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非形式逻辑的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非形式逻辑兴起之后 ,作为逻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 ,非形式逻辑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学科在20世纪的主要发展状况的介绍 ,达到澄清基本概念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的作用。     

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既紧密相关又彼此区别。它们都以经验的和用自然语言表述的实际论证为对象 ,然而 ,非形式逻辑毕竟是逻辑 ,它以对实际论证的一般进程及一般形式的辨识、抽取与建构为重心和基点 ;而批判性思维对论证的关注则是多角度的和批判性的。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产生于实际的需要 ,其方法与技巧对于培养和提高现代社会所需人才的素质大有裨益     

非形式逻辑框架下的法律逻辑研究

法律逻辑学作为逻辑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将逻辑理论和逻辑方法充分运用到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领域中逻辑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什么逻辑角度或视野来研究法律逻辑学,如何将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引向深入?本文主张将法律逻辑学的研究置于非形式逻辑的框架下,根据法律的特征,遵循法律思维的规律开展研究.     

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在当今世界发达的教学与研究体系中已经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国内亦呈现方兴未艾之势。批判性思维是一门逻辑课程,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批判性思维与逻辑学的关系,以避免由于可能的误解而妨碍了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顺利推行,而且,这对于把握逻辑学的学科价值,拓展逻辑学的生存空间也会产生积极意义。     

逻辑的思维成果结构观

逻辑史上多把逻辑界说为思维的规律与方法,特别是思维的逻辑形式,20世纪的数理逻辑学主要研究推理的规律与方法。本文宽泛地把逻辑界定在思维成果的结构范畴,提出逻辑的思维成果结构观;逻辑是思维成果的结构,是由思维过程中遵循特定逻辑规律的思维方法及其所操作、运用的心理工具的结构和相应外物的结构转化来的。     

走向一种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逻辑观”两大论争的回顾与反思

认识中国逻辑学发展现状与前景,需要进一步梳理与讨论逻辑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当代中国逻辑学界关于形式逻辑与数理逻辑的关系和狭义逻辑观与广义逻辑观的长期论争,对于澄清逻辑学科各领域、各层面的分界及其关联机制起了有益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逻辑事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研讨,通过清晰地区分推理与形式之多重语义,既可解答以往争论中由于层次缠绕所遗留的疑难问题,又可得出一种新的应用逻辑观念:面向特定领域系统探究逻辑因素在该领域的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以把握方法论模式为研究核心,旨在形成关于该领域的逻辑应用方法论,进而可获得一种涵盖基础逻辑学科群与应用逻辑学科群的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这种逻辑观,有利于系统把握当代逻辑研究发展趋势及中国学术界在基础逻辑、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各层面的发展路径。     

康德先验逻辑对形式逻辑的奠基

本文对康德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澄清,指出康德表面上是从形式逻辑的判断机能中引出先验逻辑的诸范畴,实际上却是以先验逻辑的范畴为形式逻辑的诸判断形式奠基,从而使形式逻辑建立在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上而“认识论化”了。文章最后结合康德先验逻辑的古代思想渊源和后世影响对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初步的定位。     

浅谈江泽民精神动力观的思维逻辑

江泽民精神动力观的思维逻辑可以表述为学习先进人物的崇高精神（点）→塑造优秀群体的奋斗精神（面）→弘扬、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体）。这一思维逻辑从个人（点）、群体（面）、民族（体）的角度具体的全面的提升整个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突出的务实性和科学的创造性。     

国外非单调道义逻辑研究探析

受人工智能理论的启发,结合非单调推理建立非单调道义逻辑系统成为道义逻辑研究的新趋势.通过对国外两种主要类型的非单调道义系统进行分析与比较,进而从三个方面界定了冲突义务与可替代义务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提出道义分离规则应作为可废止性规则使用的观点,这更有利于建立面向实践领域的道义系统,从而为非单调道义逻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非形式逻辑和人工智能

近年来,非形式逻辑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开展了颇有成效的合作。非形式逻辑的一些概念和方法渗透到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法律”的研究领域。一系列范畴和分析工具,如论证概念、论证型式、可废止论证、对话类型、相干性、对话中的承诺等,既从非形式逻辑领域传输到人工智能研究中,又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得到深化。非形式逻辑启发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向,而人工智能研究开发了非形式逻辑的巨大潜能。     

论证评价的非形式逻辑模型及其理论困境

论证有两种类型:一是指作为结果的论证,二是指作为过程的论证。哈贝马斯把前者称为"论证",后者称为"论辩"。然而,20世纪上半叶,论证结构被理想化了。数学证明被人们当作成功论证的范式,论证完全被从自然语言的语境中抽象出来,论证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作为结果的论证。事实上,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斯特劳森、澳斯汀、塞尔等哲学家就开始关注论证评价的语用要素。遗憾的是,他们的工作对蒙太古及其追随者们发展起来的形式语义学影响极小。基于非形式逻辑的论证评价被宣称为针对日常生活中真实论证的分析评价模型,但在这个模型中,论证仍然被当作结果而非过程来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形式逻辑对真实论证的处理不是成功的。     

真实与想象 ——中国古代易装文化的嬗变与文学表现

20世纪以前世界各国的易装文化都以女扮男装为主流,中国古代易装文化非常丰富,又有不同于欧洲的特点。历史上的妇女易装个案与战争、民族融合及科举制度密切相关。至明清时代,添加了反叛礼教和市民文化的色彩,又有遗民、边缘文人“女性化”心态的作用,加上文学上闺秀传统及才女“文人化”的形成,文学易装题材的创作达到高峰,尤以女作家所创作的叙事作品表现女性意识的崛起和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理想,而显得意义深远。     

一个不固定的指示符:非形式逻辑的学科品性

人们对非形式逻辑的学科品性的纷争使得非形式逻辑是一个不固定的指示符。非形式逻辑是不是逻辑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形式标准和非形式逻辑的宗旨或功能的理解上,以此来否定非形式逻辑的逻辑属性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在非形式逻辑是什么样的逻辑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涉及非形式逻辑的对象、手段和评价标准,虽然诸多观点的侧重点不同或某些观点值得商榷,但给我们认识非形式逻辑的逻辑品性以启示:非形式逻辑是以区分好的论证(推理)与坏的论证(推理)为宗旨的,主要研究日常生活中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非形式论证(推理)的建构、解释、分析、评价和批判的合理或合情的标准、尺度和程序的一般原则、模式和方法的逻辑学科。按照这种观念,一则可以避免将非形式逻辑排除在逻辑在外,二则可以将它与形式逻辑形成鲜明的对照,三则可以避免将它混同于自然语言逻辑、语用逻辑。     

论全球化视角下中国行政文化的转型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中国行政文化的转型带来了机遇 ,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文认为 ,中国现行行政文化既有顺乎潮流的主流趋向 ,也存在形形色色的不和谐音符。抓住全球化的契机 ,注重行政文化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结合 ,推动行政文化的嬗变 ,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国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进程。     

从古代汉语透视中国古代的非形式逻辑

中西在文化上的差异性集中体现在语言上的差异性,由于逻辑学的产生根源于对人类思维中推理的研究,而推理的存在又是以一定的语言作为物质载体的,因此,中西语言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西在逻辑形态上的差异,古代汉语自身的特质就决定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发生和发展的路径和形态,使中国古代的逻辑发生发展不是以形式逻辑的形态为其表现形式,而是以具有和古代汉语本质特征相一致的非形式逻辑的形态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     

论企业责任观选择的逻辑

企业秉持何种责任观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企业责任观选择的逻辑。认为:在不同的市场经济形态中,企业具有不同的责任观念;随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企业会逐步改变其责任观念;企业家个人的价值观及道德水准在企业责任观选择中具有关键性影响。     

汤显祖唯情文学观的逻辑解析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主张唯情论(至情论)的文学观。对此,既往学术界的论述失之于简单地说明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等文献中关于"唯情论"的主张,而没有就其"情"的观念作具体、系统的理论阐述。本文围绕汤显祖的"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三个重要命题,对其"唯情论"文学观的核心思想作了系统阐释,并在"情"、"奇"和"神"三个层面阐述了汤显祖文论观的逻辑结构。     

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分工理论、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国有经济存在刻画一个逻辑机制.国有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是合作剩余获取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的产物,其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并强调国有经济在提供公共产品、削减竞争失效、弱化分配不公、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国家安全和实现战略目标等合作剩余获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国有经济作为一种不完全的契约结构,也面临着"政府失灵"等的威胁.因此,国有经济的规模也应依具体条件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