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当今电视节目中的低俗化现象

本文分析了我国电视节目中存在的低俗化现象,通过阐释“电视节目低俗化现象”的基本含义,进而深入剖析这种现象的表现和成因,并对防止、遏制低俗化现象提出建设性的思路。     

论社会新闻的低俗化倾向

在日益激烈的新闻竞争中,媒体把社会新闻作为制胜的法宝。然而,社会新闻的低俗化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它虽然满足了部分人的欲知心理,但也污染了社会风气,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为受众营造健康良好的舆论环境。     

中国电视媒介低俗化现象透析

当今的中国电视媒介低俗化倾向日益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正常价值观的形成,也不利于电视媒介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电视剧低俗化的生产播出环节考察

电视剧的制播分离使得电视剧交易市场得以存在。电视剧低俗化是国产电视剧市场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归责于单个一方的批评并不能改善低俗化的现状。电视剧低俗化是整个流通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形成完善的市场才能最终推动电视剧的健康发展。     

电视广告低俗化的危害及其监管机制探析

电视广告低俗化已成为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但相关部门对电视广告的管理依然处于探索阶段。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具体的监管实践只能利用行政手段实施事后惩治,结果常常是"不管就乱,一管就死",不利于电视广告和电视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低俗化广告的产生有着媒体自身的原因,有深层的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更有监管不力的原因。     

新媒体空间低俗化现象之样态与道德重构

大数据、5G、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新媒体空间成为社会舆论传播的重要场域,媒体低俗化问题也延伸到了新媒体空间,移动客户端、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应用、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使得新媒体空间低俗化表征日趋复杂多变,"乱象"丛生,给主流意识形态、政府和媒介的公信力以及个体的全面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与危害。新媒体空间低俗化"乱象"的成因在于新媒体信息传播的三重失衡,即新媒体信息的自由生产、传播与用户道德自觉的失衡,新媒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失衡,新媒体技术滥用与社会监管的失衡。从加强内容建设、培养文明自律的网络行为、加强新媒体空间治理、丰富道德实践活动几个方面对新媒体空间进行道德重构,是新媒体空间走出低俗化的出路,也是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由相亲节目低俗化引发的几点思考

从山西电视台的《电视红娘》到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中国电视相亲节目完成了从纯服务类节目到娱乐性节目的演变。出于电视节目的商品性和电视观众＂人性弱点＂之合力的作用,进入娱乐阶段的相亲节目出现了＂拜金＂＂炫富＂等低俗化倾向,造成了放大错误的价值观念、制造浮躁文化、引发纠纷、践踏社会公德等负面影响。为使相亲类娱乐节目健康发展,政府应强化监管,媒体应严格自律,也可借鉴国外实行的电视分级模式,以削弱不良影响。     

网络文化低俗化论析

网络文化低俗化现象是当前中国网络文化发展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娱乐至死的恶搞文化、出口成"脏"的聊天文化、低级趣味的色情文化、窥探隐私的搜索文化、封建迷信的算命文化、荒诞不经的谣言文化。网络文化低俗化现象是有害的,当前应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一是健全网络文化管理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网络法治环境;二是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引导,积极打造网络文化民族品牌;三是提高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发挥"后发优势";四是倡导网络行业协会自律,推进网络文明建设;五是培育网络文化人才队伍,完善网络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机制;六是政府主导与多元参与相结合,建立网络文化综合评价体系。     

高校校园文化低俗化倾向的根源、危害及对策

高校校园文化低俗化倾向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价值观及其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影响,还淡化了学校的学术氛围。高校校园文化低俗化倾向的产生的根源涉及方方面面,主要跟社会大环境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学校教育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以及大学生身心特点等有关。高校校园文化低俗化倾向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先进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高校需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抵制有害文化和腐朽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影响。     

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成因与博弈效应

我国电视娱乐节目中的低俗化现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以电视娱乐节目的历时性发展为个案,分析说明国家、市场、社会等力量在电视娱乐节目的各发展阶段中是如何先后入场,这些力量又是如何演变和相互抗衡,并不断推进电视娱乐节目中的低俗现象发展,形成当今低俗化这一社会问题的。     

当今传媒低俗化的深层原因及其治理

近年来，由于传媒竞争的加剧、传播观念的扭曲、传媒人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以及监管的缺失，传媒低俗化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治理传媒低俗化，应将党的领导和政府监管、传媒自律、行业规范、公众监督以及提升公众传媒素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遏制传媒低俗化的网络式的制约机制体系。     

网络低俗化炒作乱象的伦理之思

网络空间存在的低俗化炒作之风,从本质上来看,是由文化失范引致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敢于向网络低俗化炒作乱象“亮剑”事关文化昌盛和国运兴衰。网络低俗化炒作乱象冲击着人们的伦理底线、加重了人们的道德焦虑、加速了人们的异化程度。这些伦理危机的产生,与信息传播受众缺乏必要的理性自觉意识、注意力诉求者缺少起码的人伦价值底线、网络新闻工作者缺失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相关。为此,有必要采取增强公共理性精神、培养正确价值导向以及建构现代传媒伦理等方式,对网络低俗化炒作乱象进行有针对性的伦理治理,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上精神家园。     

广播电视节目低俗化治理——基于美、英、日三国的比较研究

自全球性的公共服务领域放松规制以来,广电节目低俗化愈演愈烈,危害到了人类社会的道德文明和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已成为世界各地区共同面对的问题.广电节目低俗化也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美、英、日三国的经验,节目低俗化治理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而又长期的任务,任何单一的治理措施都只能发挥一定的治理功效,而不可能解决节目低俗化的全部问题.为此我国广电节目低俗化治理须要改变目前以行政为主导的治理模式,而将立法限制、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结合起来,让政府、社会、媒体自身都共同参与、相互配合、多元共管,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效地治理广电节目的低俗化而保证其品质.     

报告文学:文体的时代尴尬——对报告文学"生存艰难"的本体质疑

报告文学在我国20世纪的历史上,曾经起到过重要的社会传播作用。但进入90年代后期以来,报告文学在社会文学生活中的价值愈来愈低。不仅报告文学不再有80年代和20世纪其他年代里的那种辉煌,甚至到了少有人问津的地步。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人愤愤,也有人激辩。事实上,报告文学所以会在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期出现生存尴尬,主要是由于其“文体”上“不三不四”的“出身”造成的。由于这种既文学又非文学,既新闻又非新闻的本性特征,客观上造成了社会接受的价值障碍。现在,报告文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们有必要将它交还给历史。     

聚集"三农":新世纪报告文学的题材拓展

新世纪报告文学继续在题材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其中最集中、突出的是农民与土地问题或"三农"问题.这一题材创作,不仅是近年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一大热点或一大景观,甚至还构成了整个文学界或整个社会的一股思潮.其中影响最大或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何建明的<根本利益>,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胡平的<战争状态>,赵瑜、胡世全的<革命百里洲>和朱凌的<灰村纪事>与魏荣汉、董江爱的<昂贵的选票>等.它们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再度繁荣,而且对中国文坛和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究竟要不要精神的底线?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道德形而上主义:反思百年文学"启蒙"问题的可能与限度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从《根本利益》看当代报告文学的与时俱进

《根本利益》的新收获与新突破,在于它把握时代精神,提炼出了全新的时代主题;在于它对批判与歌颂的有机融合与全新处理。它表现了报告文学在新世纪的新的审美趋向。从《根本利益》可看出当代报告文学在挖掘时代主题和探索批判与歌颂方面与时俱进的发展线索。     

论20世纪30至70年代报告文学型态

20世纪 30～ 70年代政治文化全面制导着社会生活。报告文学特殊的体性与主体特殊的构成 ,使报告文学作家在政治归属与文学取向的选择中 ,更多地走向了政治。写作主体的单向归属导致报告文学歌颂———批判两极模式的生成。这种模式的存在有着某种历史合法性 ,但是它的极端形式具有价值评判单一化、现实反映片面化以及歌颂的反理性倾向     

宗教与现代性:"批判佛教"之观念史解读

文章对“批判佛教”思潮进行了观念史解读。批判佛教的核心理念是“缘起”-“基体”的对诤,前者被解释为现代性运思方式,后者为“非现代性”思维,具体表现为“性觉”观和“如来藏”思想。“批判佛教”主旨是立足于现代性的叙事脉络对东亚传统佛教思想失语状况进行反思,并进入到日本社会领域之中,批评了“基体”说的社会取向一“日本主义”、“社会歧视”、“帝制传统”。文章最后探讨了批判佛教的中国语境。