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听”文本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以“十七年”朗诵诗与诗朗诵为中心

在政治与文化相互胶合的时代语境中,"十七年"朗诵诗生产、传播和接受出现了一系列独异现象。在建构一种"大众化"的"可听性"诗歌文本总体目标的规导下,人们从诗歌本质特征、诗体建设、诗歌传播和诗歌接受等维度,对朗诵诗和诗朗诵进行深入探究和大胆尝试。"可听性"诗歌文本生产与传播,一方面有力地推动"十七年"诗歌"大众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使诗歌的思想、情感和语言被不断"化约",诗歌文本"厚度"降低和形象受损,朗诵诗最终难以壮大为当代诗歌的发展主流。     

论狄金森诗歌中的“内热”与“外热”

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风格独特,意象凝练,极富感染力。通过对诗人诗稿中与"热"相关隐喻的文本分析,从外在与内在两个角度解析"热"的双重喻义,认为其既可指代外部世界社会规范带给诗人的压力和冲突,也可指代内部世界中诗歌语言的力量。诗歌中,诗人择"内热"而离"外热",正是诗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人民诗歌》与建国初期诗刊“人民话语”的建构

《人民诗歌》是1950至1951年间中国南方最有影响的诗刊，刊物的“把关人”和诗歌工作者通过“人民话语”空间构筑、话语体系的创制和话语资源的创化整合，有序稳步地构建了诗刊的“人民话语”系统，为20世纪50至60年代政治与文化相互叠合的文学传播语境里创办诗刊累积了较为丰富的办刊经验，体现了建国初期“新的人民的诗歌”生成与发展过程中，诗刊编辑们搭建当代诗歌“人民话语”的传播平台，融入与引领当代诗歌潮流的精诚探索和不竭努力。     

“绿风”诗卷时期的朦胧诗与新边塞诗

"绿风"诗卷是1980年代较有影响力的诗歌刊物《绿风》的前身,其在大力推动新边塞诗发展,为我国当代新诗发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同时,也积极介入当代诗坛,刊发了一些朦胧诗人作品,在80年代西部诗刊与内地诗坛接轨和推动独立成刊后的《绿风》诗刊走向文坛中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代贵州少数民族诗歌“石头”意象的经典化

"石头"意象是当代贵州少数民族诗歌中的典型意象。"石头"意象的经典化取决于创作与批评两个层面。创作者要历练语言内蕴,锻造独特风格;批评者应坚持外在文化与内在体验的双重维度。在对"石头"意象外维多元文化观照与在内维精神力量发掘中,新世纪贵州少数民族诗歌会呈现出灿烂前景。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上诗坛"与"地下诗坛",以及两个诗坛内各类诗歌之间存在着互相交织、纵贯的关联性;二是"干校诗歌"、"知青诗歌"和"天安门诗歌"同类题材诗歌文本互相辩驳对比的互文性;三是各类诗歌的创作场域、抒情姿态、生产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效果的多样化形态。     

约翰·厄普代克作品“兔子四部曲”赏析

当代美国文学大师约翰.厄普代克多才多艺,小说、诗歌、剧本、散文与文学评论等多种体裁无不擅长,两度获得普利策奖。他的作品反映了美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尤其是其历时30年才完成的"兔子四部曲",涵盖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生活与历史。     

现代性的延伸与变异——“第三代诗歌”观念论

"第三代诗歌",作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文坛迅速崛起的一场诗歌运动,曾以反叛和断裂的姿态为人瞩目。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代诗歌"的出现是中国诗歌进入后现代的一种标志,但或许由于这场诗歌运动的结束和它来临时一样匆匆,是以,许多历史性的问题一直并未得到澄清。为此,选择历史场景的转换,并具体结合"第三代诗歌"主要理论派别的观念进行述析,就成为研讨这一现象的重要路径。对于最终将"第三代诗歌"观念定位于"后现代面孔下的现代性变革",除了源自以往研究的一种反思,同时,也以一种"开放式的状态",将对上述观念的研究引申向未来。     

误读与成因：大众认知中东北文化的“土”与“俗”

“土”与“俗”是东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生长点所在,其根植于东北劳动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亦反映了东北文化内在的发展逻辑,是由东北人民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通过生活实践所淬炼而成,具有丰富的内涵、显著的区域特色和现代化特质。但当前大众对东北文化的“土”与“俗”的认知更多是基于一种直观判断而做出的消极解读,这其中反映了东北文化自身发展的困境和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当前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取向及其所隐蕴着的文化心理。因此,正确认识东北文化本质特征,不仅关系到东北文化的发展未来,也关系到我们在多元文化潮流中如何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关键问题。本文从地缘、历史、文化研究的视角对东北文化的“土”与“俗”做出本质性的界定,又从东北文化自身的发展、大众的审美心理和当代的文化焦虑等几个维度探寻其被误读的原因,并在区域文化的自信与自醒中,结合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试着探寻东北文化的振兴之路。     

当代诗歌的“南北之辨”与戈麦的“南方”书写

戈麦作为一位崇尚想象力的中国当代诗人,其诗作中"经验"与"想象"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呈现出模糊状态。从地域角度来说,戈麦是一位成长、求学、工作在北方的诗人,但从他的自述和诗作中却可以看出他有着强烈的"南方"情结,其南方题材的诗作中也渗透着对"南方"的"想象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戈麦就是一位"南方"诗人。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中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南方诗歌"与"北方诗歌"。戈麦对"南方"的书写与博尔赫斯的作品(诗歌、小说)有着密切关联,两者之间产生了"互文性"。另外,戈麦诗歌中对"南方"的书写,也体现了诗人对诗歌语言进行探索的努力,并且这种努力是与诗人对想象力的追求相结合的,从而使其诗作的语言也富有幻想特质。     

语言的逻辑性与诗歌的“懂”——兼与高玉先生商榷

语言的意义就存在于逻辑关系中,理性形式与感性内容的统一就是语言意义的最基本的逻辑结构。语言思想本体观同语言思维偏向,同思维、逻辑、认知等具有一致性。反懂如果仅仅停留在反本身,反理性逻辑、反意义唯一等,不解决怎么反就容易误入歧途。语言的多义性并不是有了反懂观念后才产生的,反懂只是一个看待语言的理念问题、视角问题。语言具有逻辑性,文学作品也具有逻辑性,只不过不是传统认为的只有理性逻辑,而是还有感性逻辑,并且感性逻辑在文学创作中占主导地位。理解文学作品应尽可能地接近作者的立意,这也是读书的一种伦理态度。理解文学作品也不能迁就作者的立意而忽视文本语言的逻辑性。把握语言的逻辑性,对分析理解文学创作和欣赏中的懂、非懂、反懂,都很重要。     

“化境”与中诗英译散论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难点之一,也是翻译讨论的焦点之一,由此产生过不少诗歌翻译理论。论文结合钱钟书"化境"论圆览中和的翻译思想,分析人类思维的"普遍核心"意识与诗歌可译性的内在联系,通过比较中外译者英译汉诗的策略和技巧,探讨汉诗英译时诗歌意象的传递和共享的途径。     

“兴”的起源新探

"兴"是中国古代诗歌重要的创作手法之一,它起源于《周易》中的象征,这种带着中国意味的象征与西方诗歌中的象征是完全不同的。从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源来看,"兴"是一种特殊的诗歌创作手法,它本质上是一种拟人化手法,是根源于中国古代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泛拟人化手法。     

文体学视角下《荒原》中的“传统”与“非个性化”

艾略特身兼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在文学创作中,积极践行自己提出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理念,这在他的前期诗歌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以往对《荒原》的解读中,并未从文体学视角为艾略特的"传统"与"非个性化"理念寻找语言证据。故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以王湘云有关诗歌文体特征的相关描述为理论基础,从外在形式、语义张力之间、外在形式与语义张力相结合这三个维度进行具体论述。所得结果中,王湘云的分类中有8个能够具体体现"传统"与"非个性化",并与之共同构建诗歌主题。讨论发现,这些文体特征,是对20世纪初现代社会状况的模仿,同时也为艾略特保存传统,描写"非个性化"经验提供语言证据。     

“浙派”探源

文章借助寓目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对"浙派"这一概念的指代对象和历史变迁做了较系统梳理和挖掘,探究作为诗歌流派的"浙派"与文化史上众多"浙派"指代对象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为深入研究浙派诗人群体提供支持。     

略论新自由主义的“权力”观

随着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权力的组成要素、使用手段及所实现的目标与传统的"权力"相比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使得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形式更加多样、结构更加复杂、追求的目标更为广泛。新自由主义的"权力"观从三个方面反映了这些新的变化,即"权力"构成要素的无形化、"权力"手段的非军事化和"权力"目标的多样化。新自由主义认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形态绝非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权力"也绝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变化的。     

“志”与“情”:霍松林与卜松山《原诗》研究之比较

作为中、西方叶燮《原诗》研究领域的突出代表,霍松林和卜松山两人研究的显著差异在于叶燮诗歌本体之"志"与"情"的倾向性不同,主要表现为:切入问题的角度不同,研究思维方式上的不同,理论视点上的差异和范畴阐释上的差异。霍松林以国学的功力和本土化的视野着力于唯物辩证的阐发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挖掘叶燮诗歌"言志"之本体;卜松山则以西学的根基和跨文化的视野致力于文本细读与范畴阐释,咀嚼叶燮诗歌"缘情"之"怎是"。     

论西汉前中期的“过秦”思潮

西汉前中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次历时较久的全民性的历史大反思,学术界称其为"过秦"思潮。这种思潮主要经历了从"论秦之过"到"倡汉之功",从"攻守之势"到"君民关系",从"法术治国"到"崇尚黄老"的三次转变,深刻地影响着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思想文化,其意义深远,对于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乏启迪作用。     

论“第三代”诗人的持续性写作

20世纪80年代末期,"第三代"诗歌运动结束之后,基于个人和社会等各种原因,有的诗人选择了放弃诗歌,还有的诗人则选择留守在现场,继续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经过了90年代这十年的积累和沉淀,不少诗人在新世纪又返归诗坛,重新创作。他们在新世纪的持续性写作,既可能是对80年代诗歌传统的一种精神延续,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格局的形成和诗歌生态的变化。     

从马克思的“权利不平等”到罗尔斯的“差别原则”

马克思的"权利不平等"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具有同一性,主要体现在目标指向、伦理实践和实现手段三个层面。"权利不平等"与"差别原则"之间也存在差异性,二者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和实现路径具有重要区别。"权利不平等"与"差别原则"之间还具有互补性,马克思的"权利不平等"揭示了人类社会平等发展的历史趋势,是罗尔斯"差别原则"的价值引导,"差别原则"要解决的是当代立宪民主社会这一特殊社会形态下具体的平等问题,可以视为对"权利不平等"的充实丰富。对"权利不平等"与"差别原则"二者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