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戏剧"与"戏曲"--读王国维戏曲论著札记

本文对王国维戏曲论著中的“戏剧”、“戏曲”两个概念进行了探讨。指出王国维笔下的“戏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包括成熟的戏剧和多种与舞台有关的演出形式。“戏曲”一词则或指真戏剧 ,或指戏中之曲 ,但主要用来指称真戏剧 ,即代言体的、包括歌舞、动作、故事诸因素的成熟戏剧 ,并非对中国传统戏剧形式的通称 ,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戏曲”含义不同 ;且这一用法可能受到日语的影响。     

从三种版本的《西厢记》看中国戏剧意识的确立与发展

我国经典名剧《西厢记》从古到今,出现了诸多版本。“董西厢”是第一部彻底改变《会真记》主题命运的文学作品,“王西厢”则将“西厢”故事推上古代文学艺术巅峰,而“石西厢”的成功在于继承和发扬了董、王《西厢记》具有的、而我国戏曲史上较少自觉到的戏剧意识,完善了我国戏曲从抒情诗向现代戏剧的转变。从《会真记》到“董西厢”到“王西厢”再到“石西厢”的发展演变过程,是“西厢”故事从传奇逐步过渡到戏曲的过程,是我国戏曲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我国戏曲文学的戏剧意识从自发到自觉、逐渐被唤醒的过程。     

古代曲论中的观众心理学

西方有些戏剧理论家认为,戏剧仿佛一条“双行线”街道:一方面是戏剧的创造者——剧作家、导演、演员,另一方面是戏剧的欣赏者——观众。化妆、舞台布景、灯光效果等等,都不能决定戏剧的本质;但是,如果没有观众,没有剧作家(通过导演、演员)与观众之间感性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交流,戏剧就会丧失它的生命。因此,研究观众审美心理的观众心理学,便成了戏剧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戏曲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观众心理学遗产,可惜很少有人加以系统的发掘和研究。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初步探索。古代曲论对观众心理的重视是建立在对戏剧特质的把握上的。戏剧特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舞台性。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中说,在一定意义上看来,“舞台表演确实就是作品好坏的试金石”。李渔早就清楚地说过;“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正是从剧本要演给观众看这一点出发,李渔强调剧本创作应当“设身处地,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询其好说不好说,中听不中听”,“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这就是说,剧作家在进行一度创造(剧本创作)时,就尽可能把二度创造(导演的处理与演员的排演)和三度创造(演员与观众共同完成的演出——欣赏过程)都考虑进去,这是戏曲艺术争取观众、吸引观众的秘诀。那么,古代曲论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认识、把握观众心理的呢?我认为,在感知、注意、想象等几种心理机制方面,古代曲论较好地处理了真与幻、常与奇、一与变、有与无等辩证关系,从而在剧作者与观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心理桥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古代曲论中的观众心理学,不仅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成就,而且是我国古代心理学的重要成就。     

中国古代哲人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

中国古代哲人认识世界的主要方法是“格物致知”法,可以概括为观物取象、万物交感、类比推理和静观玄览四种形式。其中前两种是认知的初级形式,后两种是比较成熟、完善的形式。古代哲人崇尚“中道”而形成的“中庸”性格,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固定的模式,它不仅为儒家所独有,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效应。取“中”是另一类型的辩证法。战国后期,以道、儒为主的先秦诸子学说走向趋中调和,最后到汉初董仲舒那里得到了统一,构成以后两千多年来长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关于君权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理性思考

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成熟必须符合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该群体拥有身份的自明性;二是该群体必须获得话语的合法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由于对权力的依附性,其身份意识的成熟是伴随古代专制体制的成熟而成熟,其话语的合法权需要君权体系给予的话语空间。因此,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成熟有待于古代政治体制确立“与士共治”的管理理念和以士人为主体的文官政治管理模式。     

唐宋散文理论批评视野中的文气论

“气”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它与“味”、“韵”、“趣”、“格”、“境”等一起被用来概括文学的审美本质特征,标示文学的不同审美质性。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气”是一个出现和成熟得较旱的审美范畴,它孕育于先秦、凸显于秦汉、确立于魏晋南北朝,发展于唐宋,承传于元代,完善于明清,成为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悲剧意识的价值内涵

一 悲剧价值的确立与追求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儒道并重,儒家有诗教传统,重艺术的伦理价值,孔子曰:诗可以“兴”“观”、“群”“怨”;老庄的道家追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无为”之美,他们都强调美与真、善的合谐美。叙事文学的悲剧也表现出“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大团圆”结局。古代有悲剧存在,但不把悲剧作为一     

体现真善美的典范——雨果的戏剧

雨果的戏剧,最充分地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真、美、善三种主要倾向,即“努力忠实地再现过去历史的某一片断或现代生活的某一侧面”;“努力探索形式的完美”或“表现方面的仪态万千和历历在目”;“热衷于社会革新观念,艺术中的伦理目的—‘—善’的观念”。     

戏曲动作散论

观众走进剧场,自然是为了看戏。何谓“戏”？近代学界巨掌王国维先生早先的定义是：“谓台歌舞演故事也”（《戏曲考原》）。在后来的《宋元戏曲考》中,他又对此作了修正。他认为,“戏剧”至少有这样三类：一类是“古剧”,即“宋金以前杂剧院本”;另一类是“今日流传之古剧”,即他所能见到剧本的古剧（主要指金元杂剧）;再一类是“后代之戏剧”,即他所处时代流行的戏剧艺术,亦即当代戏曲。请注意该书中这样一段文字：后代之戏剧,必会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故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显然,从“谓台歌舞…     

论喜剧的美学特征

“喜剧”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美学的一种基本范畴,二是指艺术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喜剧”,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喜剧”是指戏剧中的喜剧、带有喜剧性的小说、诗歌、笑话、幽默故事以及曲艺、漫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狭义的“喜剧”仅指戏剧中的喜剧。本文探讨的对象,是作为美学基本范畴之一的“喜剧”。     

百年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检讨与展望

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戏剧研究,主要集中在史的研究、文学的研究、表演的研究等方面。戏剧本体构成研究少,缺乏整体理论系统的建立,以致中国戏剧研究这个学科还未真正站立起来。目前进行戏剧理论建构所面临的困境是:本土的古代戏剧论著理论基础薄弱,无助于戏剧理论的建立;而西方的戏剧理论是对西方戏剧创作的总结,并不适于中国古代戏剧创作的实际。研究与实例证明,戏剧与讲唱文艺是密不可分的,从与讲唱文艺的关系入手,建立本民族的戏剧理论,或是可行的。     

阿富汗出土梵语戏剧残叶跋

20世纪90年代中在阿富汗出土了一叶梵语戏剧残片。本文介绍了哈特曼教授对该残片的转写与英译,并结合汉译佛经中与印度古代戏剧表演相关的史料,为中印（或梵汉）戏剧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     

翻译理论视角下的戏剧剧本翻译及原则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与深入,中国要向世界展现华夏文明和中国文化,而戏剧正是文化的精髓。我国有丰富的剧种和曲目繁多的优秀剧目,要有效地展现中国文化就要让优秀剧目跨出国门尽显中国戏剧的魅力。然而由于戏剧剧本的内容有大量的文言句式和诗词曲赋,在翻译中要有效地传递诗词曲赋的意象美面临很多挑战。同时,戏剧剧本的内容中还有大量的古代典故和戏剧术语,这些对于中国人都陌生的中国元素要有效地传递给全世界的朋友就需要有高质量的翻译。翻译的高质量需要有效翻译理论的指导,文章尝试用翻译剧本为例,阐述翻译理论指导下的戏剧剧本翻译的翻译原则。     

鲁迅文艺精神与中国现代版画发端

80年前,鲁迅为早期中国培养了一批现实主义美术人才,诞生了大量震撼人心的作品,掀起了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第一次高潮。美术是视觉的世界语,鲁迅通过扶持新兴版画创作,在文学、戏剧、美术诸领域进行文艺探索、青年交流、社会动员和思想启蒙,在旧中国古今、中西多元叠加、多方撞碰中找到传播进步思想的人文支点．为中国美术、中国文艺赢得了国际声誉,显示出一代文化宗师的人文眼光和国际视野,对中国美术史、文艺史影响深远。     

早期中国话剧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理论意义

外倾社会心态制约着近代以来的中国戏剧变革最终走向了移植西方话剧的道路。人们对话剧的热情有时并不在话剧本身 ,而在于赋予话剧之外的那层心理色彩 ,在于人们对话剧的热情中把自己的社会心理倾向表达出来了。早期中国话剧研究的成果 ,对认识当代中国文艺的诸种现实多有裨益。话剧传入中国的文化史价值 ,主要不在于它传达了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 ,而在于它改变了传统中国戏剧的格局。早期话剧在文化史上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恰恰在于它的艺术特征。     

戏曲艺术视域中的现代生活题材——兼论齐如山戏曲艺术改革理论

迄今为止,现代生活题材的戏曲剧目大多没能走出话剧加唱式窠臼,传统戏曲艺术中的身段和念白在这类剧作中却丢失了大半。因此,话剧加唱式的戏曲改革模式是不成功的。为了突破这种模式的束缚,很有必要重温齐如山的戏曲改革理论。他认为,戏曲艺术的本质是以歌、舞为艺术语言的写意性艺术,戏曲改革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应当是强化、突出戏曲艺术的这种因素,因而他强调现代生活题材的戏曲艺术更要突出这一特点。深入研究、合理利用齐如山的这一理论,在排演现代生活题材的戏曲剧目时可以大有作为。     

论新月派戏剧创作──以《兵变》《一只马蜂》为例证

新月派剧作家以提倡“国剧”,以艺术地反映社会人生为己任,善于运用成熟的戏剧语言和戏剧技巧对戏剧主题进行完满的诠释,避免了社会问题剧直露地宣扬社会意识的弊病,从而为中国现代戏剧注入了艺术的新质,并由此获得了独立的戏剧品格和艺术个性。     

为贱者歌，为末者著——论《青楼集》在戏曲史上的地位

<青楼集>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述歌妓的著作,记载了歌妓的艺海生涯,为后世研究元曲提供了演员方面的资料.从中可看出,歌妓对元曲的分类,对元曲的流传,以及对剧作家的创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青楼集>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王国维悲剧思想之转变——以《〈红楼梦〉评论》与《宋元戏曲考》为中心的考察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首先从西方引进悲剧理论的学者,为中国后来的悲剧研究开了先河。从《〈红楼梦〉评论》到《宋元戏曲考》,王国维的悲剧思想有一以贯之之处,但随着对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系统深入,其悲剧思想从受叔本华的强烈影响到真正走进中国戏曲,从推崇出世解脱到看重"主人翁之意志",从结构上的机械认定到灵活处理,已然发生了转变、发展而进一步成熟了。     

先秦冥界神话考——兼论《楚辞·招魂》的神话学价值

根据安德烈·朗格“万物有灵”论和荣格“原型”理论,灵魂不灭自然观在远古社会普遍存在,幽冥世界是上古神话领域一个重要的母题。中华上古冥界神话独具特色。在人神杂糅的上古早期,神鬼相混为一,没有明确的天界、地界和冥界之分。商周时期出现了冥府的雏形,但此时的观念是人死后的灵魂归于极其险恶高峻的大山之上而不是归入地下。昆仑山是此时“天堂和地狱之山”的典型代表。战国中晚期,《楚辞·招魂》的出现显示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冥府神话。它开创幽都冥界在于地下的神话内容,补充和发展了《山海经》《尚书》等置幽都于地上的古老提法,完整地显示了中国上古神话的三维结构模式,堪称是中国上古冥界神话的经典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