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公局与地方权力结构——以重庆为例

公局是由政府临时设置、地方士绅控制的办事机构,其职能涵盖地方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赋税征收、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等.在具有移民社会背景的清代重庆,形成了由八省客长(移民客商)与"三里绅士"(本地绅粮)分别掌握、领导的公局机构:保甲团练局与三费局,夫马局的管事局绅则经历了从客商到本地士绅的转变过程.本文以<巴县档案>为基础,详细勾勒了清代重庆不同的公局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的作用及移民/地方士绅为公局控制权而展开的争夺,提出认识晚清地方公局体制中的士绅的行为既要注意到他们利益的一致性,同时更要注意到其相异性.     

略谈清代青海的士绅

关于清代士绅的研究要么以全国范围的整体研究为主,要么以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区域研究为主,而青海作为西北边远贫瘠的民族聚居地,对该地士绅的记载见于数量很少的清代地方志等文献中。本文希望借助有限的资料来分析青海士绅的性质和特点,勾勒出清代青海士绅的概貌。此外,通过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的活动,分析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重点反映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基层政权代理人的“差役化”——兼与清代华北乡村社会比较

从清朝初期到末期,拥有一定"地方自治品格"的保甲长、里甲长、乡约等乡村控制组织人员逐渐成为完全受官役使的"官之差役",这成为困扰清王朝基层政权良性运转的痼疾。清末"新政"以来,华北村庄权力结构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动,在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背景下,国家以从未有过的姿态,将士绅精英、村庄领袖纳入体制内权力体系,使其成为地方自治的主导力量。国家欲借助士绅精英层进行前所未有的乡村政权重构与乡村治理。如同清代的乡村控制组织人员一样,新的地方自治领袖亦成为"官之差役",历史的轨迹固执地沿着自有的方向向传统回归。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以湖北阳逻培心堂为中心

培心堂是在清代后期基层社会自治化倾向不断加强的背景下由当地士绅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慈善机构,其延续一百余年的生命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近现代社会中的变迁.     

明代北直隶的差役费用与办公费用

明代北直隶差役费用支出数额很大，有地方官差、兵差等各种差役及费用等。这些差役在一条鞭法实施之前是以力役形式服务，一条鞭法实施后，这些差役始征收代役金。明代北直隶的地方行政事业费用包括县政府的各种日常活动经费、官场交际费用等，名目繁多，不可尽数。这些经费均来源于徭役的征发及征收代役金，即有纳银当差的，有以力当差的，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究其原因，是与明政府重视中央、轻视地方的思想密不可分的。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确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理念与现实的调和:宋代以降宗族重建思想的历史演进

宋代以后,宗族之所以能走向庶民化,其原因在于士绅—官僚阶层在宗法理念上的突破。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使得乡村社会重新面临再组织化的问题,原有的士绅阶层在此率先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出于现实的需要,提出了在士绅—官僚阶层建立宗族,之后又把宗族的理念不断推向了民间社会。从北宋到清代中期的长时段中,宗族重建的思想也从原有的家世延续的血缘团体组织向地方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组织单位转变。     

清代福建邮驿制度考略

在清代邮驿制度中,福建邮驿有其独特之处。清代福建邮驿系统具有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它包括驿递、铺递、塘递三个部分。其中,驿递并未设驿马,主要由“长夫”走递,并设有“千里马”(差役)为辅,其递速在全省境内享有清政府赋予的特殊政策。驿递主要递送紧要公文,铺递则递送普通公文,塘递主要递送武营公文及普通公文中紧急性较强的公文,对三者的管理及时速要求均有不同。     

俗化与守旧:近代泰山比丘尼生活方式的变迁

近代泰山比丘尼的生活方式不断世俗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她们在从妓的过程中寻觅择偶成婚的机会,二是她们着力经营饮食和住宿,尽可能地获取物质利益.这些比丘尼倾力结交地方社会权威,以获得“名望”与安全保障,并不追求虔诚的宗教信仰.其生活方式的半世俗化虽曾遭到礼教“大传统”支持者的批判,但被地方士绅、民众广泛接受.不过,她们还一直保留着比丘尼与侍神者的身份,与香客共同延续祀神求子的“小传统”.近代泰山比丘尼生活方式的“变”与“不变”,只是她们依托社会环境实现自身现实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调整,其延续过程并没有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的进化趋势.这意味着在“眼光向下”的视野中讨论近代中国社会如何变迁的问题还有不小的空间.     

明末战乱中河南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明代后期,河南归德府文化发达、科举昌盛、缙绅望族势力在当地占据支配地位。明清鼎革之际,这一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末战乱中,社会各阶层纷纷反抗以士绅与世家大族为主的支配体系,由此展开了一场情节极其复杂的动乱图景。明末战乱后,归德府的世家大族逐渐走向衰落,士绅阶层与世家大族的支配体系开始瓦解,地方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变过程。清代以来归德府的世家大族支配体系不断解体,但又未能形成类似于华南地区的地方自治机制,难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动乱。     

清初四川兴屯试探

清前期的“招流荒垦”、“湖广填四川”等问题,早已为人们所熟悉,而与此相关联的四川“兴屯”问题,却至今受到史学界的冷遇,即间有涉及,亦多为贬抑。究其原因,除史料残缺造致研究工作的困难外,还因对有关典籍记载清代四川屯田的误解。清初兴屯,推动了四川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正当一个移民垦荒高潮兴起之际,爆发了吴三桂武装叛乱,全川重罹兵火之灾,中断了已从崩溃边缘转向复兴之路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导致了清代前期四川社会经济的滞后状态。尽管如此,清初四川屯垦在全国屯垦中仍居有重要地位,其军事战略意义与对四川政治、经济等的深远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试论清代四川南华宫的社会活动

六祖慧能生于广东，逝于广东，因始创禅宗南宗而名声远扬。由唐至清，六祖在广东人心目中，已由宗教领袖而演变成地方神。清代四川出现大量崇拜六祖的南华宫即是明证。四川南华宫实质上是清代广东移民入川后修建的以六祖祭祀为纽带凝聚乡情的移民会馆。清代南华宫分布于四川的９２个州县厅内，数量达３００所左右。南华宫有自己的组织管理系统与相当大的经济基础，来保证其有序地开展各项社会活动。其主要通过举办祭祀六祖的庙会、兴办学校和参与地方事务等社会活动来不断提高和加强广东移民的地位。而这些活动也在巴蜀地区传播了岭南文化     

浅析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制度

中国传统的统治模式, 国家机构的直接统治只到达县一级, 县以下基层社会主要由士绅阶层和宗族势力控制, 并辅之以保甲、里甲制度, 负责征收赋税, 摊派徭役, 征集兵丁, 维持治安。皇权对于乡村社会更多地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清末西潮东渐,传统儒家思想体系衰落,社会结构巨变,乡村精英士绅阶层大规模流入城市,造成中国乡村士绅质量蜕化,土豪、劣绅一类人物进而占据了基层社会权力核心,尤其自义和团运动后乡村社会秩序趋于失控。清末“仿行立宪”, 考察各国宪政, 谓地方自治为“立宪之基础”, 同时民间社会也大力鼓吹地方自治。清政府于…     

“经世”传统视野下晚清湖南士绅威权的建立与转化

湖南士人"理学经世"的传统,不仅使得晚清的湖南士绅群体富有"内圣外王"的士君子人格理想以及"心忧天下"的政治关怀,他们还在"实学致用"实践中,实现、扩张了地方范围内政治诉求、实现了由知识通往权力的转化过程。湖南本地书院的兴盛培养了一大批"经世"人才,湘军由此崛起,又反哺了湖南士绅群体,并进一步加强了其权力地位。随着戊戌维新时地方治理之实践在湖南发生,湖南士绅威权及政治需求在此时达到一个时期的顶点,清代乃至近代湖南士绅威权的产生、发展及转化过程中,湖湘学派、学风之中的"理学经世"传统的作用贯穿始终。     

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在清代,乡村治理被视为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全局,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首先,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由国家政权掌控并制定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其次,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尤其重视发挥州县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清王朝还积极利用乡村社会的乡里制度、士绅、宗族等地方性资源来推进乡村治理.当然,乡村社会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利用 自身特色积极回应并参与其中.清代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为当前乡村治理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清代京师的粥厂与贫民救助

清代是传统中国社会救济事业发展的繁荣时期,京师作为"首善之区",社会救济事业尤其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清代统治者的社会救济措施中,开设粥厂、煮粥赈济是清代京师救助贫民的重要举措。清代京师粥厂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官办粥厂,主要由政府投资并管理;一种是官督绅办粥厂,由士绅创办,官府监管。清代京师粥厂对于救助贫民、安抚流民、挽救民生以及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明代广东士绅的地方教化运动

明代广东地方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与当时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但同时也与当地士绅所开展的地方教化运动息息相关。本文考察了明代广东士绅的有关地方教化内容、途径、手段及影响,兼及探讨了当时广东社会经济变革的一些问题。     

论嘉庆朝白莲教起事中的湖北基层社会士绅角色

嘉庆朝白莲教起事期间,湖北基层社会士绅率众登陴,积极堵剿白莲教军,担负起了地方社会的守望相助之责,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安定团结。在保卫乡里的过程中,士绅参与下的湖北基层社会地方防御系统初步完成,在这些过程中,士绅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利进一步加大,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在身份上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出向地方精英转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