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变革中普通工人与管理者的阶层分化论析——以中南地区某大型国企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中南地区某大型国企的调查发现:与管理人员相较,普通工人在收入分配、权力占有、受教育程度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皆处于弱势,资源占有的失衡使普通工人不平等境遇凸显,双方对自身地位、企业出路等问题的感知存在较大分歧。然而,在分化的过程中,双方对国企改革、社会转型暴露出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存在相似评价,特别是普通工人受市场退出机制的约束,对管理者高度依赖;中低层管理人员与普通工人在国企变革中亦共同经历着不利阶层位置上不同程度的分配不平等,扮演着"缓冲层"的角色,规避了普通工人与管理人员对立局面的形成。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考量,双方的阶层分化还处于过程之中,尚未最后定型。     

当代中国国企工人平等观辨析——以中南地区某国企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国企工人拒绝不平等，是因为收入的不平等分配，以及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中的权利不平等分配不利于“最不利者”——工人。事实上，工人拒绝的不平等并非是纯粹不公正的，但他们却对不平等一概加以拒绝。作为权利不平等分配中的“最不利者”，工人只有通过依附于企业管理层才能实现自己的期望。当不平等分配中两极之间的分化不断加重，“最不利者”无法通过法定权利实现期望而又面临生存危机时，他们就会一概地拒绝不平等，最极端的情形就是否定市场经济。总之，“最不利者”在多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组织中的权利是制约其对不平等的态度的关键变量。因此，扩大工人在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中的权利，是中国国企体制改革中的一项较为紧迫的任务。     

当代中国国企工人平等观辨析——以中南地区某国企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国企工人拒绝不平等,是因为收入的不平等分配,以及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中的权利不平等分配不利于“最不利者”———工人。事实上,工人拒绝的不平等并非是纯粹不公正的,但他们却对不平等一概加以拒绝。作为权利不平等分配中的“最不利者”,工人只有通过依附于企业管理层才能实现自己的期望。当不平等分配中两极之间的分化不断加重,“最不利者”无法通过法定权利实现期望而又面临生存危机时,他们就会一概地拒绝不平等,最极端的情形就是否定市场经济。总之,“最不利者”在多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组织中的权利是制约其对不平等的态度的关键变量。因此,扩大工人在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中的权利,是中国国企体制改革中的一项较为紧迫的任务。     

国企改制、员工流动与权力延续——以长江中下游某金属冶炼企业为例

上世纪末,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然而,一部分国企在市场经济中遭遇困境,进而再次改制。在此过程中,国企员工发生了大规模的流动。本文以某金属冶炼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观察企业内管理人员群体、技术工人群体与普通工人群体三大群体的流动。研究发现,国企改制过程中不同群体因资本不同而有些迥异的流动模式,而经营层因拥有政治资本而存在着权力维续。     

国企中层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中的问题

国企中层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对国企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分析了国企中层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机会阶层辈出率研究

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是处于转型中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研究发现,各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阶层辈出率差异非常明显.其中,阶层辈出率最高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其子女的受高等教育机会水平,是阶层辈出率最低的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子女的40.12倍.这表明,现阶段我国社会各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水平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情况,因此,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的严重不公平状况必须得到尽快改善,否则只会加重转型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程度,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发展.     

收入不平等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基于鄂粤城市的实地调查

利用2017年课题组在湖北和广东两省调查的950户进城农民工样本,采用Kakwani个体相对剥夺指数测算进城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实证分析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并对不同群体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1)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处于低剥夺区间,样本收入不平等平均水平为0.277,男、女性农民工分别为0.348、0.227,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更高,教育程度越高的进城农民工收入不平等水平越低,普通工人比其他技术管理人员高;(2)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倾向于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如降低基本生活水平、减少教育和医疗开支等,反之则倾向于采取向正规机构借贷和正式社会支持等低成本风险应对策略;(3)女性、健康状况较差、教育程度低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面临风险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概率更高。研究结论提供了农民工群体风险管理研究的经验证据,可以为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和推动市民化进程提供参考。     

中国城镇社会的阶层分化与阶层关系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利益、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利用2003年度GSS调 查数据,对中国城镇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阶层间关系的分析表明,在资源与机会、社会交往、社会评价、阶层认同 和职业流动上,阶层间的分化日益明显。一个和谐的社会并非一个不存在社会阶层,不存在阶层间不平等、阶 层间冲突或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控制阶层矛盾和冲突的社会。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模型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是国企薪酬制度的重点,影响着企业高管的行为和企业绩效。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含有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了薪酬管制,而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薪酬管制降低了企业绩效,且实证检验支持国有企业绩效的"薪酬管制论"。因此,摈弃对国企高管的行政选拔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中国城镇居民功能不平等计量分析——基于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

以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为基础,利用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对我国城镇居民功能不平等进行测算的计量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功能不平等程度远低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从城镇居民功能不平等计量结果来看,目前我国社会相对稳定,但局面不容乐观,社会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当前我们要关注收入分配不平等,也要关注人们在住房、休闲、人际关系、健康、工作满意度等功能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员工持股:国企改制的理性思考

员工持股计划对促进国企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有重要作用。文章指出现阶段我国国企在实施行员工持股计划过程中存在的如企业产权不明晰、相关法律不健全、员工持股主体及持股专业机构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员工持股比例不尽合理、员工持股福利化和短期行为化等问题 ,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的变异及影响研究

居民收入分配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关注的一大主题。在经济学中,收入分配持续动态表现为子代收入在多大程度上由父代收入决定,也就是代际收入弹性。运用CHNS1989—2011年九轮调查数据,进行适当的样本归并、测量误差修正和可比性调整等处理,可从纵向变动和横向异质性两个层面定量刻画中国居民收入代际弹性的变异特征,并估计分析了代际收入弹性变异对收入不平等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的纵向变动大体呈现出"M型"态势;(2)代际收入弹性在不同收入分布上存在异质性,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显著高于高收入阶层;(3)代际收入弹性异质性对以方差表示的不平等解释力在波动中有轻微上升的趋势,2010年前后的解释程度已接近40%。     

农村收入分配与社会分化

中国农村的收入分配差距正在迅速扩大，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收人分配与社会分化是互相影响的，职业分化影响着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中，农村私营企业主和农村干部阶层是引人注目的两个阶层，同时贫困农民的处境令人关往．民众对收入分配的心理承受能力与客观存在的钱权交易，将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     

国企巡视问责与整改实践中的问题与应对

以八家央企为例，通过分析央企两轮巡视情况报告和整改情况通报，发现国企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党的建设虚化、弱化、淡化和边缘化等问题。为解决国企党建问题，需要对巡视巡察发现的问题进行彻底整改，建强党组织基层战斗堡垒。在此基础上，通过价值目标、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的融合将党的领导嵌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中，实现国企政治、经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立。     

我国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原因探析

我国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人们身份的不平等导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各市场主体的竞争力不同,导致其经济收益的差别;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制度缺位;在分配制度设计上,偏重于激励效率提高而对公平重视不够;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与基本需求品过度市场化同时存在;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乏力等。缓解由此产生的矛盾,一要发挥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调节功能;二要依法规范各种收入分配行为;三要积极扩大劳动就业;四要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为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创造根本条件;五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阶层重塑：土地流转对社会阶层的影响

经验调查呈现出：土地流转与农村社会阶层的关联问题。研究发现：地权变革是农村各阶层利益的再分配与重组过程。已经严重分化的农民及其对土地不同程度的依赖和流转意愿是土地流转在农村实践的社会基础。自发流转塑造出中间阶级,是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其发挥着“中间价值”的功能,这种流转模式基于自愿并使流转双方互利共赢,当前地权变革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土地大规模流转则消解中间阶层,从而引发村治困境及农村社会动荡等系列问题,对这种流转模式,在“过密型”农业仍将继续存在的前提下,必须谨慎对待。     

征地拆迁对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荆门市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城郊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征地拆迁本质上是对土地增值收益在农村各阶层间的再分配过程,它涉及到阶层间的博弈关系,必然对农村各阶层的状况、阶层流动和阶层关系产生影响,重构农村阶层结构。征地拆迁对农村各阶层的影响因各阶层的权力、土地和社会关系差异而不同,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的阶层实现了向上流动,而有的阶层则在经济、声望和职业地位等方面都下降了。征地拆迁中的阶层博弈既促成了精英阶层内部的利益联盟,也产生或加剧了其他阶层与农村体制精英的对立关系,农村阶层关系愈发紧张。     

国企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存在的不成熟性及其对策

国企股份制改造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但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存在几个方面的不成熟和不规范。通过对其不成熟性的分析和探究 ,如何使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走上规范化的道路 ,提出了自己一些粗浅的观点和对策 ,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正常推进与健康发展献计献策     

市场转型与工人阶级意识变迁:一个制度逻辑的解释

通过对西北地区某大型国有企业个案的实地研究发现,市场体制下国企工人的阶级意识源于在劳动过程中权利与利益被削弱或剥夺的过程。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国企工人逐渐从"国有工人"变成了"契约工人",这不仅影响了国企工人的生活境遇,而且影响了国企工人阶级意识的变迁。即国企工人阶级的认同意识从单位认同转向了阶层认同,利益意识从政治利益转向了经济利益,合作意识从一致转向了分化,冲突意识从指向国家转向了指向企业管理者。国企工人阶级意识的变迁深深嵌入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制度逻辑中,而国有企业的劳动关系制度、工资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等核心制度变迁成为国企工人阶级意识变迁的前提。     

对家族企业员工冲突机制的研究

该文认为在家族企业员工中,对应得权利的分配是基于要素的稀缺性原则进行的,由于不同员工对要素拥有的不平等导致了应得权利分配的不平等,并进而导致双方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应得权利的供给则起到缓解双方冲突的作用。应得权利供给越充足,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双方则越有可能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