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的词和词论

(四)、抒怀咏物之词。这类词大约有二十一首左右,十六个词调. 在陆游的词中,纯粹的咏物之作并不多见,往往是借咏物以抒怀。但直接抒怀的作品却不少。在这些词中,有一些是写性情的。《宋史》本传说他恃酒“颓放”,“不     

描写爱情心理的杰作——《闲情赋》

<正> 陶渊明的《闲情赋》从南梁萧统直到清末王闿运等人,看法分歧甚大;誉之者认为意本《风》《骚》,与屈赋等价;贬之者却看作狂放的色欲文学。惟鲁迅评价最确当,说这篇赋“很摩登”,“是大胆的”“胡思乱想的自白”,是“坚实而有趣的作品”(《〈题未定〉草(六)》,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的这个评论涉及许多需要论述的东西,一篇短文力不能及,本文只就该赋描写爱情心理的突出成就谈谈看法,就正于学界。鲁迅以“很摩登”三字评论它,并非率尔之语。魏晋是人性开始觉醒的大时代,文     

文学作品的主题新探

主题是文学作品的核心，任何一部作品都是围绕着一定的主题而凝聚为一个艺术整体的。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主题”这个概念的理解，却存在着某种偏差。建国以来的文学概论教材，大都将文学作品的主题仅仅归结为一种思想，如认为主题是“作者通过题材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思想”（见蔡仪主编《文学概论》）；是‘’通过形象体系显示出来的中心思想”（见以群主编《文学基本原理》）；是“年过作品描绘的社会生活所显示出来的贯穿全篇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一篇作品所显示的总的思想意义”（见十四院校联合编写的《文学理论基础》）。类似的解…     

此"瑟瑟"非彼"瑟瑟"

白居易《琵琶行》“枫叶荻花秋瑟瑟”句,“瑟瑟”如同“萧瑟”,形容风声,在诗篇中系描写枫叶、荻花在秋风中瑟瑟作响的状声之词。其用法与意义本极显白,但是,自古至今,却不断有人做翻案文章,相互驳难。最先发难的是明代杨慎,他认为,诗句中的“枫叶”是红的,“荻花”是白的,“瑟瑟”也应当是状颜色之词,是指“秋色碧”。(见《丹铅摘录》卷十、《升庵集》卷五十七“瑟瑟”条)。明代陈耀文针对杨慎的翻案文章进行了反驳,坚持认为“瑟瑟”是状萧瑟之风声而非形容颜色之词(见《正杨》卷四)。其后又有何良俊替杨慎辩护,反驳陈耀文(见《四友斋丛说…     

巴金《寒夜》与契诃夫小说中的“小人物”

巴金反映抗战时期平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寒夜》是其写“小人小事”的巅峰之作。作品中“小人物”形象和冷峻的基调与巴金的其它作品相异,却与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人物”系列形象及其一贯基调有很大的相似性。本文从《寒夜》与契诃夫小说表面的相似性中找出差异点,在更深的层次上找到巴金受契诃夫影响的契机,分析了产生这种影响的途径和实质,以及在《寒夜》中的具体体现。     

论辛弃疾词

辛弃疾不仅以其全部心力投注于词之写作,而且其志意与理念在作品中得到了本体之呈现。辛词中之感发,原是由两种互相冲击的力量结合而成的:一种力量是作者内在的“感物之心”,另一种力量是外在环境的“感心之物”。辛词之感发的本质,虽以英雄失志的悲慨为主,然而辛词在风格与内容方面却又表现出多种不同样式与不同层次的变化。     

赋体清源(上)

<正> 赋体之乱,在文学史上罕有其比。汉赋体征本极醒目,却在著名选家与论著中,每见与诗、辞、骈、散牵混者。司马迁传屈子之文,独于《怀沙》称“赋”;刘向编《楚辞》,全取屈文归“辞”而不言赋(《七略》又全属之“赋”类),宋玉只取其骚辞《九辩》而遗其赖以名世的诸赋。据此,骚辞与赋篇似异体别调。而扬雄谓“赋莫深于《离骚》”,又似无所谓“辞”者。自班固“赋者诗流”与扬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而言之,则赋竟得     

宋末诗僧道璨生平及亲情作品初探

南宋末年的释道璨虽然有不少的作品传世,但历来鲜为人知。拂去历史的尘埃,一个真真切切、平平淡淡、亲切感人的老者出现在眼前。道璨虽为僧者,但其作品却超然于青灯古佛之外,充满人间温暖之情,亲情洋溢,至为难得,理学家“出家”即“弃绝人伦”之说也不无偏颇也。     

论“成人童话”的艺术精神──兼谈小说的理念与批评

一围绕着作为“成人童话”的武侠小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消费之热与评价之冷的巨大反差。这类作品属“通俗文学”范畴，不仅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属茶余酒后的游戏文字，甚至象金庸先生也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比较好些。”（见林以亮等《金庸访问记》）诚然，这种反差终于在“金大侠”独步江湖之后，有了很大的改变。如今金庸及其作品不仅得到了年长一辈的专家学者们的充分肯定，得到了“当代第一流的大作家”的荣誉，被视作“２０世…     

戏曲中的“旦”

“旦”在戏曲中指女性角色,其义众说纷纭:明人徐渭认为,宋时妓女以乐器置篮中担之以出,日“花旦”,后因省担为旦(见《南词叙录》);胡应麟则认为戏曲角色之命名皆系反语,“妇宜夜而命以旦也”(见《少室山房笔丛》);清杨恩寿则有“所谓旦者,乃司乐之总名”“以优之少者假扮为女”之说(见《词余丛话》)。戏剧史家周贻自认为,“旦”系“姐”字演变而来。顺序是先有“姐”,由“姐”讹为“妲”(宋杂剧有《老孤遣妲》、《双卖妲》、《槛哮店休妲》,“妲”皆“姐”之讹),再由“妲”简笔为“旦”(金元院本有《旦判孤》、《酸孤旦》,《老孤遣旦》)。(见周贻白《中国戏曲论集》)。笔者近来翻阅资料,却发现戏曲中的“旦”,乃渊自古代西域少数民族之艺术结晶,系古代胡语之译音。     

李煜词的分期问题及其抒情特色

<正> 南唐后主李煜传世的三十几首词,文学史上一般把它们划分为前后两期:公元九七五年,金陵城破,南唐国亡,这之前写的称为前期作品;此后写的称为后期作品。但是,最近叶嘉莹在她写的《灵谿词说》论温、韦、冯、李部分,却表示了不同的见解,她说: 一般论李煜词者,每喜将其词作分为前后两期,以为此两期的作品无论在风格或内容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一般多认为其前期的作品,享乐淫靡,一无足取;后期之作品,则因其曾经身历亡国之痛,故能有较具深度之内容,且有较高程度之艺术表现,然而又讥其情绪为“伤感”、“不健康”。此种论点,自外表观之,似乎也颇有道理。然而事实上,则李煜之所以为李煜与李煜词之所以为李煜词,在基本上却原有一点不变之特色,此即为其敢于以全心倾注的一份纯真深挚之感情。在亡国破家之前,李     

离骚解题

“史记”屈原列传引淮南王刘安之言曰:“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亦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此皆訓离为罹。案离骚一词为楚之方言。项安世家说云:“楚语: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韦昭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入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今人郭沫若、游国恩承之。郭谓屈氏以口语标题,别开生面。(见郭著“屈原研究”)游谓离骚盖楚曲名,其意义则与牢骚二字相同。(见游著“楚辞论文集”屈原作品介绍)三氏之说是矣,惜未能疏通证明。请申证之。考离骚为楚人语,项氏所引楚语伍举之言,此战国时语也。至汉转为牢愁。离牢双声故得相     

“生命存在”的赞美诗──重读“三恋”兼谈王安忆的创作理念

“三恋”是文学评论界对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的简称 ,到现在为止 ,评论家仍多从“性”的角度评论作品性描写的意义和其中女性意识的张扬 ,大部分文学研究者通常也只把它作为一个“性描写”和“女性写作”的版本来引用。但是在世纪交接的今天 ,在性爱描写已经泛滥的时代 ,当我们超越历史的规定性和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来重新解读“三恋”,却发现 :其实作者写作的真正意旨和倾向并不止于此 ,有更为真实也更内在的东西流淌在作品之中。在“三恋”中 ,王安忆着力描写的是生命所处的情境和状态 ,我们更多地感受到…     

从柳宗元、欧阳修的山水游记看其审美趣味的差异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共二十余篇,欧阳修共十余篇。这些作品堪称中国山水文学的两个里程碑,其共同特点和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也为研究者所公认,似乎都是描写游山玩水的乐趣,抒发对自然美景的眷恋之情。但细比较起来,两者艺术上却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又充分体现了柳、欧二人审美趣味的不同,而此重要课题反长时被忽略。本文拟从三个方面略加论述,以就方家。 首先,造景的“小”与“大”,说明柳、欧审美趣味有崇 “优”与尚“壮”之分。同是写山水之乐,但柳、欧选取的欢乐对象颇不相同。柳宗元选取的景物尽管千姿百态,千差万别,却拥有一个共同特点:小巧、清幽;而欧阳修所选取的却多是“广大之景”。在柳氏笔下,这些不大的景物同时处在一个寂廖的小范围之     

“三言”“二拍”中“发迹变泰”主题新说

<正> 一对于“三言”、“二拍”,长期以来,受到较高评价的主要是那些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赞美男女之间真挚爱情的作品,而对于表现“发迹变泰”内容的作品却注意得不够,偶一论及,也大多贬抑失当。这种情况有待改变。什么叫“发迹变泰”?发迹,谓立功扬名,大多指由卑微而变为富贵。“泰”与“否”是《易》中相对的两卦。“否”为塞、坏之意,“泰”为通、好之意,由闭塞不通的“否”转化为通畅安宁之“泰”,就叫做“变泰”。从宋代说话开始,“发迹变泰”的主题在白话小说中一再得到表现,直到“三言”、“二拍”之蔚为大观,奥秘在于:它是新兴的、逐渐在社会生     

千愁百怨寄秋情——宋词中的"悲秋"主题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作品中,以悲秋为主题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唯有宋人能于悲伤中见高远、在个人荣辱中显现忧国忧民之情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宋代词家“悲秋”的文学现象有自己的形成原因、特点,不仅反映了词家对社会历史的感悟,也有独特的文学价值意义。     

事物、认识与表达——墨家认识论的片断

“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墨子”“经”下“物:或伤之,然也。见之,知也。告之,使人知也。”——“墨子”“经说”下(?)这一章是墨家认识论上很重要的见解。它透露了墨家认识论是属于唯物主义的。(“见之”,表示直接观察,和墨家重“亲知”,并以“亲知”为“闻知”和“说知”的基础相适应,是以感性认识为基础的。)大家知道:墨子在先秦诸子中是以最先提倡“兼爱”“非攻”的学说出名的。他的所帮兼爱是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说与儒家时间意识的突破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不同于阳明后学的“良知现成”,宜从时间意识的维度并在儒释道互动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讨。良知不是超越时间的本体,而是有时间性的。良知典型地表现为道德意识对凡俗的私意计度的时间意识的斩断;“良知见在”不是理论陈述,而是实践的指点,也即让学生专注于当下的、非功利的道德实践,放下对过去与未来的执着与算计。“见在”在阳明用语中大多数应当理解为“尚存”,“良知见在”即“良知尚存”,虽不完满,但蕴含着缺而待圆的动势。此语警策人们:当下一念良知醒觉就该行动,沉浸在非功利的时间体验中从事道德实践。阳明论“良知见在”时还说“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可见它与意念管理有关,钱德洪、邹守益、孙应奎与王畿等阳明后学都点出了这种关联。在时间体验上,道家与佛教对儒家构成了挑战:庄子有“无古无今”、郭象有“忘先后之所接”、禅宗有“前后际断”和“无念”。阳明点出“良知见在”,化用了禅宗的斩截的时间体验工夫,以工夫论之“断”求本体论之“续”,才使儒家从佛道的威胁中突围,而觅得新的工夫进路。     

“诗中有画”的贫困——“右丞妙于诗,故画意有馀”

对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常离不开对作家作品的总评价，但如简单地套用某一方面的特征性的总评价去替代各别的具体分析，显然是行不通的。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所说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语意，应该是夸赞王维诗歌的语言富于视觉形象的联想，应该是夸赞王维绘画的构思富于诗的意境。一些学人却简单地使用这一总评价去替代具体作品的分析，有的甚至更将“有画”的概念偷换为“如画”。这一做法实在有欠思考     

释“鬼梦”

卜辞常见“鬼梦”中的“鬼”如同《周礼》里的“占梦”；“多鬼梦”就是诸多“占梦”作梦。在甲骨文中，“鬼”的专职乃是为占吉凶而作梦。后世的“鬼”指巫觋所见的鬼魂，是卜辞“鬼”的引申义。因“鬼”能见常人之所不能见，故其所见就是神示之兆。卜辞以“占梦”称“鬼”，而梦字又不从“鬼”，是因为“鬼”戴四目头乃是其“赠”祭以逐恶梦之形象，行其“占梦”职而睡乡觅梦之时却必得除去四目面具，故“梦”字形中之“占梦”并不象四目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