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创新系统与重点模式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具有能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与动因,因此近年来全球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迅速崛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据此,我国面临着加快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紧迫任务.为此,我国要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内部建立和完善创新系统,使之成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要采取服务外包集聚区模式和总部经济集聚区模式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     

我国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实证研究

本文分别利用产业区域集聚程度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考察2006年~2008年我国东中西部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中绝大部分行业的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其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高,且部分服务业不存在集聚特征;我国服务业集聚区域主要位于东部地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区位熵(LQ)指标,利用福建省9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福州、厦门、莆田、三明、泉州、漳州、南平、龙岩和宁德等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算,分析各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正在或已经形成,但其地理分布不均衡,各种不同因素共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其中,市场规模、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和政府政策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正相关,而制造业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负相关。为此,应营造发展环境,落实支持政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乌鲁木齐都市圈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研究

乌鲁木齐都市圈作为天山北坡城市群的核心区域,经济发展对天山北坡城市群以及自治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9～2020年乌鲁木齐都市圈8市5县为样本,研究发现乌鲁木齐都市圈制造业集聚水平较高,各区域集聚水平差异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疆范围内尚未形成集聚优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均值呈现轻微上升态势,但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提升缓慢,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最低。基于此,应加强区域联系,促进资源跨区域流动;紧扣“短板”发展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大力提升乌鲁木齐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谨防核心城市“塌陷”;充分发挥乌鲁木齐市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长板”优势,提升其两业协同集聚水平;优先发展与制造业产品价值实现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以五家渠市、乌鲁木齐市为重点推进兵地深度融合,提升乌鲁木齐都市圈核心区域两业协同水平。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

从区域空间关联视角出发,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区域创新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理论和现实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利用2003—2019年中国除港澳台地区的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空间溢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总体来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对创新溢出的影响不显著,而生产性服务业丰裕度则对创新溢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分行业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集聚度和丰裕度对创新溢出的影响效果不一致,丰裕度的提升更有助于创新溢出。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集聚对区域技术输出和技术引入的作用不同,各行业集聚度提升不利于技术输出但有利于技术引入,而丰裕度提升既有利于技术输出又有利于技术引入;区域之间技术差距越大,越不利于技术输出,而对技术引入的影响则不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大都市形成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生产性服务是市场化的非最终消费服务。二战后,国际化大都市出现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现象,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前,中国的大城市正处于功能性发展的新阶段,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集聚将是影响城市整体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     

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及演化

在全球化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当今产业国际竞争的焦点和全球价值链中的主要增值点和盈利点,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居于战略性地位.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空间集聚能显著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且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演化表现出集聚与转移并存的规律特点.本文基于产业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与演化进行了机理分析,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与评述.     

信息网络条件下西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及对策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知识密集的特征.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区位模式发生变化、交易成本降低和促使形成范围经济,为西部地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借鉴.围绕西部地区的区情,解析了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最后,从转变观念、扩大开放、集聚人才和完善信息网络设施等方面,提出了在西部地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对策措施.     

生产性服务外化和资源共享的效率分析——基于马尔科夫过程的制度优化机理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密切。但简单地扩大生产性服务的比重,并不一定能够达到促进制造业发展和升级的目的。通过深入企业集群内部,运用马尔科夫过程模型,对制造企业自营服务和生产性服务外化形成的专业服务企业的运行指标进行机理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必须注重系统优化设计;优化设计的基本思路是将生产性服务从制造企业中分离外化成立专业的服务企业,且企业应该形成一定的集聚,进行符合集群特点的、较为标准的服务运作;从制度供给的角度出发,应当营造有利于专业化服务企业生存和发展,并且形成集聚和资源共享的制度环境。     

我国服务业500强企业的特征与竞争力提升

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成为反映和判断该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服务业500强企业的地域分布、所有制、行业、规模等具有详明的特征。应从大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式发展、促进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化发展、打造一批能产生示范带动作用的行业龙头企业、增强生产性服务业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着手,增强我国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竞争力。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视角:生产性服务业SWOT分析与发展对策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为进一步发展山东生产性服务业确立了全新的坐标系.从区域战略角度分析山东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具有的优势、劣势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半岛蓝色经济区背景下山东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策:更新观念,充分认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重要意义;创新发展,引领生产性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布局,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双轮驱动”,提高产业关联度和竞争力;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承接国际服务转移;优化外部环境,凝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合力;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为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应的影响——基于西北五省区动态SDM和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的好坏关乎人民福祉的高低.基于西北五省区2009-2017年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动态SDM)和E-G协同集聚指数检验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应是否存在空间影响,并通过构建单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生态效应的强度.研究表明: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改善了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长期效应.第二,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本区域生态改善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对其他周边地区生态效应也同样具有溢出效应,这体现出区域协调性.第三,当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数量跨过门槛值16422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才会发挥显著的积极影响.基于以上结论并立足西北五省区发展现状,应当建立系统完善、刚性约束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知识、技术溢出效应,重视人力资本推动区域发展的边际贡献,同时应当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依托,完善区域产业布局,打破区域边界,让生态效应改善的成果充分"外溢".     

城市群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以长三角为例

基于长三角25个城市2001—2010年面板数据,本文对城市群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服务业集聚区位熵值大多在1.5以上,产业相对聚集且专业化程度较高,但区位熵值总体呈下降趋势;服务业集聚程度与区域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应的弹性系数为-0.395,负效应影响明显,表明由集聚带来的该地区规模经济和专业化优势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开始出现逆转,作为一种"经济信号"值得关注;模型控制变量,如生产性服务业市场规模、政府干预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等均与经济增长均呈正相关。今后政府对服务业集聚的引导应注重从"量"到"质"的转变,注重对集聚多样化协调、集聚协同产业的发展以及集聚配套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建设。     

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分工协作机制初探

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低耗能、高技术、高集聚、高就业的现代服务产业,具有广泛的关联效应,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实现中部崛起的有效途径.中部六省必须避免产业同构化的低层次竞争,创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分工协作机制,建立层次分明、布局合理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即通过行业分工机制、地区协作机制和地区信任机制的建立实现省际和谐发展;通过城市圈经济的产业链中心作用和县域经济的产业链支撑作用实现省内和谐发展.     

新型工业化下基于产业集群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以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为例

新型工业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新型工业化要求资源节约、科技含量高的新型制造业发展模式;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共生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集聚、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增长,本身就是新型工业化的组成部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都需要通过产业集群这种经济组织形态的协同效应获得发展。本文就这些内在经济关系,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提出了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研究——1997-2007年江苏省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

以江苏省1997-2007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运用投入产出法研究江苏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结构特征及关联分析表明,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尚未完全形成,目前两者处于互动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主要源于政府政策均衡性、产业结构不合理、过于分散的服务业资源无法形成有效集聚和服务业参与全球化程度较低。要实现江苏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区域产业合理配置,应进一步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强化政府监管、清除贸易壁垒,激励企业创新发展模式,鼓励制造业升级,最终完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机制。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政策的演进、现状与问题

我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政策的提出是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及对其理论认识不断加深而逐渐提出的,总体上,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政策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同时,我国现行的生产性服务业产业政策存在着缺少完整的产业规划和配套政策实施细则、结构性政策引导力度不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支持的缺失、全局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中某些政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产服务业发展、政策体制不完善制约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等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

产业协同集聚是产业发展至高级阶段的产业关联表现形态。对单一产业集聚的研究表明集聚对区域创新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区域,试图探讨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的溢出作用。研究选取了粤港澳大湾区2003—2019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多空间尺度运用EG修正指数和DCL指数测度了产业协同集聚的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对邻近地区创新的溢出效应,以期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益的思路。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存在产业协同集聚现象,但水平仍然较低;(2)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度高于大湾区,其中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最高;(3)都市圈尺度下的比较发现,广州和深圳两大都市圈的产业协同集聚度居于大湾区领先水平;(4)港澳生产性服务业与珠三角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低于珠三角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显示出生产要素未能高效便捷流动导致港澳近年来与珠三角制造业的经济关联度不及珠三角内部各地之间的经济关联度;(5)粤港澳大湾区尺度下的协同集聚度与区域创新水平均不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珠三角地区尺度下两个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显著,对珠三角...     

动态外部性及其行业发展影响分析——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

自马歇尔提出集聚概念以来,有关行业发展和产业集聚及其外部性影响之间关系的研究就开始不断出现.本文从省份角度出发,在借鉴和改进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各种动态外部性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这些影响结果结合我国实情,给与了较深入的解释.综合分析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仍然不是很高,强化内源增长动力是发展方向.     

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城镇协同发展:基于典型城市群的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于城市发展,促进制造产业空间转移,优化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针对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及人口变动数据,计算了城市群目标产业的区位熵、赫芬达尔指数,并以Shift-Share分析法计算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效应和竞争效应,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测度了各指标对城市人口净流入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能促进人口从上级城市向下级城市流动,具有明显的协同扩散效应,有利于促进我国城镇协调发展。然而,另一方面随机效应不明显,当前存在着一些城市空间扭曲性政策,这些政策可能阻碍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城镇协调发展的相关机制,因此在实践中有必要采取措施,以消除这些扭曲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