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尊王攘夷”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以后期水户学派为中心

日本水户学的"尊王攘夷"思想源于儒家典籍《春秋》。其中"尊王"的思想始于因"敬天"而畏"天命",转而尊隆承受天命的"受命之王",以至尊重"继体之王"即"今王";而"攘夷"的起点是对夷夏文明价值的高下判断,其目的是实现本文明的极限扩张,即"化及天下"。水户学与《春秋》的"尊王攘夷"除"王"的身份不同外,二者的思想结构并无本质区别。由"尊王"所导致的对议会政治和个人自由的压制,以及由"攘夷"所导致的对异民族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发展权利的扼杀,在近代日本对外扩张中都曾凸显出来,这为儒学政治思想在当代的意义再生成提供了镜鉴。     

韩国所藏中国刊本通俗小说述论

根据对现有数份书目的统计分析,韩国所藏中国刊本通俗小说总量可观,但其主体为清中后期坊刻本及清末民国时期铅石印本,学术文献价值相对较高的明版及清早期刊本藏量有限。不过,其中仍不乏孤善之本,既有《型世言》《莽男儿》这样的中国亡佚小说,也有《皇明英烈传》《百家公案》《廉明公案》《醒世姻缘传》《引凤箫》等明清小说的早期重要版本,足资学术。而在中国通俗小说传入朝鲜半岛的过程中,朝鲜王室及燕行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虽说在儒学占据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的朝鲜半岛中国通俗小说整体上仍难以登入大雅之堂,但凭借汉字文化的特殊力量,它们终究在或明或晦的时空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朝鲜人。     

幕末日本的西洋认识——开国论者的视角

幕末日本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为锁国论与开国论的纠葛，并与尊王思想相结合，先后形成尊王攘夷论和倒幕开国论。开国论者认识到西方近代科学特别是军事技术的优势，主张将它作为有用的“长技”加以吸收利用。这种主张其实是为了“以彼制彼”所倡导的权宜之计，是一种“大攘夷”策略。     

明治维新与中华民族的觉醒——近代中国人“明治维新观”的考察

对历史的认识往往反映民族觉醒的程度并反射到现实。在近代中国,对明治维新的认识清楚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历程。一、可贵的历史洞察力——洪冯的反应若把“尊王攘夷”和“幕末改革”看作明治维新的前奏,则中国最早注意日本这一动向者,据小岛晋治氏等所编《中国人的日本观100年史》,应为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185     

船山思想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

进入近代以后 ,湮没于清初的船山思想经邓显鹤、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等人发掘得以复苏 ,船山的尊王攘夷、华夷大防等思想 ,在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等不同时期 ,为思想家们所接受和创新 ,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催化作用     

袁世凯与景廷宾起义

袁世凯与崑冈等人的争论,仍是义和团时期清流派与洋务派争论的继续,崑冈等尊崇儒家学说,不懂得中西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认为学习外国长处,不是离经叛道,仍然坚持尊王攘夷,杀洋人,杀教民。袁世凯等反对杀无辜洋人、教民,主张严刑峻法,坚决镇压以遏乱萌,杜外国兴兵借口。     

论李德裕的公文创作与《左传》、《汉书》之关系

李德裕作为晚唐一代政治大家,其公文创作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本文认为德裕精于《西汉书》、《左氏春秋》与其公文创作关系紧密,《左传》尊王攘夷之大义与《汉书》旁博精萃之典实均鲜明地体现在其公文的写作中,以古治今,援引“故事”,是其行文的显著特征。德裕的制诏奏议在其辅佐武宗成就“会昌中兴”之不朽业绩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并实现了经世致用与文采斐然、实用与美感的和谐统一,它们是文章治天下的范型。     

权监势力与晚清朝政

权监势力与晚清朝政董丛林有清一代的大监，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朝政的程度看，都远不及明朝。然而，晚清时期，特别是慈禧太后柄政的半个世纪里，太监对朝政的影响力较清前期明显加强，而关键在于出现了一批“权监”人物，他们与朝政发生了密切关系，本文对此试作考察。一...     

日本儒学的朝鲜渊源

在儒学始传日本及日本儒学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东渡日本的朝鲜儒生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日本儒学与朝鲜儒学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我们只有首先弄清朝鲜儒学的发展史，才能明了日本儒学的来龙去脉。     

“四七论辩”与“经世致用”——朝鲜儒学与日本儒学小论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中国宋明理学东传朝鲜、日本后,由于两国历史前提的差异,发生了迥然不同的变化。概而言之,在朝鲜,学者们关心的是儒学的“内圣”之道——修身养性,理学的心性论被进一步完善。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崇尚空理空谈的风气,这种风气阻碍了对自然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朝鲜生产力的发展。在日本,学者们关注的是儒学的“外王之道”——经世致用。这使得日本儒学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理学的中心所在,     

从救亡图存到寻求富强--对近代中国救亡思潮嬗变轨迹的考察

近代中国救亡思潮从守旧派的“尊王攘夷”发展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再进一步发展到维新派的“寻求富强”,体现出一种递进的嬗变轨迹。对这一嬗变轨迹作出一个逻辑和历史上的合理阐释,对这三种典型救亡思路的内涵和内在演变作出详细的说明,进而对它们的作用和缺陷作出新的评价。     

论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思想

胡安国将理作为释经的主要原则,用“理一分殊”的理学的方法,来处理和解释《春秋》里纷繁复杂的行为和事件。通过礼理结合,理包含礼,胡安国极力发挥《春秋》中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胡安国的《春秋》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朝鲜北学派实学思想与诸实学流派的关系

朝鲜实学以实学思想表现出的特色大体分经世致用派、利用厚生派、实事求是派.经世致用学派指以李ED6A为思想主流的星湖学派;利用厚生学派指以燕行使为队伍的北学派;实事求是学派指金正喜等后期的学斋实学派.北学派是在朝鲜封建社会濒临崩溃,社会内部萌生近代文化因素的18世纪后期出现的一股社会思潮.在朝鲜诸实学流派中,就启蒙、指向近代的意义讲,北学派思想最具先觉者之特色.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为代表的北学派,通过出访清朝,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他们冲破了朝鲜排清自大的狭隘民族主义,对儒家传统的尊华攘夷的华夷观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华夷一也、北学中国的进步主张及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利用厚生的具体措施.     

论齐文化中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在齐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齐文化中,爱国主义首先表现为强烈的祖国统一的意识,如管仲、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和齐宣王的“莅中国而抚四夷”思想;表现为“夜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英雄壮举,如田单复国和王孙贾杀敌;表现为因国家衰败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表现为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如管仲、晏婴等人大胆地提出了殉国不殉主、“社稷是养”、“社稷是主”的口号;表现为希望并致力于祖国的繁荣富强     

论朴趾源《热河日记》的皇明情结——兼与李家源先生商榷

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具有浓厚的皇明情结。该情结乃是在朝鲜持续了近200年的主流情结,其本质是中华情结。它与明朝万历年间鼎力救助朝鲜壬辰之难和崇祯末年勉力派兵援朝有直接关系,既是明太祖以来中朝始终交好的必然结果,也是朝鲜屡受后金和清侵凌掠夺、民族仇恨刻骨铭心的深刻反映。朝鲜自古有"小中华"之称,中华情结源远流长,皇明情结正是在此基础上的凝结与升华。朴趾源主张师法中国,学习中华文化,固然不是"墨守成规"、"疏于实践"、"有名无实"的"保守派",而谓其反对"尊明思想"亦属未当。     

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而韩国是儒学最先传入的域外国家。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文化习俗相融相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韩国儒学。定儒教为国教的朝鲜王朝排佛崇儒,以朱子学作为立国准则,以儒治国,儒教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由此,儒学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至统一的新罗王朝,再至高丽王朝,最终在朝鲜王朝完成了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其二,朝鲜性理学的形成;其三,朝鲜书院及汉语教育的兴盛。     

《夙兴夜寐箴》在朝鲜王朝的演变与影响

《夙兴夜寐箴》是宋代陈柏撰写的关于读书、治学和修身养性之箴言,元、明、清时期,被视作学规或养生之方。该书在朝鲜王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性理学者卢守慎、李滉和李珥的推崇,他们以不同方式将其作为修“圣学”的重要实践方法。英祖时期,《夙兴夜寐箴》被用于经筵和世子教育,英祖君臣借此阐明修身、相处之道。与元、明、清不同,此书在朝鲜王朝经历了从“箴言”到修“圣学”之方的转变,既与儒家文化在朝鲜王朝的重要影响有关,也与朝鲜王朝独特的政治、文化有关。     

从“魔化”到“圣化”:朝鲜使臣金昌业眼中的康熙形象

清代中期是中朝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朝鲜频繁派出使臣进行朝贡外交,擅长文学描写的使者也意外地描写了中国皇帝的形象,其中就包括金昌业笔下的康熙皇帝。在朝鲜朝燕行使臣金昌业眼里,清朝皇帝康熙不再是别人眼中那个“面貌丑陋”“举止轻浮”“行为放纵”“进退失据”的荒诞形象,而是一位“神气清明”“朴素节俭”而且“文武兼备”“励精图治”的理想形象,即康熙形象成为了略趋理想化的君主形象。金昌业在作品中以一个异国作家对康熙的理解和想象,置换了一个缺席的社会总体想象,从而显示了他自己所向往的一个虚构的空间,表现出了褒奖或针砭康熙的某些观念。     

胡安国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

胡安国身处两宋之交历史与政治重大变故时期,现实的屈辱逼迫他思考政治变革的出路问题.他坚守儒家政治立场,从孔孟仁义之道与董仲舒“天命”君权的信念出发,在《春秋传》中集中阐述了他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其内容主要涉及崇义理之天,坚定儒家理论自信;释尊王之理,坚定君主制度自信;申尊华攘夷之义,坚定华夏民族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胡安国把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     

试论清朝治理东蒙古的政策和措施

有清一代,以漠南蒙古为主的蒙古各部被置于清朝的控驭之下,成为清朝北部边疆重要的防御力量。满蒙关系史也是清史、满族史及蒙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许多学者对此有所关注,但主要集中在清朝肇建初期清太祖、太宗对漠南蒙古的治理和清政府对蒙古的封禁政策方面,或是蒙地开垦及“移民实边”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上。而对清朝治理东蒙古这一特定区域的统治政策作宏观、整体研究还有继续深入的必要。清朝治理东蒙古的政策及措施主要集中在政治联姻、盟旗制度、“画地而牧”与封禁蒙地、宗教控制等方面。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