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石刻《元佑党籍》

一九八二年我写过《流放岭南的元祜党人》一文,论述北宋绍圣、元符以及崇宁年间,先后被作为“元祐奸党”流放岭南的一些历史人物,他们历尽艰苦流离的情景,以及他们在贬所生活中传播了中原文化,对促进岭南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则继前作,路述“元祐党籍”和几个《元祐党籍碑》的历史发展,桂林石刻《元祐党籍》的历史价值,并及与它互为补充的融水《元祐党籍碑》。一、“元祐党人”之称元祐党这一党名,不是自称的,而是被强加的。北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死后,哲宗继位,是年方十岁的孩子,由太皇太后高氏,他的祖母,垂帘同听政,实际     

黄庭坚诗分期评议

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存诗近1800首,17岁开始诗歌创作,至61岁绝笔,其创作活动历时45年。纵观他的全部诗作,可见到其创作的发展是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的:创作探索时期,从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至熙宁十年(1077年),作诗313首;风格形成时期,从元丰元年(1078年)至元丰八年,作诗650首;范式建立时期,从元祐元年(1086年)至元祐八年,作诗413首;艺术变化时期,绍圣元年(1094年)至崇宁四年(1105年),作诗422首。这种阶段性是诗人艺术本质和风格形成、变化的过程在创作中的体现,而其发展变化又必然受到时代文学思潮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     

论苏轼与理学之争

北宋元祐年间,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之间,发生了一场“洛蜀党争”。据《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载:程颐为人行事,“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苏轼也自称:“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一般论者多认为,这场论争不涉及政治或思想分歧,只是程苏二人因个性气     

论“元祐赋”：以苏门文士为中心

“元祐赋学”是“元祐学术”的内容之一。当时主张复科的苏轼等面临着来自新党和旧党两方面的攻讦和质疑。缘此，苏轼、黄庭坚在元祐期间躬身写作律赋及“效进士体诗”，并组织、教导门人写作律赋，乃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诗赋取士的实现。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由苏、黄等一代文师倡导、参与的“元祐赋”，不仅仅是科场应试的工具，更兼具文学、思想和文化的价值。     

政学互动：“子改父过”孝道说及其与元祐更化之关系

宋神宗去世后,面对《论语》“三年无改”孝道说对更化的挑战,司马光主要以“子改父过”孝道说进行反驳,其依据为《周易》中的“干父之蛊”。“以母改子”仅为此说的补充。除政治目的外,“子改父过”亦是司马光的学术主张。将“干父之蛊”解释为“子改父过”非司马独创,在儒家经典内部本就存在“子改父过”与“三年无改”两种孝道说的冲突。经司马光阐发后,“子改父过”说为旧党沿用,成为元祐更化的理论武器。宋哲宗亲政后否认此说,终结元祐之政。随着元祐被美化,“子改父过”说被广泛接受。朱熹在《周易》阐释中采纳了“子改父过”说,并解决了该说与“三年无改”说间的矛盾,为后世沿袭。     

反蒋“扩大会议”述评

一九三○年八月,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互相联合,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下简称“扩大会议”)。后因局势变化,迁往太原。“扩大会议”以“整个之党还之同志,统一之国还之国民”为号召,反对蒋介石“蒋即是党,党即是蒋,蒋外无党”的个人独裁专制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成立约法委员会,草成《太原约法》,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     

跃进的计划 战斗的号角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完全正确;证明了我国人民公社这个新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是纠“左”吗？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是纠“左”吗？任全才人们常说，庐山会议前期本来是反“左”的，因为出现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集团”，所以会议就不得不反右。可是，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连一个防“左”的字都没有，又怎能说当时的会议是反“左”的呢？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     

鸦片战争前淇澳居民反侵略斗争探析

鸦片战争前 ,在广东省香山县淇澳村 (今珠海市淇澳区 )曾发生一起严重的中外冲突 ,或者说是当地居民一次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本文作者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 ,对事件的起因、经过和性质作了初步的探析。认为发生在 1 83 3年 1 0月的这场冲突并不是偶然的事件 ,而是以英国为首的鸦片贩子长期盘踞在淇澳附近海域从事殖民活动 ,危害当地中国居民利益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必然结果     

夔东十三家及其与南明王朝的联系

夔东十三家名称,出自清初毛奇龄的《后鉴录》:崇祯流寇,多与二贼(按指李自成、张献忠)桐终始。故主名虽多,大抵附二贼以见。……而夔东十三家贼者,徒以全蜀摷(剿)绝,乘间窃发,仍仰借二贼游魂,或分或合,以极于败亡。早在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农民军荥阳大会时,即出现了以高迎祥、张献忠等为首的十三家七十二营的称号。以后农民军常用     

《元祐党籍碑》小考

在桂林的龙隐洞中,有一块南宋宁宗庆元年间刻立的《元祐党籍碑》。这件碑刻,是当时的统治集团內部矛盾斗争的实录杂谖颐茄芯苛私獾笔钡纳缁嶙纯龊屯持握吣诓康呐杀鸲氛?颇有裨益。史书记载:“时元祐群臣眨窜死徙略尽,京犹未惬意,命等其罪状,首以司马光,目曰奸党。刻石文德殿门,又自书为大碑,徧班郡国??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宁、绍圣之政,则又籍范柔中以下为邪等。凡名在两籍者三百九人,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句。”(《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这段记载说的是:北宋徽宗赵佶崇宁四年(公元一一○五年),蔡京为相时,将宋哲宗     

国际冲突研究的误区:"人道主义危机"论

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热点地区冲突变得突出有三方面原因:(1)国际社会希望寻求冲突的缓和与解决,以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经济的更迅速增长;(2)由于地区间和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因而使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内发生的冲突,对国际社会变得特别敏感;(3)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制性地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与“民主”,使旧的冲突没有解决,新的冲突却更多地出现,种族、民族与宗教冲突给国际社会带来严重困挠。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国际社会对这些冲突曾有一定的共识,促成了联合国史无前例的维和行动。但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     

对外开放八年反思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结束了三十年来我国经济长期对外封闭的状况,从此中国开始了走向世界的漫漫长途。但是,八年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成绩如何?教训如何?前途如何?这是全国、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本文拟就八年来我国对外开放作一反思。     

元祐诉理、绍符复审及符崇反复

作为“元祐更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曾搞过一次冤案诉理,为此专门设置了“诉理所”,接受了许多人的申诉,对有关案件做了重新审理和新的判决。宋哲宗亲政以后,否定“元祐更化”,从而也否定“元祐诉理”,同时审查了“元祐诉理”过程中否定神宗圣政的言论,对各案件及申诉人做了新的判处。宋徽宗初年,推行折中政治,否定了绍圣、元符年间的判处,又重新判处。崇宁年间蔡京当政,重新肯定绍圣、元符年间的处置。分析考察对“元祐诉理”的否定、肯定、再否定的过程,可以深化对北宋后期政治的认识,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解答“元祐党籍”中为什么纳入了许多非元祐党人的疑问。     

苏弑《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词系年考辨

<正> 苏轼《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是苏词代表作之一。历来对这阕词的写作时间、地点、说法不一。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总案》附载此词于哲宗绍圣四年(1097)苏轼谪居儋州(今广东省儋县)时所作,此说与词中钱塘西湖之景不合,盖因误据“约他年东还海道”之句所致,可置而不论。朱祖谋《东坡乐府编年》和龙沐勋《东坡乐府笺》系此词于元祐六年(1091),其据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长短句》:     

试论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及其现实意义

党员问题，是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论述，是在建国初期党成为执政党后提出的对党员政治素质的要求。尽管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党面临的任务与今天不同，但重温共产党员标准的这八项条件，对我们加强面向新世纪的党的建设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刚刚执政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如何在新环境下搞好党自身建设的问题还缺乏经验，缺乏足够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另一方面党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的态度…     

黄庭坚黔州诗论稿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赵煦亲政,起用新党,斥逐元祐党人。苏轼远逐岭表,复谪海南。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在所难免,以其所修《神宗实录》被新党末流章惇、蔡卞诬为不实,于绍圣二年贬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黔州(今重庆彭水)安置。到元符元年(1098年)以避亲嫌迁戎州(今四川宜宾)止,黄庭坚在黔州贬所凡四年,给我们留下了三十余首诗。     

宋诗人萧贯生卒年考

萧贯生卒年,《宋史》卷四四二本传失载。《全宋诗》小传定其卒在景祐四年(1037),所据乃孔武仲《萧贯之挂冠亭记》(《清江三孔集》卷一四)。《挂冠亭记》云:"贯之之没,今五十年。天下之人皆知其可用之材,而未必知其高尚之志,非有子,其能追迹而显扬之欤?于是又知潜夫之贤也已。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七日,鲁国孔武仲记。"《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党的思想路线来源探析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毛泽东同志把这条思想路线简称为“实事求是”,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创立起来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党逐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几点思考

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93年发表于美国《外交》季刊上的《文明的冲突?》一文, 其传播范围之广泛,引起争论之激烈,在近年的社会科学领域,恐怕无出其右者.一篇两万言的“短文”激起如此波澜,实在是因为亨氏雄心勃勃地向世人推出了一种冷战后社会国际政治的新视角——“文明冲突论”,而且一再宣扬其权威性并咄咄逼人地质问道:未来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冲突之源,“如果不是‘文明’的话,又是什么?”于是乎,各国各地区学者竞相出来反应,见仁见智、评长论短,一时间,围绕《文明的冲突?》(以下简称《冲突》)所展开的争鸣真有几分“文明冲突”的意味.我国学者对该文反应尤为强烈,不独因为文中特别强调儒教——伊斯兰教两种文明的联系将是未来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还因为几年前围绕作者另一本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展开的有关“新权威主义”论战至今仍余波未平.与前者不同,这次对《冲突》的主要观点,我国学术界持批评态度者居绝对优势,认为“文明冲突论”有着“致命的谬误”,是亨廷顿“意欲成为新时代的乔治·F·凯南”的应时之作.笔者以为,如果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带有明显的美国中心主义色彩,那么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也大多包含几分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