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时代特点对“初唐四杰”的影响

“初唐四杰”作为社会变革时期下层文人的代表，影响他们从事诗歌创作活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选官制度由豪门垄断到寒士参预的变化；文人队伍从官廷台阁到市井沙塞的变化；皇帝对文学的爱好和倡导三个方面，分析时代发展的特点对“四杰”步入诗坛的影响，旨在为进一步研究“四杰”及其诗歌提供理论依据。     

杨炯和他的《从军行》

王杨卢骆“初唐四杰”,是开拓我国古典诗歌新时代的先驱者.他们的诗作,虽未脱尽齐梁藻绘余习,但为了挣脱浮艳气息的桎梏,都作了很大的努力.他们反对宫廷诗派,鄙视龙朔初年“争扬纤微,竞为雕刻”的形式主义诗风,积极扩大诗歌抒写的领     

高启诗与“吴中四才子”诗之比较——兼论明初至明中叶吴中诗风的演变

元末明初之时吴中文学曾出现过十分兴盛的局面,文学社团也较多,其中就有以著名诗人高启为首的“吴中四杰”、“北郭十友”,他们在诗歌艺术上都有所成就,《四库全书总目》称“四杰”中的徐贲诗“法律谨严,字句熨贴”,称杨基诗“天机云锦、自然美丽”,称张羽歌行体诗“笔力雄放,音节谐畅”,而高启则更是被称为:“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可惜他们和吴地的其他一些文人在明初均因政治原因遭难,于是吴中文坛作者凋零,诗社瓦解。吴中文学再度兴盛是在明中叶,主要代表是被称为“吴中四才子”的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他们的诗亦各…     

四杰总章参选考

王杨卢骆同聚长安参选,得李敬玄扬誉。而裴行俭则以“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一语否定四杰。这一公案,千余年来一直艳称于文坛。近些年的学术研究中,不少文章都涉及了这一事件。有的据以考订四杰行踪;有的据以推定四杰的得名;有的据以考证此事的讹伪,否定对四杰“浮躁浅露”的评价。由此可知,这一事件的是非真伪,直接关系到四杰生平考证和评价。澄清这一事件,对四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应该是有意义的。     

论“梅村体”所受李、杜歌行之影响

关于“梅村体”的艺术渊源,前人多重视其源出初唐四杰与中唐元白,相对忽视了其转益多师的艺术继承。本文论述“梅村体”所受李、杜歌行体之影响,弥补这一认识缺失。受李白之影响在梅村是偶一为之,受杜甫影响则为“梅村体”之常态。受李白影响在于其个别诗歌之想象、格调;而受杜甫影响则在其“诗史”精神、现实态度、叙事艺术等大方面,在“梅村体”的大量诗歌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初唐“四杰”与天府

在唐代诗歌发展过程中,初唐的王勃、杨烱、卢照邻和骆宾王,积极摆脱齐梁以来形式主义诗风,在创作上另辟新径,使诗歌开始从单纯地描写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和富丽呆板的应制诗,移到了反映社会下层市井的生活诗;从亭台楼阁移到了山河和寒漠,提高了诗歌内容的思想境界,扩大了写作题材,为唐诗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唐代的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可以说是由他们四人创作的雏形;后来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人们最乐道的声律风骨齐备的唐诗,实际上是他们开辟的道路,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因此,他们在当代就被人们誉为“四杰”,“以文章齐名天下”;盛唐伟大爱国主义诗人杜甫推崇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     

追源溯流后出转精--评吴怀东《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

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集大成的地位早为学术界公认 ,这种地位的获得是因为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胸襟和胆识 ,这在杜甫对六朝文学的态度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六朝是中国古代诗歌长足发展的时期 ,六朝诗人对于诗歌形式美的不懈追求直接育成了近体诗。但是 ,六朝诗歌也因其冶华而饱受诋毁。初盛唐诗歌的繁荣 ,离不开对六朝的借鉴 ,但“四杰”、陈子昂 ,甚至是李白却因为变革诗风的主观认识而对六朝文学大加贬斥。真正理性、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六朝文学应该是从杜甫开始的 ,在对六朝文学的一片骂倒声中 ,杜甫对六朝的主要诗人却多所…     

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涵泳王杨卢骆的诗

号称“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 ,以无与伦比的才调、高度驾驭语言的能力 ,创作各类体裁的诗歌。七言歌行长篇须让卢、骆 ;子安 (王勃 )稍近乐府 ;他们的五言遂为律家正始。诚如明代学者胡应麟、许学夷所评 :王、杨、卢、骆以词胜 ,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他们的作品较全面地代表了初唐诗歌的创作成就     

试论王勃在诗歌革新上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初唐四杰的领军人物王勃第一个提出了诗歌革新的主张,指明了诗歌的方向,并在诗歌创作中充分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用他的实践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为唐诗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江河万古”见源头——简评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

诗圣杜甫曾以“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之二)的诗句高度评价初唐四杰的文学业绩,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对四杰当日活动与创作的详情却若明若暗,若干疑案悬而未决。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志烈先生新近推出的《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3年版,以下简称张《谱》),精心地勾画出了四杰一生的轨迹,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初唐一段时期的历史面貌,让我们比较清晰地看到了那形成“江河万古流”的源头。     

骆宾王学术研讨会在义乌举行

由浙江省古典文学研究会与义乌市文联联合发起的“骆宾王学术研讨会”于今年四月在义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省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30余人。骆宾王是初唐浙江义乌人,文学史上号称“初唐四杰”之一。这次研讨会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骆宾王的生平与诗歌成就,交流了研究成果,可说集建国以来研究骆宾王之大成。一、与会者一致肯定我校副校长骆祥发教授与杨柳先生合著的《骆宾王评传》,以及骆祥发教授的《骆宾王     

从寅恪论陶,看“一门四杰”的文化取向

修水陈家“一门四杰”，何以闻名中华？本文从陈寅格的陶学研究入手，窥视“一门四杰”的文化取向，发现这是一个酷爱传统文化的家族，他们有“独具只眼的史识”，善于思考，勇于创新。     

且说李金发诗歌的“怪”味——中国现代象征诗鉴赏扎记之一

李金发是二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与自由诗派、格律诗派鼎足而立的象征诗派的代表人物,素有“诗怪”之称。李诗的“怪”味,主要表现在他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表现手法的摹仿和借鉴上。诸如喜欢以怪诞奇峭的意象入诗,注重诗歌意象的象征隐喻性,内容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追求诗歌语言的跳跃性,擅长描写幻觉和梦境以对客观生活图景作出艺术变形的处理,善于捕捉独特的瞬间印象以暗示情绪等等。在二十年代中国新诗处于初创的阶段,人     

初唐诗演进轨迹寻踪——兼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评价问题

唐代立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初唐诗坛都笼罩在齐梁诗风之下.7世纪下半叶开始,作为下层文人集团代表的"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相继踏上诗坛.随着诗人们社会生活基础的巨大变化,开始了有唐一代批判宫廷文学中齐梁遗风的自觉意识.在唐诗发展史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无论是从理论实践上,都为初唐诗的革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然而无论是"四杰"还是陈子昂从其理论、实践、地位与影响均不具备彻底荡除当时诗坛上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的能力,他们的影响也很有限,不足以改变当时诗坛的状貌.盛唐诗人所继承初唐诗歌革新的优良成果,并不是直接来自"初唐四杰"和陈子昂,而初、盛唐间近30年的诗歌史正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渐变过程.     

为初唐四杰“浮躁浅露”辩诬

为初唐四杰“浮躁浅露”辩诬唐春生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最早记载四杰“浮躁浅露”的要算中唐时人刘肃的《大唐新语》了。裴行俭少聪明多艺，立功边陲，屡克凶丑。及为吏部侍郎，赏拔苏味道、王，曰：“二公后当相次掌钧衡之任。”，勃之兄也。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等四人...     

建构宜 考辨精 系年详──—读张志烈氏《初唐四杰年谱》

初唐四杰较为充分地吸收了六朝文学之积极成果，在创作中融进了时代精神与自己之真情实感，从而在更广阔的前景上为文学开辟了一条康庄的大道。可想而知，要研究伟大的唐代文学，不能不研究初唐四杰。而要研究它们，就得了解其生平事迹与作品写作时间及在何种情况下作（或为何而作）等等。这主要就是年谱的任务。张氏80年代中期曾为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开过“初唐四杰研究”一门课，切年代初出版了（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2年。后引本书只写页码）一书，这是初唐四杰（不论总体，其中一人、二人）年谱中分量最大、用力最勤的。其特色…     

白乐天对虚美文风的批判

“嘲风雪、弄花草”的六朝形式主义逆流,经过初唐四杰、陈子昂和李白、杜甫的荡涤,到盛唐时代,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自从安史之乱后,随着政治上的腐败,社会上又泛滥起一阵虚美文风。这种文风专以自欺欺人、阿谀奉承为务,对皇帝、宦官、“执政柄”的权臣,肉麻吹捧,对民不聊生、残破凋蔽的现实,则曲意粉饰,流毒所及,甚至影响到当时的古文大师韩愈,使得他也干了些“谀墓中人”的勾当。虚美文风和梁陈诗风,以脱离现实为共同特征,都属于“瞒和骗的文艺”,为一切直面人生的作家所不容。于是以“扶起诗道”为已任,锐意于诗歌改革的白居易,很自然地承担起了批判和荡涤这股污泥浊水的重任。     

略论后七子派后期诗歌运动

万历初期 ,后七子派规模急剧膨胀 ,呈现短期中兴 ,发生界内新变。王世贞晚年学道逃禅 ,疏冷笔砚 ,推崇诗歌“性灵”。新安诗群、末五子构成派中两大新人群体 ,新安诗群之兴与徽州“商而士”世风和汪道昆的推毂关联尤为密切 ;末五子的屠隆、赵用贤追求“性灵”文学 ,其“自适己性”、“师心独运”诗观可称公安派诗论的同声前奏 ,李维桢、胡应麟虽擅长论诗 ,但保守色彩较重。后七子派随着王世贞、汪道昆的谢世走向衰落 ,复古中坚李维桢无法挽回诗歌复古运动的颓局     

王绩诗风探源

王绩——在文学史上通常被认为是在初唐时期的“独树一帜”的诗人,有的同志则认为他是在当时“诗坛上颓靡绮丽的风气正盛的时候,敢于沿着相反的方向向前推进”的诗人。应该说,在初唐诗坛,王绩诗歌的艺术风格,确实大不相同于当时的宫廷诗人,而当时的诗风,也确有着南朝以来宫体诗的余波,如同王绩这样以朴素自然的文字歌唱出自己的真实情感的诗人,也还是寥若晨星,惹人注目。但如果说,当时的诗坛正是“颓靡绮丽的风气正盛的时候,‘却未必准确’,再说王绩是象初唐四杰那样有意识地“敢于把诗歌沿着相反的方向向前推进”的诗人,更未必符合事实。问题还在于:过去的一般文学史家都对王绩的     

边贡的文学成就

有明一代,“前后七子”蜚声文坛。边贡则为“前七子”之佼佼者,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号称“弘正四杰”。王士祯《华泉先生诗选序》云:“明诗莫盛于弘正,弘正之诗莫盛于四杰。”作为济南作家,边贡的地位尤为重要。王士祯在同文中又说:“吾济南诗派大昌于华泉、沧溟二氏;而筚路篮缕之功,又以边氏为首庸。”边贡诗文,虽自嘉靖以来几经刊刻,但沧桑之间,皆沦烟莽,版多残缺,书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