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宫”与“隐官”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营作阿房宫和骊山墓,调发“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史记·蒙恬传》在叙述赵高的身世时说:“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隐宫”的含义,《正义》称:“余刑见于市朝,宫刑一百日隐于荫室养之乃可,故日隐宫,下蚕室是”。     

论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刑事立法价值

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产生及发展有经济、伦理、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根源。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对“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进行理性分析，“亲亲相隐”制度在当代仍然具有其独特的刑事立法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刑事法制中适当引入“亲亲相隐”制度，这既是继承我国法制传统中相隐制度的合理成分，也符合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战国秦汉的地租制度(续)

1、地租与地税的分裂 秦代已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所谓“民田…租诸民”(《云梦秦简》三),秦律第一次公布了私田的“契约租佃”为统一的法律制度。“无贵贱,以田多少出人…为徭。”(同上二)也是秦律第一次肯定地租归地主,赋役归国家,农民具有二重人身依赖关系为统一的法律制度。亚丹·斯密说中华帝国地租与地税合一,这是错误的。所谓私属徒、隐民,虽往往只有一重隶属关系,民间也往往有不立租约习惯,隐民更多不立约,但是,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的秦史研究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秦代的学者,他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填补了西方学者秦代研究的空白;他执笔的《剑桥中国秦汉史》“泰国和秦帝国”一章认为秦帝国虽然时间短暂,但历史意义重大;他将《史记》中和秦代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传记翻译成英文并成书出版.     

秦代的粮仓管理——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

秦代的粮仓管理情况,反映在云梦秦简中,主要是《仓律》以及散见在其它律文数条,这虽然不是有关粮仓管理律文的全部,但当是律文的主要部分,从中可以窥见秦代粮仓管理的大致情况。秦代一般设有三级粮仓,即中央、县和乡。中央由太仓主管,是内史的属官,简文中,太仓作“大仓”(古文“大”、“太”通用),凡二处。“内史课县,大(太)仓课都官及受服者。”(《厩苑律》)“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大(太)仓,与计偕。都官以计时雠食者籍。”(《仓律》)“都官”之署,是直属朝庭的机构,简文中提到十四处,按应与郡县平级,并也受辖于     

"委心"与"委运"--论陶渊明的存在方式

陶渊明认为“所以贵我生 ,岂不在一生” ,绝不能使宝贵的生命成为猎取声名、利禄、权势和富贵的工具 ,生命存在的本身就自成目的 ,真实而不虚矫地坦露生命的真性便是存在的首要课题 ,因而他将“任真”、自得”作为自己最高的人格理想 (参见《连雨独饮》、《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萧统也以“任真自得”品其为人 ① 。苏轼对他的为人之“真”更是赞不绝口 :“孔子不取微生高 ,孟子不取于陵仲子 ,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 ,不以求之为嫌 ;欲隐则隐 ,不以去之为高 ;饥则扣门而乞食 ,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 ,贵其真也。”② 这种“任真…     

《红楼梦》是所谓的"史书"吗? --评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

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前些年轰动一时 ,其最根本的观点是 :《红楼梦》隐写了“一部历史” ,实质上是“一部史书”。霍氏姐弟赖以立论的 ,主要有四大概念———“野史”、“史公”、“《春秋》微词”和“史家曲笔” ,但是他们根本漠视这些概念的文学意蕴 ,对其做了错误的理解。因此 ,《红楼解梦》建立在这些错误理解上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吕氏春秋》“大忠”“至忠”宣传及其政治文化影响

“忠”的观念在战国时期逐渐成熟并定型。在秦地形成重要影响的《韩非子》一书中，“忠”的论说最为集中。此后的《吕氏春秋》一书，对“忠”的道德规范又有新的解说。所谓“大忠”、“至忠”的宣传，适应了君主专制体制逐渐完备的历史要求。秦代“忠”的观念的普及，是与政治理论家这种政治道德建设的努力相关的。     

康有为早期思想中的人道观念片议

康有为早期思想中的人道观念片议蔡乐苏《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是康有为早期思想的两部代表作。这两部代表作就象两株饱满的胚芽，隐孕着后来康有为庞大思想体系的核心信息。康有为思想的基本框架是由“义理”与“制度”两大部分组成的。“人道”观念是“义理”...     

《文心雕龙》寓言诗学的元范例——《周易》与《文心雕龙》关系另解

《周易》是《文心雕龙》寓言诗学的逻辑起点和元范例。《周易》最突出的寓言文本特征是“隐”,所“隐”者为“精义”,所以“隐”者为“四象”;刘勰欣赏由这一表意方式所形成的辞近旨远、精义深隐的风格。《周易》和两汉易学的寓言式思维方式还体现在《文心雕龙》的整体篇目结构上,刘勰希望通过对“大易之数”的认同与仿效使《文心雕龙》与《周易》一样成为天道与神理的寓言。“道”与“神理”等终极观念在《文心雕龙》中的意义并非实质性的,而是功能性的,即让河图、洛书、易象等符号与数字有所寓意。     

《里耶秦简》[壹]中的“课”与“计”——兼谈战国秦汉时期考绩制度的流变

本文在对《里耶秦简》[壹]中的“计”“课”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计”是对现有国家资财的静态总结与统计,其考核对象是国家机构;“课”则是对国有资财增减情况的动态记录和监督,其问责对象是具体的职官和实际责任人.战国秦汉时期考课制度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战国时期仅依靠上计制度,秦代计、课分离,汉代又恢复了上计制度,但辅之以严密的监察体制.     

《左传》"寤生"梦解

本文认为 ,《左传·隐公元年》中“寤生”一语 ,乃“寤梦而後生”之省言 ,并探究了古代占梦中“寤梦”之义。     

里耶秦简中的"除邮人"简

通过考察里耶秦简中的"除邮人"简,探讨了秦代官府文书的传递方式和当时的邮驿制度。秦代邮人由邮所在乡的乡啬夫从当地平民中选用,并由县令或县尉批准。邮设置在交通要道,只负责传递制书、急书等重要官府文书。张家山汉简中每一邮的邮人数量、邮与邮之间的距离等,都有具体规定,应当是继承秦代的制度。     

秦始皇统一文字质疑

近世学者多认为秦并六国后,使李斯作小篆统一了文字。对此,我持不同看法,愿与商榷。 在秦代以前,未闻有谁统一过文字。秦代统一文字,应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伟大创举,但在《史记·李斯列传》中并未提及。《秦始皇本纪》中虽有“书同文字”寥寥四字,但裴骃、司马贞、张守节都未加注释,后人不得其解。我认为这四个字与《李斯列传》中的“同文书”同义。张守节《正义》对“同文书”注解是“六国政令不同,今令     

论《易传》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兼论秦始皇焚书不及《周易》之谜

古代对《周易》不分《经》与《传》，合称之为《易》、或《周易》。秦始皇焚书不及《周易》，司马还说是因为它为卜筮之书，易言之，即是脱离政治实际的书籍，可以得到保留与豁免。如果检讨《易传》内容，这是“皮相”的说法。《周易》之所以得到豁免与保留，正是因为它能为秦代的封建专制主义服务。     

试谈秦代文学

由于讲授秦汉文学史的需要,读了几本较有影响的文学史。这些文学史都有“秦代文学”这一章(或一节),而且内容多雷同,都是把李斯的《谏逐客书》及秦代的刻石文分析一番;还有个别的文学史把《吕氏春秋》也列入了秦代文学。对此,本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与同志们讨论。     

简论阴阳五行说对秦之影响

关于秦代的统治思想,不少学者已经发表了很多颇有见地的文章,分别肯定了法家和儒家思想在秦代的地位和影响。但对阴阳家思想在秦代的地位与影响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本文试就阴阳五行说形成的历史过程揭示其对秦的影响,说明阴阳五行思想在秦代统治者心目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和法家、儒家思想一起,相辅相成,构成秦王朝思想统治体系。1 阴阳二字起源甚早。商代甲骨卜辞中已见“阳”字。周代金文中不仅发现“阴”“阳”二字,而且有的将阴阳连在一起使用。阴阳起初是言山、水与太阳之向背关系。《说文》曰:“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与阴相反,即是指水之北,山之南。《诗经·大雅·公刘》中说:“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既岗,相其     

《墨子》“城守各篇”札记五则

《墨子》“城守各篇”与秦墨学之间有密切关系。《迎敌祀》中的“弟之”,《旗帜》篇中的“菌旗”“涂菌”,《号令》篇中的“可行不行”等以往一些不甚明了的概念以及里耶秦简9-1588简的性质，都可以通过《墨子》“城守各篇”与出土秦简牍的参照得到解决。可见《墨子》“城守各篇”很可能就是经过了后人加工的秦代文献。除守城术外，墨家学说对于秦文化的形成是否有更深层次上的影响，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文心雕龙·隐秀》篇“隐”的玄学意义

《隐秀》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重要一篇，它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从王弼“圣人有情论”的接受过程入手，探讨了玄学意义上的“有情”到“钟情”的过渡，进而探讨文学批评上的“深情”到“隐”的发展过程，对“隐”的玄学意义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以及在文学批评理论上的接受和转化。     

对张著《中国历史地理》秦代政治地理的几点意见

<正> 偶检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秦代政治地理一阅,读后觉得作者对待史料不够严肃,或窜改有之,或杜撰有之,随心所欲。兹就鄙见所及·予以指出。一,在论述秦代疆域时,作者引《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东到海……西至临洮、关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①查《史记·秦始皇本纪》应为“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②这是对秦代疆域的概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