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伪利用儒家思想奴华之剖析

抗战时期,在"以华治华"侵略策略的指导下,日本侵略者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利用。伪满的"王道政治"理论、华北伪政权的新民主义、汪伪的"和平"谬论与东亚联盟理论,都是日伪在蓄意吸纳、篡改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或完善的侵华、奴华理论。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再认识

本文在盛邦和教授《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义》一文的启发下 ,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进行比较 ,认为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早期的“亚洲联盟”论和“中日连携”思想 ,以及由此演绎出的文化亚洲观基本近似 ,但对日本大亚洲主义最后异化为侵略主义理论则是排斥的。孙中山既是一个爱国者 ,又是一个世界和平主义者     

试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

<正> 《大亚洲主义》是1924年孙中山最后一次到日本的重要演讲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汪精卫对此曾进行歪曲、纂改、使人们对其产生误解,以为他的大亚洲主义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幻想,或是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联盟.本文拟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提出的背景及目的进行剖析,辨明它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汪精卫大亚洲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将是有益的.     

论抗战时期儒家思想在沦陷区的异化及原因

抗战时期,在"以华治华"侵略策略的指导下,日本侵略者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利用.伪满的"王道政治"理论、华北伪政权的新民主义、汪伪的"和平"谬论与东亚联盟理论,都是日伪在恶意吸纳、篡改儒家某些思想的基础上所形成或完善的侵华、奴华理论.儒家思想在沦陷区的异化是多种因素相互纠集作用的结果.除了日伪别有用心的扭曲外,也与儒家思想自身的积弊及其模糊性、普遍性,沦陷区特殊的社会环境与民众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论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兼谈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之变迁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撰写几篇有关“新亚细亚主义”的章,以其崭新的观点,严肃地指出日本一些人所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之本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揭示了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性与欺骗性,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的中心内涵是亚洲各民族自决、平等联合,积极反对侵略,以求得民族独立与解放。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正确认识中国的“新亚细亚主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根本区别,有利于当今亚洲人民的合作与发展。     

抗战中国共两党实行三民主义之比较

抗战中国共两党实行三民主义之比较周利生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理论。经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两党从联合走向分裂，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     

主义镣铐下的思想舞蹈:略论萨孟武的政治思想

留日期间萨孟武成为一个国家主义者,归国后转而皈依三民主义。他力图构建三民主义的政治学、三民主义的宪法学。身兼学人与党人身份,学理追求与意识形态制约之间的张力难以化解;而学术三民主义化及三民主义学术化过程中的困境,民治与党治、宪政与专制的不可调和性,使萨孟武的种种理论探讨,成为主义镣铐下的思想舞蹈。     

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

文章分析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产生的外因、内因及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五个方面总结和论述了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揭示了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及其发展演变的历程,文章指出,孙中山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把联合亚洲国家抵御欧美列强侵略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发展为联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者的战争理论,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孙中山和大亚洲主义

“大亚洲主义”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日本社会上风行一时的思潮,在亚洲各国也引起过一些反响。在中国,康有为最早在1898年11月就曾致函近卫笃麿,称颂“贵邦诸君子,仗义赴难,天下所闻”,期望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者能够“急辅车之难,拯东方之局”,帮助自己一党重返清廷政坛。其后,清廷大员王文韶、瞿鸿禨、刘坤一等也都对近卫等人“倡兴亚之会,维持全局”的“不朽之业”多所称赞。以为大亚洲主义是日本各界“关垂敝国”,     

价值宽容主义与东亚社会经济改革和法文化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环境逐渐趋于和平缓和,东亚各国和地区面临着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的良好机遇。亚洲“四小龙”抓住了和平环境和产业技术革命的契机,社会经济在日本龙头的带动下终于实现腾飞。从法文化角度看,以日本为龙头的东亚社会经济起飞是与法价值观念的变化相联系的。法思想的解放为社会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而社会经济发展又进一步造成法观念的变化。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价值宽容主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价值宽容主义”也可以称     

抗战时期汪伪政权政治社会化研究

汪伪政权通过阉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形成了以在其的领导下,和平建国,与日本共建大东亚新秩序,反对共产党,保护私人资本和土地所有权,谋取中日的经济提携为内容的独特的政治文化。由于其政权的反动性,尽管采取学校、媒体、社会等多种途径使之社会化,但绩效甚微。     

中华革命党收卷民族主义旗帜的原因及意义

一九一四年七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党纲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三民主义变成了二民主义,民族主义旗帜收卷起来了,直到一九一九年十月中国国民党成立,它才被重新展开。本文试图对此加以说明。     

华东沦陷区日、汪关系的实态--以汪伪组府为中心的考察

汪伪投敌后,出于政治需要,一直着意争取建立一个相对"自主"、"统一"的政权.为此,它与日本方面进行了艰苦的交涉.但日本本于国内矛盾和自身利益的掣肘,在扶植汪伪组府的同时,又处处与其为难,使汪伪的"努力"效果不彰.     

辛亥革命的内在逻辑

辛亥革命以三民主义为其政治纲领,但是三民主义不能解释这场革命的全部.在三民主义背后,在革命派的思想深处,还有一整套隐而不显却更具决定意义的价值观念或思维体系,这其中就包括进步主义、共和主义、激进主义.它们构成了辛亥革命的内在逻辑,型塑了辛亥革命的基本形态,左右了辛亥革命的走向和结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

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爭,是第一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右派从思想战线发动的进攻所作的反击,是新民主主义道路和旧民主主义道路、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爭学说和反馬克思主义的阶级合作谬论的斗爭在当时的一个重大回合。这一斗爭的历史意义十分值得重视。戴季陶主义是以当时戴季陶的反动理论而得名的。戴季陶反对以阶级斗爭学说来解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主张以什么“中庸之道”来解释它,说什么自尧、舜以来的中国正统思想,即儒家思想,至孔、孟而中绝,到孙中山才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并且说什么要以“国家民族的需要”为它的“最高原则”,不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才是“纯正的三民主义”。     

从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逻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出现了大范围的思潮论战,中西文化的碰撞,激荡出众多流派和"主义",各种思想纷繁交织,"主义"主导了那个年代的思想话语体系。随着社会的演进,这些"主义"旗帜有的倒下而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依然矗立在华夏大地而越发生机,成为那个时代的主导思想。当时的主流思想从此岸三民主义经新三民主义之桥,而达新民主主义之胜利彼岸,这种嬗递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     

孙中山的亚洲梦

孙中山一度以欧美为榜样规划中国革命的前途,但因中国是亚洲的一部分,且出于对欧美资本主义弊端和危机的体认,最终将眼光与思维回归于亚洲。孙中山主张与日本合作,赞成亚洲各被压迫国家联合,共同阻遏殖民主义东渐。他将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线,谋求本民族独立、平等与富强,呼吁建立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只有恢复民族平等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当代社会应正确处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两大主义必须经受全球一体化的人类公理的重新评判。应该把中国固有道德扩大到融合世界各国道德的优良成分,作为新的世界公民道德构建的基础。     

"戴季陶主义"与国民党实权派的意识形态

戴季陶在孙中山逝世后,马上对三民主义提出了新的阐释,被时人称为“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不仅为国民党反共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使得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特点更加突出,为日后国民党实权派构建官方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略论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

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孙中山所形成的思想体系是所谓旧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也正是在此思想基础上才形成了后来的新三民主义以及“五权宪法”。旧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组成     

日本和平学研究与和平教育: 草根院的个案分析

日本政府的和平教育存在较大的问题:只注重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形象,而忽略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遭受日本蹂躏的苦难经历。然而由民间自发建立的和平博物馆———草根院却客观地展现了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历史,并积极组织各种活动,努力化解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冲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和平教育与研究、化解冲突和宣扬和平思想方面中,草根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