本案中胚胎的性质、能否继承、当事人的请求权基础何在等实质性问题却予以回避。对受精胚胎的认识首先需要从其生物学本质出发,同时结合伦理道德、法律实践及大众认知等多个因素予以考虑。从受精胚胎发展的不同阶段出发,采客体说,将本案受精胚胎认定为可予继承的物,才能使当事人拥有请求权基础以及顺利承继合同利益,也是平息各方争议的最佳选择。     

商谈伦理学“道德可证立性”概念的诠证逻辑

"道德可证立性"概念在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学界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又是晦暗不明的,加之在讨论其商谈伦理学时对之不加辨明而草率使用,这就造成了对其理论的片面诠释。于是,对此概念加以辨析、明确其逻辑,从而有效诠证哈贝马斯的道德认知主义立场,以及在此基础上追求道德普遍性之理论旨趣,乃是不可或缺的工作。     

自然主义与理性：蒯因、普特南和哈克

科学哲学如今有两种典型的对立倾向：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文章在梳理、比较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普特南和哈克相关的核心观点的基础上,指出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并非格格不入,虽然自然化认识论不再明确使用辩护、合理的理由等概念,但它没有绝对抛弃规范性;相反,它是在遵循传统认识论的某些规范的基础上,秉持逻辑主义的精神侧重描述的方式发展着哲学之未竟事业。     

论行政惯例的规范性质

学界关于行政惯例的规范性质存在争议.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行政惯例是行政机关基于自我认同所建构的直接行为规则.行政惯例的外在方面,是行政机关长期统一一致的行为;行政惯例的内在方面,是行政机关成员的认同.行政惯例通常不直接调整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但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惯例作出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具有直接拘束力;行政机关的权威会催化行政惯例的规范性质,行政机关违反行政惯例时相对人可以主张信赖利益保护.对司法审查来说,行政惯例的存在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经审查认定后的行政惯例可作为裁判理由而非裁判依据,从这一意义上说,行政惯例并非法官法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