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应用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工业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测算考虑环境污染成本的工业绿色技术效率,进而分析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呈缓慢上升趋势,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区域特征,且低于传统技术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有反向影响,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各有所长,在工业污染治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若想实现环境目标的同时提高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应扩大环境规制工具库,注重多种环境规制工具的组合使用。     

中国环境规制方式及其执行效率考察

本文以中国环境规制手段及其执行效率为考察对象。首先,对中国历年以来的环境规制方式进行梳理;其次,选择几种具有典型代表的规制方式的执行情况进行考察;最后,对影响中国环境规制手段执行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的环境规制手段以行政命令型为主,执行成本较高,加之地方政府的经济保护主义和唯GDP取向等因素,中国的环境规制手段虽然方式众多,但是执行效率并不理想。     

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09—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运用DEA方法,测度2009—2017年3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从政府行为视角出发,重点研究环境规制和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1)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于传统技术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低下是导致综合技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2)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3)政府科技支持不仅本身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它还会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政府环保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正向调节作用也不显著。基于此,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环境规制作用;继续加大政府的科技支持力度;扩大环保支出规模,完善环保支出结构。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硫排放——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是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重要手段,技术进步是减少环境污染物排放、推进清洁生产的关键方式。基于2001-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State12.0软件对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SO2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SO2排放不产生显著直接影响作用,但是通过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对SO2排放在滞后1年显示出负向影响作用;技术进步与SO2排放呈负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强度与SO2排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应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等环境污染规制力度以及技术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支持投入力度,同时加快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步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基于超效率EBM模型和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精准识别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对于我国构建绿色发展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运用超效率EBM模型测算2005—2018年全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借助GMM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我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主要呈W型变化且存在区域差异;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整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溢出示范效应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间接影响,其中,技术创新效应表现为“遵循成本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要素替代效应表现为要素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溢出示范效应则表现为外资技术的“减量效应”大于“提质效应”。     

规制与技术效率:基于中国钨、锑和稀土资源开采的随机前沿分析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以2003—2009年钨、锑和稀土三种优势矿产资源的开采为例,对规制影响下矿产资源开采的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矿产资源开采的总体技术效率水平较低,钨、锑和稀土开采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776 9;规制对矿产资源开采的技术效率影响显著,在规制实施初期,技术效率显著下降,随着规制的连续性和规范性不断增强,技术效率逐步上升;企业规模对矿产资源开采的技术效率影响显著,小矿山降低了技术效率,随着开采企业规模的扩大,将会有效提升技术效率。根据本文的分析结果,最后给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融资环境与企业技术并购

本文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融资环境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新标准实施后重污染企业显著减少了技术并购的投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新标准的实施对技术并购投入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以及股票流动性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表明企业融资环境的异质性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并购的重要调节因素。本研究揭示了融资环境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并购的重要作用机制,对于如何降低环境规制对于技术并购的抑制效应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会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明显的差异作用。基于全要素视角，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超效率模型对中国2008—2016年30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以此为基础，探求命令控制、市场激励与自愿意识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产生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全国层面上，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综合环境规制强度同碳排放效率间呈现“U形”变化趋势，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由“倒退效应”转变为“倒逼效应”；（2）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平均规制水平已跨越曲线拐点，实现“倒逼效应”，但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超过拐点值，而对于市场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目前各区域“倒退效应”仍处于主导地位；（3）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依靠市场激励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更有效率，而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仍处于主体地位，且能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针对不同地区提出选择科学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视角

该文立足于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在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波动式下降,各省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同,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因此,政府看清西部地区绿色经济运行形势,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制定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中国区域工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选择——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

运用中国28省(市)1995—2013年的工业面板数据和DEA-SBM模型,测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际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并通过门槛面板模型从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判断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的最优选取。结果表明,东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而中部环境规制与能效呈扁平U型关系,西部地区存在最优规制区间。对比当前规制力度可知,现阶段东部可在现行规制标准的基础上保持稳定;中部可以考虑适度加强环境规制;西部,内蒙古等5省规制强度有待提高,贵州等省份则需谨慎对待规制强化,可以更多考虑通过技术引进与创新等手段来促进双效率的提升与改进。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环境规制、成本转嫁与企业环境治理

鉴于中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应研究存在潜在不足,本文以“清洁生产标准”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企业成本转嫁能力,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的压力下,企业会相应地提高环境治理支出以满足环境合规的要求;但是,考虑企业的成本转嫁能力,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的推动作用在议价能力相对更低（客户集中度相对更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分别以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消费者需求价格弹性以及企业产权性质刻画企业成本转嫁能力,发现了基于企业议价能力相似的结论。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助于推动微观企业环境治理,但由于存在成本转嫁行为,导致消费者最终承担了环境规制内化的污染成本。     

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环境规制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的选择取决于制度、技术等许多因素的制约。文章认为当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面临技术或制度等因素的制约时,经济工具的实施将变得十分困难,此时也许使用命令控制工具会更好。     

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

基于电力系统生产供应的内在机制和NSBM(Network SBM)模型,将能源、环境因素纳入投入产出体系,打开系统内部的“黑箱”,考察1995-2012年中国30个省区电力行业总体、发电环节和电网环节的环境技术效率。结果表明: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特别是环境纯技术效率偏低。1998年“政企分开”的体制改革对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而2002年“厂网分开”的体制改革则未起到积极作用;国有资产控制水平与发电环境技术效率呈倒“U”形关系,临界值为69.6%,2002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地区位于临界点的左侧;集中输入和集中输出的跨区电力贸易促进了发电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但不利于电网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煤炭资源聚集的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偏低,表明这些地区存在资源滥用和环境治理不到位的情况,同时也体现了地区层面的“资源诅咒”“污染天堂”现象。     

分类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溢出分析*

“创新补偿论”与“遵循成本论”悖论下,提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测度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绿色经济效率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在地理与经济两种权重矩阵下差异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存在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行政型、市场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基于地理或经济的间接效应远高于其直接影响;区别于其他两类环境规制地理与经济联系省份间均为正向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地理相邻地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对经济迥异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环境规制、技术投入与工业转型升级——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使用2005—2017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技术投入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检验结果支持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在企业部门不存在"创新补偿"效应的主张,认为环境规制自身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不存在显著影响;企业技术投入是工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推动力量,但地方政府技术投入对工业转型的作用不显著。应坚持"市场决定"的原则,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自身的功能,引导、激励企业成为工业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政府部门"创新补偿"效应显著存在,意味着应当由以政府"有形之手"为主治理环境,而以市场"无形之手"为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的分区检验则认为,中部地区在企业部门存在"创新补偿"效应,而东部地区则在政府部门存在"创新补偿效应",因此,我国的环境政策应该在不同区域间有所差别,在东部地区坚持以完善市场为主促进转型升级,而在中部地区可以适当运用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产业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性政策负担与能源环境效率——企业家精神配置视角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NDDF方法构建企业能源环境效率指标,研究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关系,并从企业家精神配置视角探究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承担的环境规制性政策负担越重,其能源环境效率越低。机制分析表明,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与环境规制性政策负担相互替代,能够弱化环境规制性政策负担抑制企业能源环境效率的作用,而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则显著强化这种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股权更集中的国有企业,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性政策负担对企业能源环境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本文的结论为提高企业能源环境绩效,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