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的"善治"选择

管理民主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也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在"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实现对农村公共事务的"善治",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带给农民实惠、得到农民拥护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善治(治理)理论打破了"国家—社会"两分法的传统思维,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耦合,提供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乡村治理这一复杂社会政治现象的组织框架和价值理念,对新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论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的健全——加强社会公众问责

政府环境责任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众的环境公共需求而承担的环境义务,其实现的保障就是健全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这其中加强社会公众的问责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公众问责具有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不具备的优势,其理论依据是“人民主权”。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责任进行问责的最佳方式是诉讼,从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责任进行问责的现实需要来看,强化和完善环境行政审判是其要旨所在。     

乡规民约塑造乡村善治的博弈论分析

源远流长的乡规民约作为一种农村基层治理手段历久弥新。在新时代,通过乡规民约确立乡村居民行为范式、维护农村基层社会秩序、实现乡村居民美好生活等方式对塑造乡村善治发挥积极效应。然而,乡规民约并非万能,乡规民约治理也需要付出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改革开放后实现的社会转型使乡规民约治理所倚赖的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发生变迁、人口流动频繁和村民价值多元化,影响乡规民约的普遍约束力。要解决乡规民约治理的失灵问题,就要坚持乡规民约的初心使命和实践准确性、保证乡规民约在法治框架内的有效性和规范性、突破传统固化思维的桎梏、强化乡规民约的软强制力。     

论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的精准化——基于浙江省武义县的调查与分析

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首创的一项乡村治理制度。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宏观政策取向的改变,要求逐步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的精准化,即借助多种机制与手段实现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的精致化、准确化。在15年的发展中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取得了卓越成效,但存在着监督精准度不足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定位不清、村务监督的针对性不足、村务监督的专业性不强、村务监督的精致度不够,严重制约了当前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的有效性。要求以问题为导向,切实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再创新,实现村务监督的三个结合:通用型村务监督与专门型村务监督相结合、独立型村务监督与共同型村务监督相结合、常规型村务监督和专业型村务监督相结合。     

乡村善治:内涵、演进及特征——对乡村善治逻辑的中国特色刍议

走乡村善治之路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善治体现的是以治成善或善之治,是基于人的好生活而对治理秩序的美好愿景及其实践活动,因而它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与价值基础.随着国家意识的确立进而有了国家对乡村的整合,乡村善治实现了乡土善治到国家善政,再到现代社会的善治过渡,并在国家及现代化意义上不断获得新的诠释、演进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国家及现代化、公共利益及其多主体参与等方面的善治特征.国家现代化由此成为乡村善治的逻辑起点.     

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是指问责的对象需要承担哪些责任,是实施问责的前提。立足于当代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责任理论的分析框架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和政府责任体系的基本观点,提出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应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绩效责任、道德责任和说明责任六种责任类型,并构成一个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完整体系。     

环境善政走向环境善治：我国环境治理的路径创新

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而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在我国,想要达到环境善治这个目标就必须先实现环境善政。本文通过回顾我国环境治理路径的选择历程,分析目前我国环境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与环境善治这个终极目标存在的差距;为了缩短差距,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一条道路来治理环境？是按照目前的治理路径还是学习西方的多中心治理？本文认为这两条道路在我国目前的过渡时期都行不通,从而提出了一条创新式的路径,即从环境善政走向环境善治。     

善治视阈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的持续深入和伴随而来的利益关系深刻调整,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到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但长期以来,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却始终不尽如人意,文章尝试从善治视阈深刻剖析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实和深层次原因,并试图从善治视阈探讨并提出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机制。     

基层群众自治视野下的村级权力调控制度创新——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调查1

后陈村首创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一项旨在应对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失控及其导致的治理危机所做的"需求—回应"型创新。其核心内容主要表现为分权制约、过程监督、制度规范、信息沟通,由此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的协同共治。其实质是建构了一种以控制为主、协调为辅,控制与协调相结合的复合型权力管理结构,形成了制约、监督、沟通三位一体的权力运行机制,创造了村级治理权力调控的新模式。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原则,推动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再创新,进一步突出村级权力调控的农村基层社会特点,凸现村级权力调控的群众性,彰显村级治理制度创新的自主性。     

共议协商：乡村资源环境冲突化解机制与创新——基于善治的协商机制探索与实践

以善治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创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共议协商是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党的十九大提出,"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最大公约数"。基于农村资源环境冲突治理而言,农民资源环境权益受损、农民在治理中失语等是冲突的诱因,究其根源却是资源环境管控专断思维所致。因此,要化解资源环境冲突,就必须从资源环境治理出发,积极推进资源环境治理的多元化,使乡村治理的不同主体能自主平等、自由地参与到共议协商的活动中。为此需要在维护农民资源环境权益、畅通维权渠道、完善补偿政策和应急机制等方面,切实提升农民在其中的话语权,确立起共议协商的治理机制,最终在乡村资源环境冲突化解中实践乡村善治。     

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

通过对农村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实践的考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供给理念。作为一种典型的“输入”式供给方式的项目制,因为忽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导致资源浪费和治理失效的问题;成都市推行的公共服务资金政策,通过将决策权下沉到议事会的方式,实现了公共品供给方式从“输入”到“嵌入”的转变。研究发现,普惠性的资金分配和弹性化的使用规则、需求表达和组织回应的制度化、村庄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的组织吸纳、群众参与和基层监督机制这四个层面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公共服务资金具备公共性、权责性、合法性和透明性四个基本特征,从而体现了基层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善治理论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浅谈治理、善治与公共管理的内容

20世纪默契出现的治理理念填补了管理观念在如何面对被管理方方面的空白,它将管理对象纳入管理过程中来,形成了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型政治行动模式。当政治学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政治机构试图用公共权威制定具体的政策项目来改变社会状况,努力实现政治目标的时候宏观的政治制度研究就转到具体的治理研究上来。     

TRNs推动全球金融规制体系走向善治

依据全球治理理论构建金融规制体系是各国应对次贷危机的有效渠道,而作为全球金融治理领域内除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外的另一种重要力量--跨国规制网络,正在全球推动着“硬壳”金融软法的发展、最优金融规制体系的形成和应对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合作。跨国规制网络以协商一致为基础,具有灵活性、专业性、及时性等优势,尽管“软法”性质的跨国规制网络存在分配问题和执行问题,但是政治因素与国家利益考量也使得它的有关规则得到良好的遵从。     

社会工作：促进乡镇社会管理走向善治的一条路径

乡镇一级是政府和基层民众的联系纽带,在我国治理体系建设中有特殊地位。原有的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如何在其原有基础上破旧立新而趋于善治,是我国基层治理创新的务实选择与关键课题。善治为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提供了方向与指引,社会工作契合了善治对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可发挥理念优化、方法改进、风险化解与人才支持的独特功能。社会工作推进乡镇社会管理走向善治的实现路径包括：提升乡镇社会管理制度对基层民众需求的回应能力,促进乡镇社会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升与结构优化,推进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与基层社会矛盾的深层化解,促进乡镇社会管理旧框架内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与革新。     

政府善治与公民参与——基于治理的视角

治理和善治可以被作为一个民主的管理体系来加以分析,就像民主一样,治理和善治首先建立在一个规范化的空间之上,公民都可以而且应该参与其中。随着我国政府治道变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善治也终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善治与公民参与具有内在关联性,公民参与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不足影响了其在政府走向善治过程中作用的发挥,政府必须从多方面为扩大公民参与创设有利条件。     

制约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积极性的因素与对策研究

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经济滞后是深层次的原因，也有文化、利益和制度方面的原因。在农村自治中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的成熟程度是伴随着农村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应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重塑公民资格，明晰角色定位，处理好党支部与村委会间的关系，强化制度建设，增加政治透明度。     

公共危机问责:风险治理制度化的重要维度

正值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公共危机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公众的安全。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政府必须担负起公共危机的治理责任。因此,政府迫切需要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寻求机制创新,以不断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构建公共危机问责机制正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基于风险社会的时代语境,通过对公共危机进行理论界定与类型梳理,提出两种主要的公共危机类型:诱发性危机和内源性危机。回顾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发现,近年来重大的诱发性危机有所减少但仍不可小觑,而内源性危机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据此,提出了官员问责和体制问责两种公共危机问责模式,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善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