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仿与讽刺：两个家族相似概念的比较分析

“戏仿”与“讽刺”是两种古老的文学创作手法和体裁,也是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中两个传统概念。在西方文学创作实践中,戏仿与讽刺常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从而造成批评界对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尽管二者具有显在的亲缘关系和家族相似,但戏仿与讽刺在文本的目标对象、对待目标对象的态度、喜剧性质和社会功能方面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如此,在后现代艺术实践中,戏仿与讽刺逐渐趋于融合,从而使得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清晰界限不复存在。     

中西方讽刺诗的讽刺风格比较研究

讽刺诗是世界性的诗歌体裁 ,中西方讽刺诗都出现了嘲世、嘲人和嘲己三大抒情模式 ,也都拥有着教化和娱乐两大功能。中西方文化生态的差异造成了同样一种文体在讽刺风格和讽刺功能上的不同。中国讽刺诗具有直面社会的写实风格和谐隐怨刺而又节制宽容的创作传统。西方讽刺诗大多采用直笔方式 ,鲜明辛辣 ,多是与讽刺对象对抗的恶意的讽刺 ,讽刺的程度较深 ,嘲人的较多     

中亚东干讽刺文学与俄罗斯讽刺文学传统

东干族是清末中国西北回族移民的后裔,自进入中亚地区后,从文化层面上接受了周边民族文化,主要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重塑。东干讽刺文学借鉴了俄罗斯讽刺文学的主题与艺术手法,吸纳了俄罗斯批判现实社会的传统文化基因,从而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准,同时也拓展了东干文学的艺术领域。东干讽刺文学之所以繁荣,除了受俄罗斯讽刺文学的影响外,也是东干作家文化自觉的结果。     

马克思政治哲学：戏仿及其真理程序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讨论通常显示出一种二元的抑或戏仿的写作特征,这在本质上是唯物辩证法的文本样态。通过自觉或非自觉的戏仿写作,马克思既彰显了批判锋芒,又保持了通向革命的实践审慎。政治哲学的戏仿起初是马克思用以应对普鲁士语境的自觉的写作策略和意图,而后进一步发展为启蒙批判的文本意识,以启蒙的话语来揭示后启蒙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呈现中,戏仿不仅表达为“消灭哲学”的哲学,更表达为消灭“永恒真理”的真理诉求。正是通过对近代政治哲学文本的戏仿,马克思“破坏”了压制现实性的语词世界,使得文本及其意义掌握了改变历史的物质力量,并促使文本的意义在后世不断突破语词边界,在今人的阅读和实践中获得延异。     

论陈白尘喜剧创作的讽刺艺术

陈白尘善于从对社会的结构认识和对现实的政治认识出发来选择喜剧对象,通过揭示这些否定性喜剧对象的内在矛盾和本质,来发挥讽刺喜剧的社会作用和艺术作用。在讽刺对象、讽刺目的、讽刺效果及讽刺方法等方面,陈白尘讽刺喜剧都表现出了特殊的艺术追求。这种以讽刺为本位、充分吸纳其他喜剧艺术因素的观念与方法,促成了讽刺喜剧的讽刺性因素和喜剧性因素的有机融合。     

后现代视野下的戏仿研究——兼谈琳达·哈琴的后现代戏仿观

戏仿是后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艺术手法,也是理解和评价整个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后现代戏仿跟传统戏仿有很大不同,它不是单纯的＂戏＂或＂仿＂,而是一种保持批判距离的重复;它不是现代主义戏仿那种单纯的文本自我指涉,而是在看似内向的形式下使文本再次面向世界;它也非詹姆逊所批评的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拼贴游戏,而是在戏仿历史的同时,将历史观念本身问题化,进而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批判。     

论拜伦诗歌的讽刺批判精神

拜伦以一种反叛的姿态登上文坛,他借助诗歌创作挑战整个旧世界,其批判锋芒首先指向强大的封建势力和污浊的社会现实;在这一挑战过程中,拜伦才情横溢,所向披靡,逐渐形成了其情感大胆热烈、主观色彩浓厚、批判讽刺倾向辛辣和艺术上讽喻夸张的浪漫主义诗风。     

《范进中举》和《两班传》讽刺艺术之比较

《范进中举》和《两班传》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成为中韩两园讽刺文学的典范。两部小说都选用富有典型意义的真实材料，将讽刺的锋芒直指社会弊端，只是前者指向腐朽的科举制度，后者指向行将崩溃的两班制度；两部小说都精心描写讽刺人物的言行，展示其言论与行动的尖锐矛盾，从而获得讽刺效果，一是悲由喜来，一是喜由丑生；两部小说的作者都善于把自己的情感隐匿在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中，关敬梓力求隐去自己的声音，而朴趾源有时夹叙夹议；两部小说语言精炼、幽默，但前者较后者更具通俗性、更富生活气息。     

心之灯与冰的火：－略谈鲁迅小说中的幽默与讽刺

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相同的喜剧品格,但在鲁迅的小说作品中,却体现着不尽相同的作用.鲁迅身为现代思想巨擘,在精神品格与思想境界等各个方面都呈现着超越性与先进性,因而也就具备了明敏地观察现实、透视人生的卓越思维,能够以个人的优越笔法,对社会作出超越性的看取,从而形成了幽默的行文,并内化为作者个人的标志性语体.而讽刺则被鲁迅推导至作品架构的前台,从三个矢向描述着现代社会的病态和不足,构筑成揭露黑暗的三种批判文本,并促使读者对造就病态的一切主客体原因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20世纪戏仿叙事的“反向”逻辑

在中西方20世纪的文学创作中,戏仿叙事作品的兴盛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这类作品在依赖戏仿进行叙事的过程中通常都遵循一种独特的“反向”或“倒置”的逻辑,对源文本的叙述逻辑及创作意图进行颠倒式的处理,具体手法包括对源文本中“英雄”式主人公的反向塑造、对源文本角色间的权力等级关系的反向设置、对源文本情节叙述模式的反向“突转”.虽然20世纪戏仿叙事的“反向”逻辑是对源文本叙述逻辑的一种解构或否定,但它却不是对后者的纯粹消极的否定或破坏,而是一种带有双重性质的积极的否定.     

论《围城》讽刺内涵的多重性

《围城》不是一部普通意义的讽刺小说 ,它蕴含了社会讽刺、文化讽刺、人生讽刺三个方面复杂的内涵 ,角度不同 ,层次也依次递进。它是一部描写社会人生的百科全书 ,也是一部揭示人生真谛的“哲学”著作     

论李升平杂文的讽刺艺术

李升平的杂文是当代中国杂文界的特色景观。作为“党风记者”的李升平敢于直面现实，带着鲜明的理性批判精神，对假、恶、丑的东西进行无情地曝光，其“锋芒”所向，可谓之与时偕行，与时俱进，浸透着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平民情结。李升平杂文的讽刺艺术，能够让形象说话，通过真实的、典型的讽刺对象，寓意讽刺使其达到应有的生动性和思想深度。     

《儒林外史》与黑色幽默

《儒林外史》被鲁迅称作是中国讽刺小说的杰出作品。但是,鲁迅所说的讽刺与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讽刺是有区别的,把《儒林外史》看成是幽默小说更具合理性。《儒林外史》的幽默是悲伤、冷峻、绝望、荒诞的幽默,和美国文学流派中的“黑色幽默”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作者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过激的心理反应。     

论《围城》讽刺内涵的多重性

《围城》不是一部普通意义的讽刺小说，它蕴含了社会讽刺、文化讽刺、人生讽刺三个方面复杂的内涵角度不同，层次也依次递进。它是一部描写社会人生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揭示人生真谛的“哲学”著作。     

论鲁迅《野草》的讽刺艺术

鲁迅是现代讽刺大师,散文诗《野草》中的讽刺艺术由于其真实的讽刺生命,经过＂特别一提＂的讽刺手法,表现出＂旨微而语婉＂的讽刺美。《野草》的讽刺渊源起于鲁迅对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主旨,以及批判对象的滑稽荒诞,是鲁迅外冷内热的人格投影。     

论戏仿的挪用策略

挪用是戏仿运作的典型策略之一。在当代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领域中,运用挪用作为戏仿作品的主要策略的例子十分普遍。它通过源文本和新语境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形成一种反讽的张力,并利用截然不同的语境和理解结构造成源文本的"语义转换"。戏仿的挪用策略突出了文本的异质性和混杂性,打破了浪漫美学关于艺术作品的有机整体观念以及资产阶级的版权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同时戏仿的挪用策略还常常是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抵制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的有效手段。     

《砥柱》:乡土社会中的审丑图——浅析张天翼《砥柱》的叙事艺术

张天翼的讽刺艺术辛辣、犀利、冷隽,融道德讽刺、政治讽刺、人性讽刺于一体。他在短篇小说《砥柱》中通过一次轮船旅行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众生像进行了一次浓缩和速写,灵活交叉运用第三人称限知式视角和自由间接引语,从而使文本生成了浓烈的喜剧效果和个性化的讽刺艺术。     

古今小说讽刺传统的代承与新变

从古今小说讽刺的批判精神、艺术表现和思想艺术的新发展三方面, 论述我国小说讽刺传统的古今传承与新变,揭示了其间传承的原因, 传承的诸种表现。这对于当代讽刺小说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冯雪峰讽刺寓言的时代性和战斗性

特殊的时代催生了冯雪峰特殊的讽刺寓言,历史的迫切性使他获得了深刻的原动力,社会和政治的危机使他的寓言具有了强烈的批判内涵。这些寓言敢于直面现实,每个故事都有现实生活的折光,每个形象都融汇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思想;它们洋溢着饱满的战斗激情,有力地鞭挞社会的黑暗与丑恶,小小故事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它们充分发挥了特殊的批判作用,在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恶搞的文化阐释

为了深化对当下倍受关注且极富争议的恶搞现象的理解,结合后现代文化语境,从审美文化的角度探讨恶搞的审美逻辑和社会文化价值,认为恶搞的本质是戏仿,即通过对经典的、权威的、流行的文本拿来主义地盗用,别有用心地篡改,来获得一种互文性的喜剧效果。在后现代语境中,恶搞中的戏仿消解了传统的讽刺力量,具有了强烈的游戏拼凑性,其用心并无特别的恶意,而是大众为获得自由宣泄的快感而进行的一种解构和狂欢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