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变迁中的社会分层、贫富分化与分配正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社会分层、贫富分化.在原有身份制体系制度化记忆影响下,身份主导了转型中国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从而使我国社会分层、贫富分化呈现相对失衡性,这必然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危害社会安定.在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的情况下,要把社会公正作为社会整合的一项重要原则.它不同于衡量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平等,也不同于市场条件下承认禀赋差异的机会公平,它是在市场竞争之上维护共同生活的更高的原则,要通过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来帮助和扶持弱势群体.     

从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谈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扶助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急速转型,我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和利益结构都在发生变化,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衡日益突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贫富逐渐分化.社会弱势群体在这期间出现是社会发过程中的必然,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存在大量的问题并且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所以对弱势群体负主要责任的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对其进行扶助,以保障他们的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权利,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更好的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的目标.     

当今中国贫富分化与社会分层问题研究

改革进程中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打破了我国原有利益格局基本上处于均等化的状态。代之而起的非均等化的利益格局逐渐形成。改革２０年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伴随着全体国民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人们的收入差距愈益扩大,并由此引发了令世人瞩目的贫富分化现象。与此同时,阶级阶层的分化、重组也在加速进行,使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阶层结构处于急剧转型之中。中国社会变迁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而又纷繁复杂的景象。一、当今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透析按照国际惯例,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贫富分化程…     

理性看待我国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

贫富分化问题是当前社会最关注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各种研究机构所发布的有关中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无法保证自己数值的准确性,只能给人们衡量贫富分化状况提供参考。我们既不能被各种基尼系数而吓到,也不能由此而否认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为防止贫富分化,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和办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个人所得税的不断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遏制着贫富分化的恶化。今后正确的态度是,继续坚持改革发展的大政方针,坚持科学发展的思路,把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美好、人伦和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新世纪底层文学的现实关怀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变得日趋严重,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状态越来越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秉承新写实小说关注现实的传统,众多创作者把目光投向了社会底层的现实人生。底层文学创作反映了社会底层人群的贫困生活现状,并进一步揭示和反思物欲、权欲对底层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传达出底层人群人性中美好的一面以及他们对美好人生的渴望。     

社会分层、城市住房消费与贫富分化——基于CGSS2005数据的分析

文章以住房消费为切入点,对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关系的争论进行了再探讨,研究发现,在社会转型期,随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发展,人力资本在市场体制中利益回报提升的同时,政治资本也在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中继续并同样得到利益的满足,社会分层的再分配机制一定程度上还在延续,而市场化机制也同时在并行地增长着。城市居民之间的住房消费存在着贫富分化的趋势,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使住房改革加速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强化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割。     

理性看待我国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

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述了相关问题:一、目前国内外各种研究机构所发布的有关中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数值的准确性,只能给人们衡量我国贫富分化状况提供一定的参考,所以我们不能被各种基尼系数吓到。当然也不能由此而否认我们的贫富差距的存在和问题的严重性;二、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定的贫富分化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很难逾越的阶段。既有社会的快速发展,又能保证时时刻刻的绝对公平,这样的一帆风顺的发展方式在目前的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三、从总体上看,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较低,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高。但这不是绝对的,有的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也较低,如埃塞俄比亚为0.30,坦桑尼亚为0.34,远远低于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0.42、中国香港0.43;四、中国政府为防止贫富分化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和办法,像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个人所得税的不断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贫富分化的恶化;五、积极化解仇富心理。仇富心理的危害性很大,它会撕裂社会,制造社会对立,制造社会冲突和断裂,引起社会动荡;它会弱化正当致富动力,严重阻遏社会进步;它会煽动暴民情绪,违反现代民主。面对此种情绪,政府、富人、每个公民都要冷静思索,理性对待,决不能以极端的态度来对待之;六、致力改革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贫富分化不是现代化发展的癌症,它是完全可以治愈的,治愈的药方就是两个:一个是生产力更加发展,一个是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改革和发展。     

论战国农民之特质——战国与两汉农民的比较研究

战国时代既是一个转折时期,又是一个相对完整、独具特色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农民较之两汉也具有鲜明的特色.他们在土地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劳动关系各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的不同,可以归纳为三个突出特征:一是公有性.战国时代,伴随着郡县乡里制度的建立,国家也取得了境内土地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实行了面向全体国家编户齐民的“授田制”.农民所耕种土地的国有以及农民生产与生活的集体性内容,都是战国农民公有性的体现.二是均平性.授田制下,农民使用着面积大致相同的土地,极少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也不如后世之剧烈.三是强制性.战国时代的农民实际上是国家依附民,没有经济的自主与政治的自立,他们的一切都在乡里组织的管理之下.上述特征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制约和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走向.     

古汉语民族族称的命名理据及其文化蕴涵

族称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和符号.它浓缩着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传达着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心理、品格、气质特点和精神信仰.古汉语的民族族称纷繁而复杂,既有自称,也有他称,同族异名现象非常普遍.古汉语民族族称的命名方式有一定的内在规律性,原居住地、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图腾崇拜等成为命名的理据.民族族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反映着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与民族意识,而且浓缩着该民族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生活.     

青年人的贫困、高房价与社会公正——基于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思考

青年人的贫困与高房价,是近些年来中国发展尤其是城市发展面临的两个难题.青年人、尤其是出身低层的城市青年人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些年来不公正的分配机制的后果,其中伴随着一定的代际不公,高校扩招也带来了社会人群结构以及贫富关系的新变化.高房价与贫富分化互为因果.征收房产税、培植中产阶级并辅之以效率激励手段,建立或重构一个公正的分配制度,是改变青年人的贫困、抑制高房价的必要手段.     

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社会发展中的贫富分化现象

我国目前社会发展中的贫富分化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对此,学界大致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现阶段贫富迅速分化是由于片面鼓吹“效率优先”战略的结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并认为市场机制能更有效地调整贫富差距。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的确是与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密切相关的。但导致我国贫富迅速分化的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市场机制正常起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与腐败相关的非市场因素严重扭曲了市场机制的结果,因而反腐败是遏制贫富分化趋势的关键。     

宋代的贫富分化与朝廷控制

宋代土地占有不均的现象十分突出,贫富分化的矛盾显得十分尖锐。而朝廷主要通过调整土地占有政策、实施平均赋役措施、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进行各种救助来控制这种现象,但由于当政者本身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总体上看,宋代朝廷对贫富分化的控制效果是不明显的。     

明代嘉、隆、万时期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

农村贫富两极分化明显加快,是明中叶以后十分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和严重的政治问题。它是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必然反映,又制约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贫富两极分化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物质财富是分化的基础,私有观念是分化的动力。核心问题是,富者如何富与贫者何以贫。嘉、隆、万一百年间,明代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们的私有意识迅速膨胀,农村贫富日益尖锐的对立就产生于这种环境。在以农耕为主和特权统治的明代社会,争夺土地始终是构成两极分化的中心内容;凭借权势或改变种植结构进行多种经营是一部分人致富的主要途径,但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政治、经济压迫是导致一些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     

制度变革、专用性资产积累与农村内部贫富分化

中国农村制度变革为农民创造了初始机会均等的增收致富机会,但由于农民个人专用性资产积累的不同,即主要是农民自身干中学技能和社会支持关系的不同,导致农民打工就业、经营活动等增收致富方式的分化,进而使农民之间收入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呈现明显差异,农村内部的贫富分化由此产生.尤其是近两年来,少数经营大户依靠社会支持关系增强而实现收入迅速增长,成为当前农村内部贫富分化加速的重要原因.农村内部贫富分化的改变,需要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种制度协同改善,并为"农二代"发展提供公平的社会支持系统.     

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

目前 ,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 ,但是也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和贫富分化现象。本文阐述了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的状况 ,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方式多元化、市场和法律体系不完善、再分配调节措施不力四方面剖析了收入差距扩大主要原因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     

论新时期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时代课题

大学生是我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宝贵人才资源,他们是否具有科学的民族观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民族建设和团结进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就是科学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观,也是无产阶级关于民族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是促使大学生形成科学民族观的实践活动,它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民族意识的生成、民族政策的执行、民族观念的教育和民族理论的接受等各方面.所以,只有系统调节各个方面的要素,才能促进大学生科学民族观的形成,把他们培养成促进民族社会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王符的贫富道德观念略论

贫富道德观念如同其他上层建筑的思想观念一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条件的转移而变化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生产力水平极低,生产关系相对而言也比较朴素而单纯。民族部落成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们没有私有观念,自然也就没有关于贫富的差别和等级观念,更谈不上什么关于贫富道德观念这类论理道德方面的问题。贫富差别和贫富道德观念的出现,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     

贫富分化的动态演化过程

本文改进了Galor和Zeira关于收入分配的经典模型。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中心对贫富分化的动态演化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发现许多因素都会通过影响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进而影响贫富分化。政府采取控制人口增长、控制基本生活费和基本医疗费、控制教育收费、完善信贷市场并为个人接受教育提供低利率的信用贷款支持等举措,可以有效地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在理想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为青少年提供基本生活费和基本医疗费以扩大人力资本投资,达到减少贫困人口比率的目的。这一理论不仅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现实的贫富分化问题,而且为政府采取何种政策工具遏制贫富分化指明了方向。     

种族认同与民族国家——对锡伯族“西迁戍边”的重新理解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锡伯族西迁是被迫的,也是悲壮的。清政府之所以要让锡伯族西迁,其背后隐藏着"种族主义"的冲动和意识,同时也反映出清政府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内在愿望。其实,作为一种学术态度,种族与民族认同的问题决非阶级、贫富、教育以及道德水准、技术统治的同质化、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等方面的范畴可以取代、可以解决,它需要我们认真面对,而清乾隆年间的锡伯族西迁伊犁之事以及从中折射出的民族认同感就不失为一个个案典范。     

固原市农村社会分层的现状、特征及其对贫富分化的影响

本文以社会分层理论为视角,以农民的职业阶层分化为主要考察对象,在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典型民族贫困地区——固原市5个村庄社区的社会分层现象进行了社会学调查,初步分析和论证了该地区社会分层的现状、特征及其对贫富分化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