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冲突及对策——以农村土地发展权为视角

土地权利问题是目前我国农村的主要问题,即土地权利直接或间接衍生而来的权利需求和权益保障冲突等问题：公法和私法制度冲突,农民要求发展与土地制度安排的冲突,土地增值实际收益人与权利人冲突……这些冲突长期客观存在且是引起社会不安和隐患的重要因素,冲突实质是农民、农村土地权、农村经济三大主体要求发展,而现有制度安排不能满足或者适应这些发展的需求,基于有限土地资源之上的发展权的发展成了各方问题解决的关键。通过数据分析和法理研究,针对性地提出构建理性法律环境制度的对策,即明确农村土地权利的主体和客体,实现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强化使用权,淡化所有权;明确土地增值收益群体和收益分配机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行政管理制度;综合考虑全国土地资源价值标准,针对不同区域和经济发展情况制定不同价值标准和征地补偿标准,提供相对公平地权机制;确定农村土地发展权产权机制、程序及管理模式。土地发展权制度理性构建是土地权利相关问题解决的一条新的途径,不但能实现国家对农村土地的有效利用和控制,而且有利于对土地所有权人和经营权人的权益保护,实现社会公平。     

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利益冲突及其规制——以强拆为例

当前强拆事件中的公众与政府执法人员的暴力冲突,体现了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由于政治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而权力主体在运用权力时又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以及权利主体自身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的缺乏,使得权力主体隐性逐利而侵犯到了公众的合法权益。为此,必须不断通过法治教育以强化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通过完善制度法规来规范权力主体的权力运用,以确保权利主体合法利益的实现。     

从“统治”到“治理”:城市规划管理的深度转型

改革开放后,土地权属日益社会化,城市可开发土地总量日趋减少,面对空间规模与空间权属的双重约束,我国城市规划管理被迫转向与土地权利主体的博弈,从而发生从"统治"到"治理"的深度转型。深圳率先遭遇该双重约束的倒逼,城市规划管理在权力体系、政府角色、治理技术与事权划分上均呈现出深度转型的态势。在转型过程中,城市规划管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城市增长联盟的壮大与社会公平、治理技术的调整与依法行政、公众参与的增长与治理效能等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日益尖锐,未来应通过倡导公平的政策取向、加快改革创新与制度供给、深入推进公众参与等途径实现城市"善治"。     

我国大城市发展公共交通的制度安排——城市空间权利的视角

在简要综述大城市发展公共交通对策研究、城市道路外部性及城市交通产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空间冲突的理论,福柯关于全景敞视建筑体现权力关系的观点,以及科斯的产权理论,能够为研究城市公共交通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基于交通便利性权利和空间便利性权利分析,得出轨道交通枢纽车站高强度开发法则和城市副中心形成法则.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配置,必然要对不同交通方式出行群体的交通便利性权利和空间便利性权利进行制度性安排,并使这种权利关系通过城市道路和建筑设计在城市建筑空间中得以实现,而出行结构是城市空间权利制度安排的结果.     

“反规划”与城市土地储备结构和供应时序优化研究

合理的土地储备结构和供应时序是城市土地储备的关键环节,对于土地储备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反规划”理念以生态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为基础,摒弃传统的建设用地先行、以短期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土地储备与供应方式,倡导“先底后图”的城市规划理念。将土地价值捕获和城市土地生态承载力评价的方法运用到土地储备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在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中不仅能够带来生态、社会效益的提升,从长期来看,其对周边土地的价值捕获效应能够产生更高的经济价值,为城市带来长远的经济收益。     

农村土地问题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以中部某省粮食主产区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为例

通过中部某省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显示,农村土地问题并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而是与村组权力相关联,农民的土地权利是以村组的土地权力为保障的。村组的土地权力在当代中国农村主要表现为村组的土地调控权,这种乡村地权是当代村组得以维系的基础,是农民“成员权”意识的主要来源。在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中,农民土地权利与村组土地权力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农民土地权利需要村组权力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而只有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利,村组的土地权力也才具有合法性。     

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集约利用问题研究

分析了辽宁省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土地利用短缺和土地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集中表现：在城市扩展侵占耕地现象严重,城市快速扩展造成旧城存量土地利用不合理,土地利用效率低,房地产开发用地数量较大,不切实际的＂大城市化＂和城市化步伐加快,在土地集约经营过程的一些政府行为。提出了编制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建立健全辽宁省的土地使用制度,健全和强化土地利用监督反馈机制,完善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强化土地市场管制,对土地集约利用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宪政制度下政治权力的制约监督

权力具有腐蚀性,权力滥用侵害公民权利、危及社会稳定。基于人民主权或主权在民原则,中西方宪政实践均创设了以权利约束权力、以权力制约与监督权力的宪政制度,对维护权利、促进权力的有效行使产生了积极作用;当代中国权力监督约束机制的完善应当以健全公民权利体系、合理分配权力和强化权力监督为根本。     

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完善

在权利与权力冲突激烈的刑事诉讼场域,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实行权利告知,是司法民主和正义的底线.只有间接而没有直接的法律明文权利告知规定,是我国立法关于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设定之最大不足.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制度,是程序正义和"人性恶"预设等理论以及财产权保障的必然要求.明确规定告知内容、告知时间、告知方式、不告知的法律后果以及对告知权之救济,是我国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完善之必然路径.     

村规民约视角下的农地制度: 文本解读

文章考察和分析了村规民约中土地制度的主要内容、呈现的主要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农地制度变迁的可能启示。研究发现,村规民约中的土地制度呈现强化村庄集体对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与村庄其他制度交织和镶嵌在一起、既遵守又规避国家的法律法规等三个特点。研究认为,我们对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这一制度形塑下的小农体系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还比较有限,现在如果盲目取消和抛弃这一制度,是否能得到好处是未知的,而坏处已经产生了;在制度环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村民委员会的角色冲突已不是问题的关键,而集体缺乏经济基础以及村庄内部土地分配不公平已成为主要矛盾;当作为习惯法的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相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法同化习惯法,而应当寻求两者之间的相互妥协和合作。     

统筹推进城市规划、土地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考

现代城市规划、土地、基础设施建设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社会系统工程。规划是城市发展的先导．是土地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依据;土地开发是城市发展的关键．是规划和建设的重要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发展的手段．     

权义契合与秩序转进:高教管理领域法权冲突及其完善

权利文化是构建高校制度体系和实现权利保障的理论形态,权利时代背景下重视和保障权利问题已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在高教管理体制变革新形势下,高教管理领域法权冲突体现为一种特定的法律现象和权利义务均衡关系,学生主体权利保障已成为法权关系矫治的主要问题,在以权利为本位基础上,最终解决主体权利多元化冲突的实质主要体现为三方面维度:一是以权利文化构建权利实现的法治基础与制度体系;二是以法定权利强化公权规范体系建设与法权保护;三是以法权逻辑创设学生私权维护与救济体系。     

关于权利的几点认识

权利是构建人类社会文明制度的脊梁。解决权利冲突在于寻求和谐平衡点,化解权力与权利的危机则在于守住权利优位的底线。     

三权分置问题的理论困境与历史解读 ——以传统永佃制的比较研究为视角

三权分置是在当代两权分离的地权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提出的重大制度改革和创新。“三权分置”意味着土地集体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等多项权利并存于土地之上,其权利结构与严密的物权体系无法相容,存在诸多理论争议。理论冲突的根源,在于土地的多重价值与所有权制度的不相容性。基于传统社会的永佃制与三权分置在权利结构、制度功能等方面的一致性,永佃制在地权分配、制度设置等方面对当代三权分置具有历史借鉴意义。从历史传承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宜修正和完善一物一权主义,使之适应社会现实的发展,将三权分置中的土地经营权设定为物权,并沿用实践中的固有词汇解决新旧法的衔接问题。     

司法判断力监督初论

司法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理论问题,从司法判断力这一角度进行探讨,分析司法判断力监督的整体理念,提出应强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由"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转向"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强化上诉程序的监督功能,弱化程序外部的环境压力等制度设计建议。     

在先著作权与商标权的冲突与协调新探

在知识产权的权利冲突中,著作权与商标权之间的冲突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我国现行《商标法》协调二者冲突的条款过于倾向对在后商标权的保护,与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及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不相符,实践中也易导致知识产权执法体制的不协调。完善商标法中的权利丧失制度,将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权力从行政权变更为司法权,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土地利用制度的法经济学思考——兼论我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法律特征

土地无论是作为生产要素,还是作为自然资源,其存在的价值就是利用。离开了对土地的利用,就失去了土地存在的意义。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土地利用的本质内涵就是进行土地资源的配置。从法经济学角度理解,土地利用的过程就是土地权利配置的过程。土地资源配置与土地权利配置是统一的,共同存在于土地利用的过程中。从土地制度演变的历史看,土地利用制度是土地制度的中心环节。从立法的角度看,建立“以土地利用为中心”的用益物权制度是公平、有效地利用土地的内在要求。     

土地政治过程与乡村秩序的集体生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呈现为“共有私用”的地权形态。农民集体包含了权利主体、关系主体和制度主体，三者的弹性关系赋予农民集体以实践本位的存在模式。农民集体扎根于土地秩序之中，且从土地秩序中汲取政治动力，推动了土地政治过程。土地政治过程内在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体现了权利与权力、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土地政治过程塑造了集体的统一性和自主性，凝聚了村庄的政治性，在促进土地秩序更新和土地价值实现的同时实现乡村秩序整合。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须适当平衡集体所有权与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维系乡村秩序再生产的活力基础。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探析

土地问题是城镇发展建设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关系到城市的发展和土地使用者的切身利益。通过对当前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的分析,进而提出了一种新的土地使用制度———土地征购制。     

土地利用制度的法经济学思考——兼论我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法律特征

土地无论是作为生产要素,还是作为自然资源,其存在的价值就是利用.离开了对土地的利用,就失去了土地存在的意义.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土地利用的本质内涵就是进行土地资源的配置.从法经济学角度理解,土地利用的过程就是土地权利配置的过程.土地资源配置与土地权利配置是统一的,共同存在于土地利用的过程中.从土地制度演变的历史看,土地利用制度是土地制度的中心环节.从立法的角度看,建立"以土地利用为中心"的用益物权制度是公平、有效地利用土地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