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

税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价值观念、组织体系、制度规则与技术理性,在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与之相应的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形塑了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税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上受制于效能逻辑,税收治理效能依赖于税收治理能力,而税收治理能力来源于价值、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协调。当前,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价值之偏、组织之弊、制度之困、技术之殇等四大难题,破解这一系列难题成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关键。未来,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妥善解决组织战略、组织激励与组织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税收治理规则体系,改进和创新税收治理手段,更好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以税收“共治”“善治”“法治”和“数治”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     

税收国家及其治理任务

国家治理面临着三大治理任务：社会控制、合作和代理人规制，但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时期面临的三大治理任务却不尽相同。从财政社会学视角看，不同类型的税收国家中三大治理任务的状况及相互关系各不相同，并会对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税收国家类型主要包括贡纳国家、家财型国家、租金国家、税收国家和财政国家，其三大治理任务的具体形式和挑战各不相同。但不同类型的税收国家都面临某种程度的选择困境，即加强一个治理任务往往需要以牺牲另一个为代价，这在现代家财型国家和财政国家具有突出的表现。     

法治与国家治理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法治都扮演着“轨道”角色,即发挥着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依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是国家治理效能的保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预算制度：理论逻辑、改革实践及优化路径

预算制度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对重塑公共治理结构具有重大意义。预算制度通过对预算过程的控制，达到改善预算结果的目的。在我国预算制度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权力结构”“权力运行”和“权力监督”三种改革实践模式，在预算制度的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此同时，还面临预算权力形式化与碎片化并存、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缺乏有效融合以及社会监督效果有限等现实问题。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重塑人大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加强财政部门的统筹管理功能，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提高预算的全面性和透明度等，从而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支柱作用。     

历史理财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基于历史演变分析

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对历史理财智慧的挖掘与转化。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中国共产党因时而应,将历史上理财的定位、价值、管理、关系进行应时转化,形成了新时代财政治理的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在财政定位上,从“家国大本”向“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转化;在价值取向上,从“治民”向“为民”转化;管理体制上,从“利出一孔”向“两个积极性”转化;在财政秩序上,从“礼义秩序”向“公共秩序”转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政治理体系。     

法治与德治结合:和谐社会之国家治理的基本形式

“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升华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是关键,德治是基础。只有法治与德治协调配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才能有效地实现和谐社会之国家治理,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公平正义。     

法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实现路径

法治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结构关系角度看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特征、题中之义和重要标志;从法治实践看,推进法治的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治对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途径、重要保障和基本方式。通过法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主要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正确处理法治和其他治理方式的关系;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政法队伍。     

回顾与展望:民族团结教育的研究进展

民族团结始终是关系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国家治理的大事。民族团结教育的使命、实践路径等有利于促进“五个认同”,有利于解决民族问题,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治理。“民族团结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央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和实践有助于消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失序的问题。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泛道德化批判之思：道德治理与共同价值观会通及其路径

道德治理是以社会各领域中所存在的道德问题为治理对象,通过发挥道德“抑恶扬善”的调节作用,实现净化社会道德空间、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教育目的。道德治理的关键在于引导全社会公民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尤其是确立客观公正的道德衡量标准,防止道德批判泛化所带来的“道德治理万能论”,同时又要合理纠偏,构建国家治理的道德向度。道德治理的思想认识基础源于共同价值观,道德治理目标实现的环境载体在于良好的社会心态,可以从社会道德现象的哲学分析中离析出社会群体所共同感知并认同的价值观念,培育公民个体对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活动理性地进行道德选择。     

国家治理视阈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功能及其优化

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功能是优化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在人民政协中进行协商,能够强化政协功能,整合不同群体利益诉求;能够坚持求同存异,推动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与;能够依托群策群力,促进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功能有利于拓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引导民主政治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发挥党际协商的独特优势,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兼顾少数人的利益诉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当前,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功能发挥面临着制度化水平低、程序不健全、沟通衔接不畅通等问题。为更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需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建设,推进政协协商与党委和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     

我国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的现状与改进——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参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参与主体、推动主体和监督主体,加强其参政能力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挥多党合作治理优势,提升我国协商治理的水平,促进执政党科学民主决策。当前,我国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建设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资源配置失衡限制参政党参政能力的发挥与拓展,二是协商意识缺失消解参政党参与协商能力,三是角色定位偏差制约参政党社会服务功能,四是主体参与不足影响参政党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坚持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强化协商意识,提升参政党参与协商能力;立足参政议政,增强参政党社会服务能力;完善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

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国家审计的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核心是推动民主法治,实现国家良好治理,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和科学发展,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治理的需求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国家治理的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国家治理的模式决定了国家审计的制度形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对国家审计本质特征的认识、准确把握国家审计的发展规律,对于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推动国家审计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必然、应然与实然

改革开放促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从体制内的“单位人”向体制外的“社会人”转变,处于传统组织之外,这是他们感到具有“自由”优势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有组织关心他们,以实现身份认同、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因此具有比较强的再组织化意愿。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及其所具有的一些个性化特点是能够将其组织起来、实施组织化的重要基础。当前推进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主要沿着三个层面展开,即国家层面(党委政府)、社会层面和人际网络层面。通过这三种途径来搭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政议政平台,促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健康成长,履行社会责任,更好地发挥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中的重要作用,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生活国家”的构建：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以乡村生活治理为讨论中心

“生活国家”的构建是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干预和保障民众生活的主题，贯穿于从传统中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整个国家建设过程。传统中国和民国时期，因国家能力较弱、干预方式不当等原因，国家的乡村生活治理成效甚微。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以实现全体人民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并将农村农民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之重点，构建了系统性的乡村生活治理模式，通过理性化的顶层设计、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健全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充满韧性的调适能力，不断推进乡村生活治理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生活国家”构建的研究路径，将生活治理置于中国国家形成与建设的大历史视野中去考察，有利于拓展生活治理的研究视野，丰富现代国家构建的理论知识体系。     

“评估国家”:21世纪行政国家的新趋向

进入21世纪,风险社会治理和公民意识觉醒对评估提出新的要求,在外因和内因的共同作用下,“评估国家”应运而生。评估国家由传统的行政国家孕育而来,是行政国家发展的新趋向,对传统国家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产生挑战;同时,它也凸显诸多新特点,是国家转型的重要呈现,应该当作一个系统性的概念去探讨。评估国家属于国家建设层面,是在民主国家建构的基础上提炼国家的治理能力。它从公权使用、责任承担、组织制度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着力,通过评估提升国家权力的运作绩效。评估国家导入了一个完整的机制,把管理形成风格与权力行使方式联系起来,使得评估的力量被成倍放大,与治理场域中的能力、权力、控制力等相互作用,形塑不同性质的影响。     

改革后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逻辑

改革后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因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家的退出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第一推动力".社会的顺利转型,需要享有一定自主性的国家发挥积极作用,包括提供社会价值和运行规则,规制利益诉求,维护社会结构稳定.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结构与过程,构成现代国家的治理基础,当前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要求政治层面的变化,还要求加快推动社会发展,以配合现代治理模式的运行.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逻辑在于,国家治理转型需要现代社会提供基础,社会的良性发展又要求国家提供政治动力和保障.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嵌入的.     

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一定要在自身建设上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完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更好地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必须实现制度体系更科学、更完善、更有效,才能成功实现党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领导。为此,必须坚定而稳妥地推进和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加强党的领导制度科学化建设,构建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加强党的监督制度科学化建设,健全党的决策制度,保证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始终坚持党的建设制度创新,不断提高党的创新能力和水平。     

监察委的权力运作与宪法规制

为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中共中央在三地试点改革,并在三省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当前总结改革经验准备向全国推广。这涉及到监察委权力的运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迈出坚实步伐就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改革的合宪性和合法性为改革顺利进行提供法治保障。国家监察权的权力范围广,对其监督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对权力的监督是为了更好保证权力的不滥用,秉承依法治国,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大数据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运作逻辑——基于技术治理的解释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逐渐成为国家治理函数中的重要技术变量,有力地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作为技术治理的重要实践形式,大数据技术通过倒逼、嵌入、赋权和增能机制,推动国家治理的理念转型、组织变革、活力增强和效能提升。同时,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技术治理面临着“数字利维坦”倾向、工具主义泛滥、数据和场景的张力、数据安全隐患和“马太效应”等治理限度。为此,要审慎对待大数据嵌入国家治理体系,明晰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权力边界,彰显国家治理价值理性,破除技术崇拜治理迷思,弥合技术治理本体缺陷,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规避技术治理潜在的风险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