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智慧演进逻辑的当代审视

人的实践智慧不仅证明了人的实践创造能力,而且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遵循着社会发展规律,但同时也是人类实践智慧的体现,没有人类的实践智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无人把握,社会发展就会迷失方向。传统的实践智慧倾向于思辨智慧,而现代哲学则更倾向于创制智慧。马克思哲学实践智慧具有两个向度,即现实向度与理论批判向度。这两个向度规定了实践智慧既指向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性质。     

转轨期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以民营经济的演化过程为例

本文通过引进历史逻辑起点、生产率竞赛、制度互补等关键概念 ,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演进论解释。本文认为 ,在转轨时期 ,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会决定其民营经济政策进而影响民营企业形成对未来的预期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构成的生产率竞赛和制度互补关系会共同塑造某个特定地区的“制度互补特性”从而导致不同地区民营企业选择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 ,其结果 ,不同地区的制度变迁呈现出路径分岔的状态。     

普惠金融发展的演进历程、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

“普惠金融”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手段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分为探索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创新性发展三个阶段。可以从生成逻辑、运行机制、驱动因素和创新发展四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理论框架。目前,我国普惠金融政策持续发力,普惠金融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供给规模不断增长,供给结构不断优化,普惠金融重点在农村和小微企业。但也面临着普惠金融概念“混沌”导致实践偏误、城乡“三大鸿沟”导致发展不均衡、金融机构“成本—风险”约束导致供给不足、数字化潜在风险导致监管风险升级等挑战。为此,要做好普惠金融概念界定,优化农村科技、金融与教育资源配置,提升金融机构普惠金融供给意愿,完善普惠金融监管体系。     

新中国70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逻辑与主要启示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治理"一词显然是一个结合了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意涵和"治理"的现代含义双重内涵于一体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是晚近才出现的,但仍然可以用它来观察新中国70年的基层社会治理。从这一视角来看,70年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管控型基层社会治理、管理型基层社会治理到治理型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迁过程决定的,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合一到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内在逻辑。这一过程昭示我们,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必须坚持把改善民生和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作为优先方向、必须坚持法治化方向。     

论“治理保障型”社会救助模式的构建依据与实现路径——以广东农村扶贫模式演进的历史逻辑为分析文本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扶贫模式的历史逻辑,先后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三种模式。这三种扶贫模式的实现,是基于三个同质性假设:(1)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具有明显的地域性。(2)通过产业投资,必然能够培育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3)所有的贫困人口都具备正常的劳动能力。这种前提预设,已经不适合目前农村剩余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囿于既有扶贫模式的政策缺陷,结合广东省情,扬弃它们的局限,为之注入新的扶贫绩效评价尺度和创新制度安排,其实现路径是推行治理保障型扶贫模式,以赋予贫困人口主动脱离贫困状态的再生产能力。制度运行机制的实践构建体现为支持性制度变迁与修复性制度变迁的同步供给。     

“双重嵌入”:国家汲取能力的新建构——以“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为例

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力量的增长和公共需求的日益多元使得党和政府在公共治理领域必须面对“不断增长的责任”与“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之间的矛盾。提升国家汲取能力,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汲取是应对责能困境的有效方案。透过对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中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双重嵌入”模式是提升国家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有效途径。“双重嵌入”模式将政府汲取资源的过程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政府实现对掌控资源主体的广泛动员。第二阶段政府实现对资源流向及使用方式的精准调控。在上述两个阶段中,政府灵活运用结构性嵌入和价值性嵌入手段,先后两次嵌入社会实现资源汲取目标。政府“双重嵌入”汲取社会资源的过程,也是政府与社会利益共赢的过程。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目标与运行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指引作用,深度认知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是民事诉讼调解研究的重要论题。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调判结合”“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调判结合”六个历史时期。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演进深受民事司法制度与社会整合机制构成的制度结构的影响,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调整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用空间,社会整合机制转型改变了民事诉讼调解解纷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受政策调整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的影响,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此外,社会矛盾纠纷状况变化带来的外部环境压力变化、党和法院不同时期工作目标的转换以及司法理念更替构成了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的动力机制。     

论后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与实践逻辑

现代化的过程是制度理性化的过程,并形成了现代理性制度结构与实践逻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一种后现代制度结构与实践逻辑也正在形成,显现出了一条走出现代性困局的制度和谐路径。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及市场转型时期,制度转型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因此,描述与解释这种后现代制度结构与实践逻辑,对于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进逻辑与生成机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对网络集合行为或网络集体行动的一种本土化用语。受"压力维稳"思维的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常被"污名化"为破坏社会稳定的非法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是阶层分化与利益失衡、利益诉求梗阻、网络表达渲染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始于公民基于利益诉求或情绪宣泄的网络表达,随着网络公共话题的聚合和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分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由网上走向网下,促使现实关联行动的达成。公民以网络表达为主要形式的参与行为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也有可能由于失范而导致社会混乱。为了消减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效应,有必要吸收协商民主的理论精要,创新治理模式,具体路径包括风险消减中的利益表达与吸纳、舆情监测中的网络回应与疏导。     

组织同构与治理嵌入：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乡村治理高效能——以四川省彭州市13镇街为例

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财力投入,完全依靠国家兜底并不现实,必须增强乡村的“造血功能”,依靠集体经济增强乡村治理的“硬核”能力。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在人民公社时期、双层统分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和农地两权与三权分置时期,发展演变的目标逻辑、形式逻辑和发展逻辑各不相同,但均与当时乡村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契合度。目前,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样态愈加多样化。四川省彭州市作为集体经济全员化的典型代表,在特定行政生态环境作用下,村党委运用合法机制,理性地将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进行整合,形成了党建引领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权和乡村治理权“合二为一”的组织同构模式。在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同构中,制度性趋同、竞争性趋同和模仿性趋同交织进行,集体经济在发展中迅速嵌入治理制度、资源和技术,及时补位治理主体的缺位场景,降低了乡村治理成本,提升了治理效率与效能。     

变“压力”为“动力”——基于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的基层扶贫干部工作压力研究

以往的研究多从压力型体制视角来解释基层扶贫干部的工作压力,并围绕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提出相关对策建议。然而,单向度强调压力源的缓解可能遮蔽问题内部的复杂构成。体制层面的转变乏力、制度层面的路径依赖,提示我们应该关注个体内在动机对压力感知的形塑过程。以公共服务动机理论为视角,对公共服务动机与基层扶贫干部工作压力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度剖析,可以发现公共服务动机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缓解基层扶贫干部的工作压力。为此,对基层扶贫干部,不仅要重视缓解体制层面的压力传导,还应重视公共服务动机的激发与培育。从实用角度来看,后者在工作实践中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制度嵌入性视角的产业集群发展研究——以青海藏毯产业集群为例

本文将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引入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中,论述了制度嵌入性与产业集群发展的关系,认为产业集群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制度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提出了基于制度嵌入性的产业集群培育模式,并结合青海藏毯产业集群发展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     

制度适应理论视野下的土地征收冲突与基层治理实践——以长沙市高新区为例

征地冲突对社会和谐与稳定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减少和化解征地冲突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也是基层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运用制度适应理论对长沙市高新区的征地实践工作进行分析发现,其制度文本与地方情境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埋下了征地冲突的隐患.为此,该地基层政府通过基层治理实践,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短期内有效减少了冲突,提高了征地效率,但从长远来看,制度弹性被进一步拉大,会对征地的严肃性和公正性造成冲击.其政策启示是: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征地制度文本,保障政策威信;另一方面,也需重视情境性与动态性,灵活实施具体策略,科学组合治理工具.通过双向着力,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实现更有效的基层治理以解决征地冲突问题.     

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演进特征与治理机制

新形势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不仅给疫情防控带来了严峻挑战,而且给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较大压力。厘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把握网络舆论发展的演进特征,对做好网络舆论引导与谣言治理意义重大。在现代网络社会,随着交往实践的普遍进行,从现实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来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是网络议题、网络交往和网络传播相互作用的结果。受网络社会交往实践主体、客体、环体和介体等多种因素影响,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又呈现为非线性的发展演进趋势,极易引发“蝴蝶效应”造成舆论秩序失范,甚至导致“塔西佗陷阱”的舆论信任危机,给疫情防控带来复杂变数。必须建立健全网络舆论治理机制,有效管控舆情,提高疫情防控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