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

家族企业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重要构成。创业导向对于推动我国家族企业转型升级和持续成长具有重要作用。文章研究了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家族涉入（家族管理权、家族代数）、制度环境对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的调节效应，利用中国东西部地区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第一，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家族管理权对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即随着家族管理权的增大，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增大；第三，管理企业的家族代数和制度环境对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随着管理企业家族代数的增加或家族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改善，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减小。文章丰富了新兴经济体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前因研究成果，同时也为我国家族企业创业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家族持股、董事会独立性与自愿性信息披露

由于家族成员在家族企业中的特殊角色和地位,家族企业的信息透明度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为了检验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持股、董事会的独立性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采用家族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家族持股比例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过高的家族成员持股不利于改善家族企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状况;更加独立的董事长对于增强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具有积极的作用,而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并没有表现出对家族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显著贡献。     

家族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以2002年底上市的114家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其家族控股这一独特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发现其家族控股比例对公司绩效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企业规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负,不过这种影响目前并不显著。     

家族企业非家族成员心理契约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本文采用典型调查法和分层抽样法相结合的方式调查了470名家族企业非家族成员,探讨了其心理契约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并且研究了家族文化氛围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提升家族企业非家族成员的心理契约水平可以显著增加其组织公民行为;家族文化氛围对家族企业非家族成员的心理契约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起到了减弱型的调节作用:家族文化氛围越强,提升心理契约水平所导致的组织公民行为增加量越少。因此,加强对家族企业非家族成员的心理契约的管理可以有效提高其组织公民行为,并且通过控制家族企业中的家族文化氛围,可以加强心理契约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民营企业的家族意图与家族治理行为研究

该文在家族企业定义研究的基础之上,构建了家族意图--家族治理行为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对珠江三角洲民营企业主在家族化意图和家族化治理行为方面的表现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测量,得出主要结论如下:具有不同自我认知的民营企业主在家族意图上存在明显差异;家族化"价值观"对家族化"态度"有正向的影响;家族管理意图与家族管理行为、家族控制意图与家族控制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族所有意图与家族所有行为存在较大差异.     

基金家族造星策略有效性与主体识别研究——基于明星基金与晨星基金经验数据的比较

基于2007—2013年国内主动型股票类基金中明星基金与晨星基金相关数据,通过建立检验明星绩效对家族资金流动影响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考察明星绩效概率与家族特征关系的Logit模型,可实证检验基金家族造星策略的有效性和对家族造星主体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家族造星策略所产生的明星绩效对基金家族新资金流入能产生溢出效应,即明星基金和晨星基金不仅会为自身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而且还会为其所在的同一基金家族中其他成员基金带来新资金流入,这说明家族造星策略对扩大家族资金规模和提升基金家族市场竞争力显著有效;基金间绩效标准差高、基金数量多且尚无明星绩效的基金家族更可能会主动追逐家族造星策略;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在以晨星基金作为评价体系的现实基金市场中家族造星策略有效性和造星家族主体识别特征表现的尤为显著。     

家族控制、机构投资者与高管薪酬

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家族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结果发现,家族控制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超额薪酬;家族控制并没有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产生显著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非家族高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家族高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     

浙江省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研究

以深沪两市浙江省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根据上市公司是否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以及披露的内容等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利用修正琼斯模型计算得出DA值代表盈余管理程度,并控制其他与盈余管理有关的因素,探究浙江省上市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相关性。实证发现,浙江省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显著反向关系,即内部控制质量能有效降低盈余管理程度。     

家族涉入、继任CEO来源与企业财务报告质量

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与合法性视角为出发点,选择2008—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家族涉入及继任CEO来源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的所有权涉入及管理权涉入均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比一代创始人CEO,家族二代继任CEO与职业经理人继任CEO均会提升家族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此研究丰富了家族企业研究方面的文献,拓展了家族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前沿问题的研究视野,同时为我国后一代时期的家族企业如何提升财务报告质量提供了参考。     

盈余操纵、产权性质与股价同步性

公司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被认为是影响公司信息环境从而股价信息含量的两大主要因素。通过从中国上市公司1998—2010年间的数据．实证考察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是否存在非对称性。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与股价同步性显著正相关,并且二者的正向关系仅存在于国有控股公司样本中,在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中不显著：2007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盈余管理与股价同步性的正向关系大幅减弱并不再统计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股价同步性越高,股票收益率中包含的盈余信息量越低。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的管理者更倾向于通过盈余操纵的手段控制进入资本市场的公司特质信息流;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有助于遏制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或降低其通过盈余操纵隐藏公司特质信息的能力。     

论东海徐氏家族家学家风

以徐搞、徐陵为杰出代表的东海徐氏家族以文学、政事彰显于世,家族名人辈出,多有文献传世,乃魏晋南北朝最著名的文化望族之一.南朝时期东海徐氏家族家学绵延,以经史、文学传家,文献相承.同时,东海徐氏家族忠孝传家,子孙不坠家风.厚重的家学、良好的家风是东海徐氏家族振兴、维系的文化保障.     

陈郡袁氏家学门风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高度兴盛并快速发展的时代，其中，陈郡袁氏家族文化底蕴深厚，具有鲜明的家学门风特征。如思想方面，深受儒家学术影响，在文学创作、行为方式上均表现出明显的儒家风范。袁氏家族成员多博学好文，著书立说者不绝于史书，在文学、史学及才艺等方面均有不俗表现，为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陈郡袁氏世代忠贞，并依赖其渊博的家学、优良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处身立事原则，在众多林立的高门大族之中独树一帜，稳立于东晋南朝政治文化的中心。     

农村家庭结构变化对家庭成员心理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在农村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和在城镇打工的青壮年农民工已成为当前农村家庭结构的主体。他们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仍属于弱势群体,因而较易出现心理问题。心理科学应研究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家庭理念,建立健康的心灵家园,使心理科学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出支持作用。     

福建家族书院论考

福建的众多家族书院,历史悠久,地点也不一,但表现出四个共同之处：其一,创办主体均为士人,他们创建书院不仅是为教书育人,更是为传播和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其二,各地书院是多代家族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三,书院按期举行的祠祀逐渐成为彰显家族精神的仪式;其四,官府以多种方式对民营书院适时地介入,推动了书院的发展.     

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利用重庆市2017年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人口计生家庭结构特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育龄夫妇为“双独”“独子非独女”与“独女非独子”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2）已有子女数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3）已有子女性别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文章认为有效提高二孩生育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做好二孩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做到二孩生育及其后期相关成本在不同层面之间得到合理分摊。     

家族涉入视角的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研究

网络模式作为家族企业成长的重要方式和策略选择,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而家族企业作为家族涉入企业所形成的复杂系统,其组织间网络模式的选择和结果将显著地受到家族涉入维度和内容的影响,但目前学术界对此进行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几近空白。文章通过对家族企业网络文献的梳理评述,试图从理论上探讨家族涉入的不同维度(变量)对家族企业网络化行为的可能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认识家族企业尤其是华人家族企业网络化成长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以广东中山市家族企业为例

要更全面地理解信任机制就应考虑到信任受托者本身所具有的特质、信任双方的关系、作用于信任双方的社会机制、信任媒介及信任的管理与动态演进.文章分析了华人家族企业的信任特征,并以广东中山市家族企业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部分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     

家族企业家族主义信任研究

以信任为出发点,在重新界定家族企业范畴的前提下,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对家族主义信任的两个主要因素,即利他性和互利性进行理论分析,得出家族成员对亲近关系的敏感度和其自身能力的强弱是影响家族主义信任系统效用最大化的主要因素.因此,家族企业在调节和管理家族主义信任关系中,需要体现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同时还需要增强家族成员的家族主义信任价值理念,以提高家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家族制企业中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家族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当前理论界容易忽视的问题,事实上,家族企业中的与国有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样复杂。本文简要介绍了委托代理理论,对家族企业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家族企业内的三种委托代理关系,并对本文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做出展望。     

关于慕容氏继承制度的探讨

慕容鲜卑及诸燕是五胡十六国历史上的重要民族及政权,研究者普遍认为,在其从游牧部族走向创建中原政权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中原模式的嫡长子继承制与传统部落继承制的斗争。但是,这二种继承制度的斗争,其形式表现为并存还是部落继承制仅从观念上影响着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制度本身,嫡长子继承制是否确立？这是澄清慕容氏继承制度的实质性问题,惜前人均未进行探究。文章认为,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制度本身,已经在慕容氏创建中原王朝的过程中确立,只是在后燕末期的国难中被动摇、最终在退据龙城故地后复归,并不能以“始终存在两种继承制度的斗争”来简单地涵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