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通程序简化审看协商性司法在我国现阶段推广的限制

出于对当前日渐升温的引入辩诉交易和污点证人等协商性司法制度讨论的质疑,通过对普通程序简化审这一具有协商性司法意义的制度进行较为全面的审视和思考,深入分析其未能发挥应有作用的原因,并以此为基础,从法律传统文化、刑事程序法以及社会因素三方面,透过对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多视角分析,进而上升到整个协商性司法在我国推广的层面,以求窥一斑而视全豹,冷静理性地看待协商性司法在我国现阶段的推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问题与对策

在刑事司法轻刑化运动的推动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备受青睐。但由于刑、民立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均不重视,相关立法相当粗疏,导致该制度实际运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其功能发挥。鉴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存在种种差异,我国立法应对其设计特别的调解程序规则。     

我国民事诉讼行为保全制度建构研究

虽然我国已存在行为保全制度相关的立法,但其并不适用于整个民事诉讼领域,为了更好地进行事前救济,有必要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构建行为保全制度。目前国内有关行为保全概念的主要学说,均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行为保全在实质上应是一种程序,不能再将其进行细化归类为诉讼程序或非诉讼程序。我国现行的行为保全制度适用范围小、规定粗略。我国民事诉讼行为保全制度应从程序启动、申请条件、担保等具体角度进行构建。     

诚实信用原则在懂事诉讼中的运用

诚实信用原则一直被看作是民事实体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在民事诉讼领域的适用则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现代诉讼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表明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广泛的适用空间。司法改革的目标要求我们实现诉讼观念的转变,诚实信用原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必然要求。本文将对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功能做一番探讨,以引起人们对该原则在民事程序法中的作用的重视,促进民事司法改革的真正落实。     

协商性司法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制度构建

协商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司法潮流,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协商性司法背景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其内在必要性,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是其参与控辩协商的重要＂筹码＂,是协商性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检察机关维护其公信力的迫切需要。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具体制度构建也应适应这种司法潮流的需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优越性与独特性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虽然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和漏洞,但是它在法学理论及司法实践中的功效,至少在现阶段我国的国情及法制环境下是无可替代的,具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及存在的必要性。该诉讼模式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并确立了相关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平衡考虑国家、原告人、被告人利益原则,制度价值最大化原则,与司法实践紧密联系原则。该诉讼模式下还可以适用以下新制度,包括审前调解制度,简化程序制度,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阶段的相关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质疑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减轻诉累,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司法判决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但由于我国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附带民事诉讼与现代司法理念产生冲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冲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实践价值受到质疑,最终应将该制度取消。     

论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功能和价值目标

民事诉讼审级制度是一项基本的诉讼制度,它是维护程序和实体公正,提高审判效率的一项保障制度。其内含的价值和功能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有利于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二、谋求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之间的合理平衡;三、维护司法的终局性。     

“以人为本”与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

以“以人为本”为研究视点，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对其便民的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传统民事诉讼制度及其观念进行了理性分析，认为我国民事证明制度和诉讼模式在选择上与我国司法实际不相适应。并从保障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构建人性化的诉讼程序及建立案件分流制度全新视角探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完善的思路。     

论无独立请求第三人制度

随着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化和法律关系的多样化,民単诉讼第三人制度不管是在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司法实践领域,其重要性是日益显著的。然而我国现行立法对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尤其是针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规定非常粗糙,难以应对复杂化多样化的法律纠纷,从而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因此,对此相关问题仍有研究的必要。     

时代变革与制度重构:民事司法信息化的中国式图景

信息革命的辐射力逐步蔓延在我国民事司法领域,也预示着民事司法体系中的一场革命性变化。信息技术对民事司法体系的技术关怀,迎合了司法的效率化、技术化、精细化等倾向,形塑与培植着现代型民事司法制度。我国民事司法的信息化变革,蕴含了司法便民、司法效率、司法协商、司法公正等价值。面对信息化对现行民事司法体系的冲击,应当在坚持改革的合法性、程序适用的自愿性、灵活性与程序性相结合、兼顾公正与效率等原则的基础上,立足于信息化民事司法模式的启动方式、适用案件范围、审前程序规则、特殊审理规则、庭后工作规则等方面逐步实现信息化民事司法模式运作的制度化与法制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应有的十大理念--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论前提

司法活动的进步有赖于司法制度的改进,而司法制度的变革则源于理论和观念的推动。综合我国目前刑事诉讼的理论和实践,在刑事诉讼法中应树立公正至上、程序优先、以人为本、诉讼透明、控辩平等、证据本位、裁判中立、司法独立、诉讼经济、诉讼文明十大理念,并且这些理念应该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有的理论前提。     

比较视角下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构建

刑事诉讼管辖制度是刑事诉讼活动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能够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确保诉讼程序合法正当。当前我国配套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尚未形成，制约了刑事诉讼管辖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些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相对完善，其中以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为两大流派。美国、日本分别是这两大法系国家的代表，两者虽然在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存在不同，但其设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初衷则是相同的。我国可以在刑事诉讼法律体系基本框架内，结合司法实践，有选择性地借鉴域外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弊端及其出路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贯彻刑事优先原则,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方面的差别,以刑事诉讼程序取代了民事诉讼程序,异化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不利于维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违背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与身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内在制度性缺陷,无法通过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来彻底消除其弊端,最终应将该制度取消。在此之前,应以司法解释的方法,克服其技术性缺陷。     

刑事司法中环境修复责任的多元化适用

在刑事司法中适用环境修复责任契合“运用司法手段修复生态环境”的政策导向,具有“惩罚犯罪和修复损害”的双重责任功能,顺应“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功能融合”的发展趋势,是符合法律责任规律的制度安排。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环境修复责任得到多元化适用,但也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困境,存在“责任性质认知困惑、责任方式适用混乱、超越司法职权边界、滋生裁量失控风险”等问题。就适用方式而言,提倡将环境修复作为量刑情节、非刑罚处罚措施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方式予以适用,并通过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等司法制度,为环境修复责任提供多元适用途径。     

程序法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公民一系列重要权利,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对刑事诉讼程序提出要求,这不仅是诉讼公正理念的体现,也是诉讼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外国有关程序法定原则的立法及适用情况相比,我国在程序法定原则的贯彻、实施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转型与承续: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基于龙泉司法档案(1929——1949)的考察

清末民国时期,西法输入,尽管国家法层面确立了国家追诉主义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龙泉司法档案作为近期新发现的目前所知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地方司法档案,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样本来检视当时的司法实践。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反映了这一时期司法运作的特有逻辑,体现出法律表达与实践的分离,承载着新设司法机关乃至整个社会的转型。审视这批珍贵的司法档案及其呈现出的刑事和解实践机理,对于当下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具有现实意义,更提醒我们刑事司法改革的路径选择应重视本土经验的归纳,并建构适合于本土的刑事诉讼制度。     

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中的前置程序问题

从立法目的层面来理解,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中的前置程序对于保证人民法院提高审判质量有积极意义,但对保障投资者诉权却是有利有弊.从发挥民事责任追究的功能、增强法官专业知识和审判经验,以及前置程序与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关系等方面来看,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中的前置程序是在我国目前立法与司法环境尚待完善的情况下才有的权宜之计,长远来看应该取消.     

论我国40年来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

历经40年发展,我国的刑事司法取得重大进步,最重要的是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关键是不同时期立法价值追求的与时俱进和伴随时离时合的实践。1979年起我国刑事司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追求裹挟于打击犯罪之中的真实再现,注重实体公正。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程序公正开始制度化,但实践效果不理想。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1996年程序公正制度化的再推进,是在人权保障层面上的新展开,但办案人员在某些个案中基于法外利益考虑而置程序公正于不顾的做法仍在延续。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有对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的促进,也有对反腐败法治化的呼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在既往基础上继续拓展,最终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司法的公信力,在立法推进、司法能动、当事人参与和民众关注下,要把人权保障、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整合到中国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与司法权威的自觉彰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