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奥凯西的悲喜剧手法

奥凯西是二十世纪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中重要的剧作家，他创作的《枪手的影子》、《朱诺和孔雀》、《犁和星》共同构成了都柏林三部曲。他的戏剧极大地丰富了爱尔兰的民族戏剧，开创了剧坛新风。奥凯西创造性地将传统的悲剧与传统的喜剧叠影重塑成了全新的悲喜剧，即以喜剧的手法表现悲剧的实质，这是萧伯纳“矛盾修饰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奥凯西创作悲喜剧的原因大致有二：一为其辩证的生活态度，他一向认为有失方有得，“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二为社会对戏剧的要求和需要，观众渴望热烈的场面和诙谐的戏剧语言，对当时舞台上的中产阶级生活已感厌烦。     

田汉译介思想初探：以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为中心

田汉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学界研究尚不多,其价值亟待发掘。该文以田汉对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译介为文本分析的重点,梳理其《骑马下海的人们》中展现的以直译为主的翻译策略、“主张翻译而不是翻案”的翻译思想,评介其《爱尔兰近代剧概论》中对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绍介,探讨其译介活动的时代背景与个体选择。在此基础上,探讨上述译介活动对其戏剧创作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寻求“审美”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却寻求“实用”的艺术功能,在“审美”与“实用”之间形成了推动现代中国早期戏剧发展的不可多得的“张力”。     

民族性的“遮蔽”及其背后——论沈雁冰对格雷戈里夫人剧本的译介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场域中,作为西方最前沿的“新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的爱尔兰戏剧经由沈雁冰、郭沫若等文人的译介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并因其所内蕴的反帝反殖语境与民族主义诉求而与中国社会的“救亡”主题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其中,爱尔兰戏剧家格雷戈里夫人的剧本得到沈雁冰更多的译介。但是,在“五四”时期“反抗与解放”的文学主题语境中,格雷戈里夫人剧本的民族性暗示乃至爱尔兰戏剧运动整体的民族独立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其价值意蕴最终也只能落脚于“讽刺剧”“道德剧”等文体层面。这一方面表明,译介本身或许就是一场从原文到译文的歧义丛生的理论旅行;另一方面也表明,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政治意义总是具有张力地在译介的过程中与社会需求相互映照、相互作用。     

现代美国戏剧中的现实主义创作

２０世纪上半叶,现实主义成为美国知识分子反对剧坛商业化倾向,推动戏剧改革的武器。贝拉斯科为代表的注重技术细节和舞台装置真实感的“旧现实主义”,奠定了百老汇专业戏剧的格局;奥尼尔、莱斯等人继承易卜生、萧伯纳、契诃夫的社会批判精神,以社会问题剧为主要表现形态,开创了“新现实主义”时代,直接影响了战后阿瑟·密勒等人的戏剧创作     

扭捏作态的都市爱情-论李健吾戏剧改译本《说谎集》

戏剧改译的目的是为了演出,所以改译要有效调动观众的文学经验和艺术经验,而观众作为此在存在的人,时间和经验的有限性和历史性是他们理解戏剧作品和戏剧艺术技巧的先在条件。本文通过分析萧伯纳戏剧改译本在现代中国演出的失败和成功,考察李健吾成功改译本《说谎集》是如何把握本民族观众理解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并最终接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达到对民族社会生活现实的批判。     

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理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在大规模普查、保护与研究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大量少数民族戏剧样式以及相关的民族传统表演艺术形式。但传统学界对戏剧戏曲概念的狭义理解,致使此领域的发掘、整理、分析、研究工作尚未充分展开。在世界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民族文化多样化的形势下,我们理当加强中国少数戏剧文艺理论研究,逐步构建富有远大前途的"民族戏剧学"理论研究体系。     

萧伯纳剧作中的易卜生主义

萧伯纳的《易卜生主义精华》是其最早也是最具个性的一本论文集,是其贯穿始终的戏剧思想的总汇,以及随之而来的戏剧创作实践的宣言。然而它的重要性,以及在西方戏剧史上的地位却一直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重新审视这本论文集与萧伯纳戏剧创作的关系,并对其“思想剧”的起源和发展作一番新的评价,很有必要。     

在浪漫与写实之间：沈雁冰对爱尔兰戏剧的译介

20世纪20年代前后,爱尔兰戏剧文学作为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个典型“样本”,经由沈雁冰的译介而首次进入国人的期待视野。但由于当时时代的认知局限和社会启蒙过程中知识分子所承载的历史使命,译介者对新浪漫主义的“前沿性”的认同或偏好往往受制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族群的文化集体意识。由此,虽然沈雁冰在介绍爱尔兰戏剧时强调其新浪漫主义特质,但其文学观始终在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之间摇摆。这并非完全是对西方文学认知不足之表征,而更多地暴露出当时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学的现代性的期待视野与新浪漫主义文学本身的反思现代性的视界之间的错位,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中国本土化语境中模仿和借鉴西方民族文学的艰难性和曲折性。     

尤金·奥尼尔戏剧中的爱尔兰情结

尤金·奥尼尔不仅对他的爱尔兰血统极为重视,更在戏剧中将爱尔兰民族独特的忧郁与叛逆气质、迷恋与诅咒的天主教信仰和漂泊爱尔兰人寻求精神家园的艰辛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奥尼尔戏剧蕴含的浓厚而独特的爱尔兰情结,展现了一位真正爱尔兰之子的心路历程和艺术人生。     

奥尼尔戏剧的身份主题

学界通常采用静态方法,忽视从话语实践与身份的动态关系这一视角研究奥尼尔戏剧的身份主题。事实上,奥尼尔对身份问题的关注源于作家爱尔兰移民后裔所处的种族主义的政治环境、父亲演艺生涯造成其童年漂泊的家庭环境及疯狂工业文明导致信仰缺失的社会语境。奥尼尔戏剧涉及与此相关的三方面的身份主题,表达了奥尼尔重构新身份的社会理想与人文追求:以爱尔兰人为原型创作少数族裔戏剧,真实再现边缘族裔的身份流浪和解构其负面形象;以其家庭生活为原型进行身份投射和自传虚构,书写家庭相处新模式;以工业社会为原型创作底层人戏剧,描写其身份危机和探讨重写身份话语的可能性。     

国内国家主权问题研究综述

主权问题是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国内学界加强了主权问题的研究。本文首先概要性地描述了国内在主权问题研究上取得的进展 ,然后重点梳理了国内学界在主权问题研究中主要关注的议题和相关争论。笔者认为 ,国内主权问题研究中的缺失在于过于关注主权问题的二元对立 ,以及“挑战与应战”的论证模式。     

论萧伯纳戏剧对易卜生的继承与超越

易卜生与萧伯纳是欧洲戏剧现代进程中的两个关键人物。萧伯纳在其《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中,把易卜生戏剧的主题认定为"理想主义者批判",指出易卜生的戏剧讨论技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萧伯纳创造性地误读了易卜生,并从其思想艺术中汲取力量,走上了自己的戏剧之路。萧伯纳早期戏剧的理想主义者批判,矛头针对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道德风尚,20世纪后,则指向各种禁锢心灵的意识形态力量。通过"讨论"的系统应用,萧伯纳使戏剧从重视外部情节的冲突,转向表现思想观念的冲突。这种"萧式观念剧",超越了易卜生,引领了欧洲现代戏剧发展的新方向。     

卷首语

民族与阶级的关系是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在本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专栏中，来自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王希恩研究员重拾这一话题，深入细致地剖析了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因素对民族问题不同的影响方式，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新形势下阶级斗争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形式；同时还对“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压迫”等重要话题做了深刻的分析。金炳镐教授着眼于民族发展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从理论角度对民族发展规律作了全面阐述，提出民族发展从本质上讲就是民族生存和民族演进的质和…     

民族戏剧学研究的深度延伸——评黎羌教授新著《民族戏剧文化大视野》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黎羌教授是一位长年从事中西戏剧文化比较、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与民族戏剧学研究的专家,十余年来他撰写的《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民族戏剧学》《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等书,在民族学、戏剧学学界享有盛誉。新近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发行的《民族戏剧文化大视野》是他在上述著作基础上形成的更为优秀经典的学术专著,为当今方兴未艾的民族戏剧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学科理论支撑。     

“中国少数民族构建”议题的讨论及启示——基于少数民族相关研究的考察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形成,国内外学界主要存在“构建”与“原生”之争。国内有学者进行了“第三种”阐释,并体现出多学科的差异。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少数民族的“构建性”,“族类群体”在近代以来的“转换再造”是对西方构建论“凭空杜撰少数民族”和国内学界传统认知中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就有”的超越和发展。承认少数民族的构建性不是要否定少数民族的族类历史,而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民族结构、民族格局的现代演变和生成过程,学会用动态的思维理解民族现象,进而更好地落实当前所开展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鲁迅与萧伯纳

萧伯纳是鲁迅会见过的有世界声誉的大剧作家。由于旧中国反动当局的腐败和对文化事业的摧残,当时中外文化交往濒于断绝,加上鲁迅长期处于被迫害的境地,所以虽然他生前就已是闻名世界的大作家,但会见的外国作家却屈指可数:除了日本文艺界若干人士、旅居我国的美国进步作家斯沫特莱、斯诺等人外,北京时期似乎只有爱罗先珂,而上海十年就只有萧伯纳了。一萧伯纳(1856—1950)是用英语写作的爱尔兰剧作家,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期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是优秀的讽刺艺术大师。萧伯纳的名字在旧中国的文化界并不陌生,早在“五四”时期就被介绍到我国来了,著名的《新青年》杂志出过萧伯纳专号,译载了他的剧作。萧伯纳作品对资产阶级上层社会辛辣的讽刺,曾给鲁迅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期间,萧伯纳等人联名公开发表宣言,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这使鲁迅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萧伯纳是有别于英国巡捕商人     

回归民族文化原本 探究中国悲剧精神——百年来“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

“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经历了近代启蒙话语、现代启蒙话语和民族本土话语三种不同话语形态。蒋观云、欧榘甲着眼于“戏剧改良”,从戏剧类型视角提出“中国无悲剧”的问题,偏向于近代社会启蒙话语。王国维第一次把“中国有无悲剧”问题带进悲剧精神层面,鲁迅、胡适受到王国维的影响,从“国人之精神”“国民性”视角分析“大团圆”戏剧结构。熊佛西、朱光潜、钱钟书依据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西方经典悲剧理论,用西方的“绳墨”量度中国古代戏剧,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以后,戏剧理论研究中的民族话语逐渐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季思、张庚、陈瘦竹等学者悲剧美学、戏剧精神、戏剧形式结构等层面,回归本民族文化立场,基于中国戏剧发展实践,参证西方悲剧美学成果,揭示中国古代悲剧“悲喜相乘”“崇高”“悲愤”等美学特征,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应该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艺实践,将“悲剧”放置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放置在中国人的文艺创造心理机制,放置在中国观众长期养成的文艺欣赏心理机制,参证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悲剧美学成果,方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悲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王国维“戏剧”、“戏曲”内涵之我见——与冯健民先生商榷

王国维在戏曲研究中对“戏剧”和“戏曲”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分寸的。“戏剧”是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别的演剧艺术的总称 ,“真戏剧”是对我国民族戏剧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称呼 ,“戏曲”则是指戏剧文学中的曲词部分     

论埃利亚斯·卡内蒂的变形观

1981年英籍德语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学界开始对该作家进行译介和研究,然而作为卡内蒂创作的关键词之一的“变形”思想,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却几乎无人提及.文章从卡内蒂的杂记入手,对卡内蒂的变形观进行梳理后认为:源自于神话故事的“变形”乃是卡内蒂对20世纪科学理性的反击和对技术世界的厌弃.同时,文章也结合卡内蒂的小说、戏剧和传记作品,分析了其变形观在创作中的运用.     

外部因素和民族问题的激化与苏联解体新考——欧美学界的研究

从外部因素对苏联国内的民族问题演化分析苏联崩溃的原因,是欧美学界研究苏联解体的路径之一。学者们从苏东关系的演变、阿富汗战争的震荡、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等角度,研究和考察了外部因素对苏联国内民族问题的影响,进而在促成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国内学界探讨苏联解体从各种不同视角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