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改革纲领述论——以《挽颓习以崇圣治疏》为中心

明代政治家高拱于嘉靖末年提出的《挽颓习以崇圣治疏》,是其主持隆庆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这一纲领全面揭露了嘉靖时期的“八弊”积习,提出了破除“八弊”的改革对策,指明了“修内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目标。高拱的这一纲领性文献,对其执政后的整顿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明世宗实录》官职考误

正《明世宗实录》凡566卷,起正德十六年四月,讫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始修于隆庆元年四月,由徐阶任总裁。神宗即位,改命张居正等续修。万历五年八月修成。是书记载了嘉靖一朝的诏敕、律令、礼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交往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是后世人们了解和研究此段历史最为系统、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并且该书也得到了后世史家极高的评价。清代学者徐乾学曾对明诸朝实录给予概论,认为"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     

《金瓶梅》的多重义蕴

一从社会历史层面看,《金瓶梅》艺术地浓缩了明王朝的“末世”景观和社会风貌。明代从世宗嘉靖年间便开始堕入无可救治的衰败过程。如正史所载:“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益凌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1由明世宗嘉靖至神宗万历末,历时近百年,其间突出的时代特征是封建政治的极度腐败与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并存,以及二者交互作用所加剧的纲纪废弛、社会不公和世风淫靡。各种文献对此多有记述,《金瓶梅》则采用借宋喻明的手法,表面上敷演《水浒传》里一段北宋故事,实际上却对作者生活于其中的明代中叶后的社会风貌、人情世态(而非具体历史事件)作了…     

政治变动与“小人”政治文化——以“小人”与嘉靖朝的祀典改制为中心

随着嘉靖朝大礼议的演进,在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中,君子小人之辩贯穿始终,这是明朝其他时期较为少见的现象。嘉靖朝祀典改制的不断演进,不光是支持世宗的张璁、桂萼等议礼派推动的,在整个议礼活动中诸多小人的奔竞与投机,不断激起世宗祀典改制的欲望,进而影响了嘉靖初政的实施。嘉靖朝祀典改制中的小人众生相所体现的政治文化,促成了世宗皇权意识的提升、形成献媚奔竞的仕风、混淆了对那些支持世宗议礼者的评价。小人之干进是考察嘉靖朝大礼议及相关祀典改制的一个新视角,也是进一步研究嘉靖朝中前期政治变动的一个立足点。     

李春芳、李清考识

江苏古邑兴化明清时期人才辈出,尤以世代簪缨诗礼传家之望族李氏为最,其中李春芳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廷试为魁甲,四十四年(1565)以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隆庆二年(1568)为建极殿大学士擢首辅,<明史>卷一九三有传.然而<明史>还载有一位李春芳,为嘉靖初兵部主事,世宗时曾参与"大礼议"哭门伏阙固争.这位兵部主事李春芳,无专传,其哭阙事载<明史>卷一九一<何孟春传>.     

隆庆开放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明王朝从建立到嘉靖末年,一直实行海禁政策。隆庆皇帝即位后,才正式宣布解除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也正是在隆庆、万历年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沿海地区才得到较快的滋生和成长。本文仅就隆庆开放和世界市场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促进作用作初步探讨。明初,“太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明史·朱纨传》)严禁私人出海贸易。明王朝和海外诸国的货物交换,仅仅限制在受到严格控制的     

言官与明嘉靖朝政治

嘉靖之世,明世宗刚愎自用、果于刑辱,长期厌恶言官、拒纳谏言。在嘉靖朝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言官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谏阻和抗争,表现出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正色立朝的浩然正气。然而,由于世宗对正直的言官大加摧抑,至嘉靖朝中后期,言官队伍发生了严重分化,言路风习日渐沉寂,标志着明朝统治集团的腐朽程度不断加深,明代言官制度的缺陷也尽显无遗。     

嘉靖革新视野下的张居正

明朝中后期的改革不是始于传统所认为的万历初年,而是始于嘉靖时期,因为永乐之后的正德、嘉靖之际出现了由大礼议而引起的明朝最彻底的一次人事更迭。新君嘉靖皇帝与"大礼新贵"张璁等人组成了全新的人事格局,开启了明朝真正的改革,对百余年的弊政进行了尽可能的革新。而隆庆、万历之际政局的演变,仅仅是一般性的皇位更迭,并未出现政局的巨变。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尽可能效法嘉靖革新,以遵循成宪和综核名实为主要施政特点。一方面,在嘉靖革新基础上有部分的推进,如一条鞭法的推广和推行考成法等;另一方面,对一些重大难题无力作为,如沙汰生员和裁减宗室禄俸等。只有以此为视角,才能认清张居正对嘉靖革新的效法与继承。也只有如此,才能有理由说张居正是明代改革家。     

嘉靖-万历初统治系统的自体调节

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一手将明中叶以来的危机推向高峰的明武宗夭亡.久欲改革朝政、拯救危局的儒生官僚,以内阁杨廷和、蒋冕、毛纪为核心,擒拿武宗嬖幸,厘革"中外素称不便"的弊政,并以《登极诏》形式拟定了"革故鼎新"的纲领.世宗即位后,批发《登极诏》,"正德中蠹政?抉且尽",造成"天下翕然称治"的气象.以此为肇始,儒生官僚在统治系统内实行自体调节,将已呈颓势的王朝统治拉回到"复兴"的局面.至万历初,张居正更以大规模的改革,对嘉靖以来的多方面调节作了全面总结.本文拟对嘉靖至万历初统治系统的自体调节加以探讨,以期从总体上展示明代中后期政治运动的轨迹,填补目前明史研究中的若干空白.     

方献夫与“大礼议”之争

在明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中,世宗与廷臣势成水火.方献夫不顾位卑职微,两次上疏,提倡“圣人制礼本缘人情”,力倡世宗应“继统不继嗣”.其后,方献夫与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因议礼骤贵,共同编纂《明伦大典》,定议礼诸臣之罪,全面奠定世宗一方在“大礼议”中的胜利.方献夫在“大礼议”中所起的作用虽不及张璁、桂萼,然其发挥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公羊义与汉代政治实践刍议

公羊学在汉代是显学,由公羊学者对《春秋》经进行阐发所形成的公羊义则是汉代政治实践的直接理论依据之一。公羊家以及儒生或在对策上书中以公羊义立政治原则,或在现实生活中以公羊义解政治难题,而帝王将相引经下诏的政治决策中,更是不乏公羊义的身影。通过儒家学者和帝王官僚的不断运用,公羊义在直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包含力求使汉王朝的政治运作在实然和应然的张力中尽量朝着＂王道仁政＂轨道发展的一面。     

高楚芳与其《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述论

高楚芳是宋末元初杜诗研究大家、评点大师刘辰翁的及门弟子,其编纂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校正精审,编次得当而成为历代刻书家争相翻刻的热点,也是历代研究杜诗的常备之书。在简要介绍高楚芳及其《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与目录记载,叙录现存高楚芳《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的版本情况,以期为杜诗的深入研究提供些许线索。     

明代滇中诗人陈表诗歌创作

明嘉靖浙江道监察御史陈表,素有"铁面御史"之称,因"忠直见忤",自楚归滇,陈表不仅因为官高品、为民谋利而名垂青史,更作为一位清雅、高远的诗人而为后人所景仰。其诗体写田园风采,可与陶潜诗一比;同时其诗表现了诗人洁身自好、耿介绝俗,首开玉溪文化先河,为明代云南文学崛起、特色形成平添劲力。     

《大公报·战线》与抗战时期的朗诵诗

《战线》是《大公报》抗战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副刊 ,发表过许多抗战文学作品 ,推出了以高兰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朗诵诗人 ,促进了大后方诗歌朗诵运动的开展 ,为诗歌大众化做出了贡献。由于对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有众多争议 ,对《战线》实事求是的评价还不够。本文通过对原初资料的细致剖析 ,力图明了历史真相 ,为全面考察抗战文学拓宽视野     

遂老双峰下,谁明廿载心——北学中坚王余佑事迹新探

王余佑为明清之际北学的重要代表。其诗文集《五公山人集》对于揭示他和亲朋社友的生活状态具有典型意义。《事迹纪略》为《王氏家谱》中保存的一册抄本文献,由王余佑手创、历世子孙递修递抄而成,其中包括不见于今本文集的王余佑、孙奇逢、颜元、李塨等人的传记,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自强维新的时代呼声——《普天忠愤集》论析

孔广德辑《普天忠愤集》作为甲午战争的直接产物,收入了大量清末人撰写的与时事时局、国计民生、革旧维新有关的诗文,体现了编者激发士民忠愤之气、挽救危局、培养人才、成一代龟鉴的意图,同时,也深刻反映了甲午战争前后的历史文化氛围,广泛展示了当时的时代心理状态与时人的思想认识水准,是认知那段历史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固阳 高欢 敕勒歌——读史札记

根据《北齐书》等史书记载,北齐第一代皇帝神武皇帝高欢,确为包头市固阳县人.而《敕勒歌》系高欢攻打玉壁失利时,使随军之斛律金用汉语唱,而不是黄庭坚等人所误说之斛律金被困敕勒川让其子斛律光所唱.     

大历诗风向齐梁复归中的女性介入——以升平公主为中心

大历诗风向齐梁的复归过程中,女性的介入是一个关键.唐代宗第四女升平公主凭借女主身份,乘天宝以后声色绮靡渐兴之势,对其驸马郭暧门下大历十才子的创作风气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升平公主对绮丽和雕琢的崇尚,去除了儒家正统价值观念对诗歌的附着,使诗歌回复到审美主义的本体.这种超功利的审美主义倾向,与梁陈宫体诗的宗旨是一致的,对于乱后诗风审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的推进,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整体上来说,升平公主对绮艳风气的引领,破除了传统雅正观念影响下的诗坛对于追求至美的欲念的约束,使文人的审美意识能够更加广阔,审美视角更加多元,对诗坛的风气和文人的心灵都是一种解放,并在某种意义上为元和诗歌部分风貌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