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山歌词语言的符号学解读——以《青花瓷》为例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916)指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通过语言学的角度,运用他提出的能指与所指、横组合与纵聚合二元对立的两个重要理论,用图文结合的方式,直观地将歌词与语言学联系起来,对方文山的音乐代表作《青花瓷》的歌词进行符号学方面的初步探讨,论证了能指与所指的非对称关系及能指优势,横组合与纵聚合的分析使听者对歌词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符号学理论的实际应用范围。     

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常读常新——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索绪尔的名字往往同语言的符号观 ,系统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其学生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更是语言史上一部继往开来的著作。索绪尔的主要语言学思想 ,也主要体现在这本书中 ,即语言是符号系统 :(1)通过符号系统的各种内在关系认识语言系统的存在和演化。 (2 )通过共时和历时 ,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论证他的双重系统观 ,从而解决了语言符号系统的运转问题。本文主要探讨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系统观。     

文学语篇基本结构分析

一、基本结构的模式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在对语言和语言本质进行系统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组组的对立,如共时与历时、语言系统和言语、静态和动态、能指和所指、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符号和符号系统等等。受索绪尔研究语言的方法的影响,有些人在分析文学语篇基本结构时,也试图用这种双分法找出文学语篇中一组组的对立,如情节和话语,叙述者和受述     

语言运用中的替换原则——语用原则论之二

语言结构体系是由一系列不同特征、不同功能的语言符号构成的,语言符号在语言结构体系中千变万化,它的特征和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纯语言学意义的阐释范围。虽然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对阐释语言结构体系具有借鉴意义,然而能指和所指这一对符号学范畴包含了丰富而复杂的内容,需要作进一步的细致具体的解剖。语言结构中各种符号在组合和聚合这两个轴承上的巧妙运转,构成了能指     

语音象征角度探析任意性与象似性的辩证关系

语言符号是一个对立而又统一的整体,它既存在任意性,又具有象似性。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制约着任意性,与此同时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为理据性提供选择的机会;从语音象征角度,利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分析,语言符号是从任意到象似的连续统一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却又互相对立、互相转化。     

索绪尔语言学视野中的诗歌语言分析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本质的论述,对诗歌语言分析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能指与所指、聚合与组合的关系是包括诗歌在内的所有语言活动的共有机制,语言与思想、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之间并不存在截然不同的对立,诗歌语言的意指活动存在于语言的本质之中。空间语法是阐释诗歌语言美学特性的有效手段,语言空间分为形式空间和语义空间,在特定系统中的空间大小决定了一首诗的质量高低。     

语言层次观——从索绪尔到韩礼德

语言符号的层次性是现代语言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虽然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没有直接提出层次性的概念,但他关于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形式与实体的二元对立、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以及能指的线性原则等思想为叶姆斯列夫、兰姆和韩礼德等人的层次理论提供了共同的理论背景。在对这三位学者有关层次的分类、层次的内容以及层次间和层次内部关系的描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索并评介语言层次理论在他们之间的传承模式和发展概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语言符号的本质。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特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对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共时和历时方法、句段和聚合关系的二元对立的划分,是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语言符号论

与其他符号相比,语言符号具有以语音形式为能指、线条性、多义性、历史承传性和层级性5个特点;任意性是一切符号的基础,也是语言符号的最高原则,决定了语言符号的系统性、社会性、强制性、可变性、不变性;理据性是语言符号命名与理解的依据,其外部依据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内部依据是语言符号的系统性,体现了语言符号系统性对任意性的制约,但承认理据性并不能否定任意性这一符号的根本属性。最后,语言是个共时态的价值系统,语言符号的系统性最突出的表现是语言符号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试论语符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基本特性

语言符号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raPPorts syntagmatiques et associatifs,也译作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是著名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他的传世之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和阐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语言学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论述是索绪尔在语言学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之一,是现代语言学的一条重要的基石。     

冯友兰“天地境界”说对生态伦理学的意义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新原人>中提出了人生四境界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其中天地境界为最高境界,它是"知天"、"事天"、"乐天"、"同天"的统一.这一思想与现代生态伦理学观点有许多相契合之处.从认识角度说,这种境界体现了与西方理性主义倡导的二元对立所不同的系统思维;从实践角度说,它倡导限制人的物质欲望,提升精神人格;从审美角度说,人把自然作为审美对象,通过"移情"把自然纳入到道德关怀的范围,使自然与人和谐共处.     

论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索绪尔提出的语言任意性原则不断地受到怀疑与挑战。本文通过对这些争论和索绪尔符号理论的分析,认为语言象似性并不构成对语言任意性的否定,两者只是在不同层面上对语言的本质的认识。     

语言符号任意性和象似性的关系探源

任意性不但揭示出研究语言所采用的分析方法,而且它是语言符号的根本特征。语言是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存在着不同的原则,构成了语言内部的组织机制,语言功能就是通过这些原则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任意性原则如同语言内在机制的中枢,其他原则都依赖它才能起作用。对任意性的理解不能只集中在这个术语本身,而忽略它与整个语言学的关系和它的创造性。而来自象似性的挑战主要集中在构成符号的两个成分能指和所指的界定、二者的关系以及任意性的性质。皮尔斯对符号的复杂分类根据的正是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之间表现出的种种不同关系。象似性体现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而非语言的本质,任意性涵盖了象似性,呈集合与子集的关系。     

语言：主体间性教育存在之居所——语言学哲学转向下当代中国高等英文教育主体模式的重构

语言学的哲学转向给当代语言教育者重新审视语言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主体问性高等英文教育模式能够摆脱师生二元对立的局面,改善英文教育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语言本体论和语言世界观是实现主体间性高等英文教育的前提认识。语言是主体间性英文教育存在之居所,主体间性英文教育中的师生主体通过语言才能互认存在、共享世界。     

索绪尔的纯粹语言价值思想

语言价值系统的“纯粹性”主要是指与其它研究价值的学科相对立的、与自然的资料没有直接联系的属性。语言学与经济学和文字学对立,因为后两者中的要素与自然资料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纯粹的语言价值系统具有集体心理规约性和偶然性的特征。语言价值系统纯粹性的意义重大,能使我们克服语言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进一步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性质。     

“美的规律”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从马克思哲学体系中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的相关性中,可以看出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天然统一"阶段;"抽象对立"阶段;"自由建造"阶段。基于"美的规律"的"自由建造",应当是衡量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的公正性尺度。     

试论翻译中语言符号多重意义的运用

符号学应用于现代语言学 ,使语言学取得了新的进展 ,而翻译作为语际转换的过程 ,从符号学尤其是语言符号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为翻译学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新的、广阔的道路。文章从语言符号的多重意义分析了英汉互译的过程以及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任意符号系统和自然符号系统——索绪尔与韩礼德语言哲学思想探索

学术界有人认为 ,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和 2 0世纪发起语言学革命的乔姆斯基之间存在着继承的关系 :他们的语言学思考都属于结构主义或形式主义 ,而功能主义的代表韩礼德似乎和索绪尔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看法被证明是一种误解 ,至少是不全面的。如果从对语言系统本质的认识上来分析 ,或者从哲学认识论的层面上来看 ,与其说索绪尔和乔姆斯基 ,倒不如说索绪尔和韩礼德之间存在着相似性 ,更确切地说 ,存在着渊源关系     

说任意性易、说理据性难的原因分析

任意说和理据说是关于语言符号性质的两种理论。任意说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可论证;理据说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有某种联系,可以论证。从索绪尔开创现代语言学起,任意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理据说处于被忽略的角落。形成"说任意性易、说理据性难"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索绪尔的巨大影响外,主要还有:任意性与理据性的属性不同;任意性与理据性的理论背景有异;理据考证工作具有相当的艰巨性;现代书籍缺少理据知识的记载;语言研究传统导致了有利于任意说的思维定势。     

关于词类多功能性的思考

从现代汉语词类多功能现象出发,以跨语言比较和认知语言学为视角对词类多功能性的研究表明,范畴是语言描写的需要,其具有相对性,体现在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各个方面;在词类问题上其表现为,词类多功能性是一种跨语言普遍现象,其本质是范畴的灵活性。因此,能否对词类多功能性作出合理的解释,既是检验词类划分标准合适与否的关键,又是普通语言学研究的需要,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以高度重视语言和言语的关系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